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婚恋变迁：重家庭转向重个体，重生活转向重情感丨学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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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鲁沛怡

编辑：椰宝

审核：李敏

核心要点：

1. 现在很多女孩子的要求很高，她们不仅看男方家里的子辈情况——有两个儿子的首先排除，有一个姐姐的还可以考虑，因为姐姐能照顾弟弟，还要看父母的年龄——如果父母年纪轻，以后能帮忙带孩子或补贴小家庭，还可以考虑。

2. 从传统角度看，村庄是一个男权比较重的社会，血缘关系以男性为主导，那里有他的“根”,他很容易在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女性很难找到。我常和一些男女青年聊天，过年要回老家上坟祭祖，男性觉得理所当然，但女性会说：“那是你的祖宗，又不是我的祖宗。”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乡愁最浓郁的时刻，也是数亿人从城市回流乡村的短暂交汇点。

然而，当人们满怀期待地踏上归途，往往发现记忆中的“年味”正在消散：鞭炮声稀疏了，走亲戚变成了“完成任务”，曾经热闹的村庄在初一午后便陷入莫名的沉寂。

与此同时，乡村的社会肌理正在发生剧烈震荡：农村婚恋状况发生改变，年轻一代的婚姻变得像快餐一样不稳定，村庄逐渐“空心化”，只留下老人守望。

这些变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又该如何安放自己的乡愁？

腾讯新闻《学人说》春节特别版，邀请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李宽进行分享。作为一名从乡村走出的“80后”学者，他将以社会学的冷静与游子的温情，为我们拆解大流动时代下的乡村巨变。

本文系第二篇。

第一篇：“消失”的乡土社会：80后社会学者分享他的年俗与乡愁 | 学人说

第三篇：农村80后的美丽乡愁：“消失”的乡土社会和“回不去”的故乡丨学人说

学人简介：李宽：社会学博士，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党的建设、基层治理和城乡发展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在《中国研究》《文化纵横》《开放时代》等刊物发表论文、调查报告多篇，出版有《特色小镇》《以地为媒：城镇化的实践机制研究》《田园五镇：长三角一体化中的乡村振兴》等著作。2025年10月出版新书《西村往事：80后的村庄记忆》。

乡村婚恋的震荡：从“凑合过”到“说离就离”，婚姻的稳定性越来越低

《学人说》：聊完春节的习俗与变化，我们再聊聊另一个问题。您在书中写到了“人生四事”，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结婚与生育，这也是春节期间讨论比较热烈的话题。一方面，现在的年轻人回家免不了被家长催婚；另一方面，结婚的成本似乎特别高，高价彩礼、“三金”、有车有房等要求，常常成为矛盾的焦点。想跟您探讨一下，您觉得乡土社会的婚恋状况、观念或实践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前是什么样的，现在可能走向哪个方向？

李宽：我觉得婚恋状况的变化是全国普遍发生的，其内在逻辑也相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重家庭转向了重个体。第二，从重生活转向了重情感。第三，从重稳定转向了不稳定。

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原来我们讲“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庭的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在儿女的婚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时甚至可以改变儿女的决定。而现在，父母在婚恋选择中的地位在降低，他们更多地说“听孩子的”，让孩子自己拿主意。

第二，从重生活转向重情感。原来男女双方可能在正式结婚前都没见过几次面，但结婚后慢慢培养感情，还是能过上好日子的。当然这个过程中会有矛盾，很多人会说“要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我早不跟你过了”，但这种话在当时只是说说而已。现在就不一样了，如果年轻人在婚姻中感到不舒心，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可能说离婚就离婚了，父母还不知道，他们俩已经把离婚证拿到手了。

第三，从重稳定转向不稳定。每个时代都有人离婚，但此前村庄里的适婚群体比较少，离婚后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对象，再加上当时很多人会劝和，当事人也会接受意见，虽然家庭有矛盾，但日子还能过下去，问题不大。现在是大流动时代，如果两个人感情不和，说离婚就离婚，所以面临着很多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

《学人说》：您刚才讲到，现在婚姻中父母的主导性没有以前那么强了，但子女的婚姻往往还是需要父母来提供彩礼或资金，很多华北地区的农村家庭如果有两三个儿子，父母的压力就会特别大。您觉得为什么现在结婚的成本越来越高，父母的压力越来越大？

李宽：结婚在任何时代都是家庭的大事，都需要父母付出。只不过原来的付出基本可以接受，付出后也会有稳定结果——孩子结婚后离婚的可能性不大，会接着生儿育女。

但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付出很多，超出了许多家庭的负担能力；另一方面，付出后不一定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可能子女没多久就离婚了。现在有些地方二婚、三婚的女性与头婚的待遇相同，也可以要彩礼、嫁妆，很多仪式都不能省，这也让很多父母感到压力很大。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我感觉有几个原因。

首先是性别比失衡。华北地区传统的生男偏好导致适龄男性多于女性，在农村，每个村里都有光棍，但很少有女性嫁不出去。

其次是女性的流出。随着大流动时代的到来，华北农村就像一个“婚姻洼地”。年轻女性通过考学、打工流向了经济更发达的地区，留下的男性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此外，现在很多女孩的要求很高，她们不仅看男方家里的子辈情况——有两个儿子的基本会首先被排除，有一个姐姐的还可以考虑，因为姐姐能照顾弟弟，还要看父母的年龄——如果父母年纪轻，以后能帮忙带孩子或补贴小家庭，这还可以考虑；如果父母年龄大，对不起，也不考虑。

所以华北地区可能是全国婚姻压力比较大的地方，这跟经济有关，也跟文化有关。

《学人说》：其实这也是导致高价彩礼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您所在的村庄，现在的彩礼大概是什么水平？

李宽：前几年我问过，也听过几种说法，比如“六斤六两”“八斤八两”“万紫千红一片绿”，还有“一动一不动”，“一动”指汽车，“一不动”指房子。不过我没有关注具体数额。

《学人说》：“六斤六两”是什么意思？

李宽：从银行取崭新的百元钞票上秤称，重量要达到六斤六两。现在彩礼基本上都是八万八起步了，没有低于八万八的。

《学人说》：这在全国彩礼地图上来看，其实也不算特别高。

李宽：跟江浙某些发达地区相比可能不算太高。但要想到另一个问题：华北地区很多农民家庭，怎么可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呢？况且这还只是彩礼钱，前面还有前提条件要完成——县城有没有房？家里有没有车？这两样也要花一大笔钱。而且现在的婚礼也和以前大不一样，都要去饭店包桌，还有各种摄像、仪式，这也要花不少钱。总体算下来，开销很大。

《学人说》：您刚才提到女生因为数量少，在挑选对象时选择更多。那反过来看，农村女性的地位是否因此提高了？

李宽：女性的地位总体是在不断提高的，这与婚姻市场、流动时代以及谁是家庭挣钱主体有关。原来家里做主的是父母，土地和金钱都掌握在他们手里。现在随着大流动和务工经济发展，很多年轻人在外面挣得比老年人多，在家里的话语权就大了。再加上婚姻的不稳定性，很多家庭为了留住媳妇，就尽量不让她受气，尽量满足她的要求。

但我们也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农村，男性竞争力较弱，压力很大；但如果男性在县城有份稳定工作，反而比较吃香。有时，一个初中毕业但有稳定工作的男性，可以找到一个本科毕业且有稳定工作的女性婚配。所以说，农村男性压力大，城市女性压力大，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学人说》：这让我想到一篇讨论县城体制内女性的婚配难题的文章，讲这些女性在县城里很难找到比自己更优秀的男生，但又不愿意“向下兼容”。您观察过这个现象吗？为什么这个现象越来越突出？

李宽：这很好理解。现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中，女性比例超过了男性。从大学开始，她们想找一个条件差不多或更好的男同学就不太好找。到了县城后，很多男性早就结婚了，选择范围有限，再加上基层公务员或教师队伍中女性占很大比重，她们的婚恋压力就比较大。

《学人说》：对她们来说，在县城这个环境里，不结婚似乎不是一个特别能被接受的选择，大家普遍还是要结婚的，她们好像做不到像大城市中很多女性那样，选择不结婚、坚持一个人生活。

李宽：对。大城市是一个异质性很强的地方，包容性也强，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是你个人的事，和别人无关。但县城是一个熟人社会。亲戚朋友、父母会不断追问你，周围熟悉的人也会问。如果一个女性长期不结婚，可能会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大家会想“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对女性不太友好。

《学人说》：您觉得为什么现在乡村社会的婚姻稳定性越来越低，离婚越来越多？

李宽：有几个原因。一是现在是大流动时代，和原来不一样。原来离婚后找不到合适的，有各种压力，离婚成本高；现在相对来说容易了，离婚后受到压力，可以选择去另一个地方生活。

二是和刚才的问题有关，男性压力大，女性的压力反而小，因为有更多男性可以备选，当我跟你生活不下去时，还可以跟其他人结婚。

三是现在的女性更注重情感体验，这和原来不一样。第四，我感觉现在很多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或对现代生活的追求和适应，比男性要好一点。很多男性有一种比较木讷或慢半拍的感觉，而女性在这方面走得远一些。比如现在玩短视频、网上购物的很多是女性，她们与新技术的结合比男性好。当女性感觉在这个地方无法满足她的要求或需求时，就可能转向另一个地方。

《学人说》：听起来好像女性一直在前进，而男性要么停滞不前，要么进步速度慢一点，跟不上女性的要求。

李宽：对。我在访谈或聊天时，也明显感觉到女性更适应或更期待城市生活，很多男性会返回家乡，但很多女性不愿意。市场经济天然是个体经济，希望很多人从家庭中走出来。不仅是中国，西方很多国家城镇化初期，第一批走出来的也是女工。从这个角度看，我感觉女性城镇化的速度、程度，比男性要深一点。

《学人说》：为什么女性好像更早“觉醒”，要去追求自己的发展和更好的生活？

李宽：这是个好问题。可能原来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女性是从属于男性或家庭的，她们没有自我发展的空间。但现在条件变了，男性没有太多改变，还是属于村庄、家庭的；但女性有了更多新的追求，就慢慢走出来了。市场化天然与个体化紧密相关，它需要一个能提供劳动和价值的个体。

《学人说》：那反过来，为什么有的男性容易“往回撤”，想回到乡土社会？是因为那里让他觉得比较安全吗？

李宽：从传统角度看，村庄是一个男权比较重的社会，血缘关系以男性为主导，那里有他的“根”,他很容易在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女性很难找到。我常和一些男青年、女青年聊天，比如过年要回老家、上坟、祭祖宗，男性觉得理所当然，但女性会说：“那是你的祖宗，又不是我的祖宗。”

《学人说》：现在城市地区的离婚率也很高，您觉得乡土社会的婚姻不稳定，和城市地区有什么不一样吗？

李宽：婚姻变动在城乡都有共同的上升趋势。但一方面看离婚率，另一方面也要看再婚率——离婚率高的同时再婚率也高，这是共同发生的。我觉得一个城乡的区别是：城市人处理感情问题似乎比较“稳妥”，没有那么多牵绊。两个人感情不和、不在一起生活了，分开后还可以做朋友，共同抚养孩子。但在农村，很多时候离婚要大吵一场，两个家庭的关系就破裂了，接下来对孩子造成的伤害非常大。

我在调研时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感觉很揪心。父母离婚后，孩子跟谁生活好像都不合适。所以很多孩子逐渐孤僻、自闭，有的甚至抑郁。因为在家庭中找不到温暖，他就想在社会上寻找，对同学或朋友有过高的情感期待。但我们知道，小孩子间“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当友谊破裂时，他会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伤害，之后就可能出现极端行为，或对他人的信任度大大降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会迅速去寻找下一段感情寄托，所以很多这样的孩子出现了早婚、早恋，甚至上当受骗的情况。我感觉在这个问题上真的需要慎重。成年人受到的影响可能相对小一点，但对孩子造成的影响非常严重，他内心的创伤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平复，甚至对他未来的人生道路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