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队书记到中央委员，他曾任重庆市委书记，后降县委书记

1984年，重庆那边出了桩稀罕事，让人摸不着头脑。

王茂全，本来坐镇市委大院，还是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冷不丁递了个折子，非要去江北县当个芝麻官——县委书记。

从市里的一把手到县里的一把手，从中央委员到基层干部。

按照官场那套论资排辈的规矩，这简直是高空跳水，摔得不轻。

那时候大家都炸锅了，背地里直嘀咕：老王这是栽跟头了？

还是上面要动大手术？

可王茂全心里那杆秤，跟别人不一样。

那年他五十三，身子骨壮得像头牛，经验也攒够了。

在他看来，这不叫丢官，叫回家归位。

这步棋，看着悬，其实稳准狠。

到了江北县，头一只拦路虎就是缺钱。

要想富，先修路，这道理三岁小孩都知道。

要想把江北搞活，通往五宝的那条土路非修不可。

但这银子打哪儿出？

县里库房空得能跑耗子，找市里要？

那是痴人说梦。

按老规矩，这事儿基本就得黄，或者干耗个三五年，等上面发善心拨款。

偏偏王茂全是个急性子，压根没想拖。

他把眼珠子盯在了县里的账本上，瞄准了一块没人敢动的肥肉——全县干部的车马费。

他在县委会上把桌子一拍：把全县干部的交通补贴，直接砍掉一半。

这哪是动奶酪，这是从人家嘴里夺食，甚至是要把饭碗给砸了。

在县一级机关混，这点补贴可是养家糊口的硬通货。

这一刀下去，骂娘的人能排到城门口。

但这笔账，王茂全算得比谁都精：哪怕得罪几百号干部，只要能换来一条把运输成本压低两成的救命路，就值。

真值吗？

太值了。

一年不到，江北通往五宝的大道通了。

全县的货物流转就像换了新引擎，速度蹭蹭往上涨。

转过头，他又在綦江县硬是“抠”出钱来，盖起了老年学校，还捧回了民政部的金字招牌。

这时候大伙才回过味来：这个五十三岁的“下放干部”，不仅没因为丢了官帽消沉，反而在县委书记的椅子上，干出的动静比当市委书记还大。

其实，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劲头，老王这辈子就没变过。

把日历翻回1964年，你会发现，这就是个敢拿身家性命博明天的狠角色。

那年是他接手堡堂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第二个年头。

那时候的堡堂，是川东出了名的穷窝子。

地里全是石头，土层薄得像纸。

数据惨不忍睹：人均亩产不到三百八十斤，社员辛苦一年，分到每个人碗里的口粮才两百多斤。

两百多斤口粮啥概念？

要不是靠国家发救济粮吊着命，全村得饿死一半人。

摆在王茂全面前就两条道：

一条是老路，也是活路：找上面哭穷，多要点返销粮，混一年算一年。

这也是当时大部分穷队长的活法。

另一条是绝路：治水。

为啥说是绝路？

工程太大，搞不定是要出人命的。

南桐公社地形跟迷宫似的，要想把水引进来，得修水库、挖大渠。

算下来，得把十八个大队的上千个壮劳力都填进去，还得连轴转好几个冬天。

在那个饭都吃不饱的年月，把人从地里拽出来搞基建，一旦哪个环节掉链子，或者工期拖久了，那就不光是饿肚子的事，是要出大乱子的。

王茂全偏选了那条绝路。

他不光选了，还赤膊上阵带头干。

这一拼就是四个寒暑。

那四年，堡堂大队跟打了鸡血似的。

先是把大槽水库的毛病治好了，紧接着建成了能装一百万方水的毛里水库，顺手还一口气挖了五口山湾塘、几十亩囤水丘，外加那条五公里长的引水渠。

这么拼命投入劳动力，最后换来了啥？

数字最实在，不会撒谎：全村九成七的地都能自动灌溉。

水一来，粮食产量直接翻番。

社员的口粮从两百多斤窜到了六百多斤，腰包也鼓了四倍以上。

那个常年吃救济的穷村，彻底摘掉了讨饭的帽子。

这不仅是地里的丰收，更是一种玩法的胜利——敢用短期的极限付出，去换长久的活路。

这种拼命三郎的风格，到了1973年又进化了。

那年头全省都在喊“农业学大寨”。

这本来是个政治任务，好多地方就是喊喊口号，把平地刮一刮就算交差。

王茂全不干虚的，他盯上了老鸦颈那片荒山。

那是块硬骨头，坡陡得站不住人，土薄得种不了庄稼，谁见谁摇头。

可老王算盘打得精：只要啃下这块地，耕地面积就能实打实往上涨。

他拉起基建队和突击组，把农科队也拽了进来。

这不是简单的挖土，是绣花活。

他们硬是把那三寸厚的土层，垫到了半米多深。

两个月功夫，二十多亩新梯田像变魔术一样冒了出来。

更绝的是，他还搞配套，良种良法一起上。

等农业部部长沙风来视察时，看到的不是花架子，而是满眼的高产田。

1978年的账单亮瞎眼：堡堂大队粮食总产一百三十多万斤，亩产飙到了一千三百多斤。

这个数，在当年的川东山区，简直就是个神话。

凭着这一连串硬碰硬的政绩，1974年，王茂全坐上了直升机——从大队书记直接干到了重庆市委常委、市委书记。

这种火箭式的升迁，放现在想都不敢想。

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这恰恰说明组织上太缺这种能干事的人了。

可升官后的日子，比修水库难熬多了。

修水库是跟天斗，当大官是跟人斗，跟人性斗。

当了市委书记，老家的亲戚就把门槛踏破了。

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更何况他现在是一方诸侯。

有天他亲姐姐找上门来。

姐姐递过来一份档案，是她儿子的。

意思很直白：舅舅现在是市里的大领导，给外甥谋个好差事，哪怕批个条子，也就是动动笔的事。

在那个讲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环境里，这事儿太正常了，潜规则嘛。

如果不帮，脊梁骨能被乡亲们戳断。

王茂全捏着档案看了半天，最后提笔就写了一个字：“阅”。

然后，原路退回。

姐姐哭哭啼啼走了。

没过多久，亲闺女师范毕业想留城里好学校教书，让他打个招呼。

老王还是那张冷脸，铁石心肠：按规矩办，没后门可走。

外人看他，觉得这人冷血，不近人情，甚至有点六亲不认。

可你要是知道以前的一桩小事，就懂他为啥这么“绝”了。

还在村里当书记那会儿，他亲弟弟偷拿了集体一点草纸。

这事在农村其实不算个事儿，占点公家便宜是常态。

可王茂全知道了，直接开大会点名批评弟弟。

为了几张纸，让亲弟弟当众下不来台。

大伙都觉得他是小题大做。

但这正是老王的高明之处。

他是从泥坑里爬出来的，太知道权力的毒性了。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正是这种近乎洁癖的自律，让他这个市委书记坐得稳如泰山。

九十年代初，王茂全退下来了。

他又回到了原点——綦江县。

挂着顾问的名头，其实就是个遛弯的老大爷，看着这片土地变样。

当年的堡堂大队，如今梯田里机器轰鸣，电灌站嗡嗡转。

他当年拼了老命修的水利、开的荒地，成了后人吃饭的家底。

2009年7月17日，王茂全走了，享年76岁。

回头看他这一辈子，就俩字：实效。

修水库是为了实效，哪怕苦干四年；砍补贴修路是为了实效，哪怕得罪全县同僚；拒绝亲戚走后门还是为了实效，因为这保住了权力的干净。

从大队书记到中央委员，再到县委书记。

这一起一落之间，没啥个人恩怨得失，只有那个年代共产党人最质朴的逻辑：

哪儿需要搞建设，我就往哪儿搬砖；哪个位置能干事，我就坐哪把椅子。

这种“能上能下”的活法，放到今天看依然扎心。

因为不管世道咋变，像王茂全这样不算计自己利益、只算计百姓饭碗的“账房先生”，永远是稀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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