中日交锋后，新加坡转向？黄循财不再提支持日本，反手对日翻旧账

2026年2月15日，德国慕尼黑的争论还没散去，南海边的新加坡，却突然提起了一段84年前的旧账。

一边，是中日刚在慕尼黑正面过招；

另一边，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全面防卫日”公开承认，日本占领新加坡，开启了“历史上黑暗的一页”。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例行纪念，却与他几个月前“放下历史”的表态判若两人。

新加坡，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转向？

慕尼黑一场过招，撕开了旧账的封条

2026年2月13日至15日的慕尼黑，并不缺冲突，却少见这种性质的过招。

在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中日并没有正面辩论，也没有面对面交锋。

但2月14日王毅在“中国专场”的发言，第一次在西方安全论坛的核心舞台上，把日本的问题从“现实政策争议”，直接拉回到历史责任与战后秩序的坐标系中。

这一步，本身就不寻常。

以往涉及日本的争议，多半停留在军费、装备、同盟分工这些技术性议题上，即便触及历史，也往往被当作背景带过。

但这一次，王毅没有选择绕行。

他明确指出，日本现任首相将“台海有事”与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相挂钩，这是战后80年来首次出现的公开表态。

这一说法，直接冲击的是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设定的制度边界。

紧接着，话题被进一步推向历史纵深。

在德国的土地上，王毅将日本与德国放在同一对照框架中。

德国在战后对法西斯进行彻底清算，通过法律禁止纳粹主义；而日本至今仍供奉甲级战犯，政要参拜不断。

这种对比，提醒一个现实问题，历史是否被真正否定，决定了今天安全政策的可信度。

这一发言，没有西方官员当场反驳。

但日本依旧不老实，2月15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指责中方言论“不恰当”，并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交涉。

2月16日，中方没有给其蒙混过关的机会，直接明确驳回所谓交涉，称日本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纯属狡辩，拒绝进入程序性拉扯。

几乎就在中日交锋余波未散之际，新加坡的政治语境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信号。

新加坡的微妙转身：话说得比以往重了

如果只看形式，黄循财在2026年2月15日的表态，很容易被理解为一次“例行纪念”。

毕竟，“全面防卫日”本就是新加坡每年都会郑重对待的国家纪念日，回顾日军占领时期的苦难，并不算意外。

但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说了什么”，而是怎么说、在什么时点说。

黄循财在社交媒体上明确写道，1942年日军攻陷新加坡，“开启了我们历史上黑暗的一页”，那段被占领的岁月给新加坡留下了“沉重却持久的教训”。

并由此引申出一个现实判断：在当今分裂而危险的世界里，没有人会替新加坡守护新加坡，新加坡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套表述，明显比以往更重。

对比之下，差异尤为清晰。

就在2025年11月，黄循财在国际场合曾公开表示，中日应当“放下二战历史包袱”，并称东盟已经走出历史阴影，支持日本在区域内、包括安全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彼时，新加坡的姿态，更接近“调和者”而非“提醒者”。

这种变化，并非偶然。

1942年2月15日，对新加坡来说，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被时间稀释的日期。

那一天，英军投降，日军进城，新加坡从“海峡殖民地的明珠”迅速坠入长达三年多的占领时期。

日军占领期间，新加坡社会结构遭到彻底破坏。

最具代表性的，是针对华人社群的系统性清洗行动。

根据战后调查与学界研究，日军在占领初期展开所谓“肃清”行动，大规模逮捕、审讯并处决平民，遇害者人数以万计。

正因如此，新加坡在独立后，并没有把这段历史简单归入“殖民时代的过去”，而是将其制度化。

1967年，新加坡正式将每年2月15日设为“全面防卫日”。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加坡对任何试图“重新解释历史”的行为，天然保持警惕。

当日本近年来不断推动军事正常化，扩大防务预算，讨论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时，新加坡并非没有听见。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加坡选择的是低调处理，不公开挑战，不正面附和，以保持区域平衡。

然而，当日本开始把台海问题与自身“存亡危机”挂钩，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

为什么是新加坡先转向，而不是其他东盟国家

在东盟内部，新加坡并不是受日本占领时间最长、损失最惨重的国家，却往往是最先在安全与历史问题上给出清晰信号的一方。

这一次的“纠偏”，同样符合新加坡一贯的行为逻辑。

首先，是国家体量与生存逻辑决定了新加坡对风险的敏感度。

作为一个资源有限、纵深极小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对“战略误判”的容错率极低。

对大国而言，历史叙事的模糊可能只是一种政治策略；但对新加坡来说，任何被低估的安全风险，都可能直接转化为生存威胁。

因此，新加坡更倾向于提前示警，而不是事后补救。

当日本开始将台海问题纳入“存亡危机事态”的逻辑框架时，这种表述在新加坡听来，并不只是东北亚的内部问题，而是一个可能外溢至整个海上通道体系的信号。

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要冲，对区域冲突的外溢效应尤为敏感，自然不愿看到任何国家以历史未清算为前提，扩大军事行动的正当性。

其次，是新加坡对“规则与秩序”的执着。

新加坡长期受益于战后国际秩序，对规则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大国。

也正因为如此，它对任何可能侵蚀战后秩序的行为，都会本能保持警惕。

日本若在历史问题尚未彻底澄清的情况下，试图重塑自身安全角色，这在新加坡看来，并不是“正常化”，而是规则被重新解释的前兆。

相比之下，一些东盟国家由于地缘距离、双边关系或国内议题牵制，更倾向于保持沉默或观望。

而新加坡则更愿意用历史语言，去提醒现实风险，因为这是它最熟悉、也最有说服力的表达方式。

第三，是新加坡的外交风格使然。

新加坡很少直接点名批评他国的现实政策，但擅长通过历史、制度和原则表达立场。

这种方式既避免了正面冲突，又能清晰划出边界。

黄循财在“全面防卫日”重提日占历史，表面上是在回顾过去，实质上却是在为当下的安全议题设定前提条件。

这种表达方式，对新加坡来说风险可控、信号明确，也更容易被区域国家理解。

因此，新加坡的“纠偏”并不意味着它要站到哪一方阵营，而是一次自我定位的再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