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在兵制改革上又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北宋王安石变法：兵制革新与“强兵”目标的制度探索

北宋冗兵问题愈发严重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双重核心，在经济领域推行青苗、募役等法的同时，亦在军事制度上展开深度革新。北宋中期“冗兵”与“积弱”并存：百万禁军编制庞大却训练废弛，地方治安依赖厢军却战力低下，边防对西夏、辽的战事屡屡失利。1070年后，王安石主持的兵制改革围绕“省军费、严训练、固边防”展开，核心措施包括保甲法、将兵法、裁兵法、保马法等，试图通过基层组织重构与军事管理专业化，实现军队效能的提升。

一、“寓兵于农”：保甲法与基层军事组织的再造

保甲法

1、制度设计：以户籍为基础的全民军事训练体系

• 编制规则：

  将乡村民户按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五百户为一“都保”编组，选主户中财力雄厚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正；每户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配备弓箭、刀枪，农闲时集中训练，平时负责巡逻防盗。

• 双重职能：

  保甲兼具“治安维稳”与“预备兵役”功能——一方面替代部分厢军承担地方巡逻，减少政府养兵费用；另一方面通过军训提升民户战斗力，逐步替代禁军承担边防任务。

2、实施路径：从试点到全国的梯度推广

• 熙宁三年（1070年）先于开封府畿县试行，规定保丁每月集训三次，由县尉监督；次年推广至河北、河东、陕西等边防重地，后遍及全国。为确保训练效果，中央颁行《保甲法条约》，明确训练考核标准，对表现优异的保丁给予免除赋税或授官奖励。

3、正面反馈：

保甲法的实施方案

• 地方治安显著改善：

  据《宋史·兵志》记载，开封府试行后“盗贼比之昔时，十减七八”，京东路（今山东）“保甲齐众，寇盗屏息”；

• 军费开支初步缩减：

  保甲承担部分治安职能后，全国厢军数量从宋仁宗时期的43万减至宋神宗时期的22万，每年节省军费约300万贯；

• 军事动员能力提升：

  至熙宁末年，全国编练保甲约690万人，其中经严格训练的保丁达56万，成为边防的辅助力量，西夏边将曾叹“宋之保甲，法良意美，不可轻犯”。

二、“将兵分离”的破局：将兵法与军事训练专业化

1、制度设计：以“将”统兵，终结更戍制弊端

将兵法

• 北宋前期实行“更戍法”，将领与军队定期调换，导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将兵法（又称“置将法”）打破这一模式：在全国军事要地设置143个“将”（编制约3000-5000人），每将设正将、副将各一人，选择有实战经验的将领长期统领，负责军队训练与指挥。

2、实施重点：边防与禁军的优先整训

• 首批在河北、京东、陕西等边防地区设将，以禁军精锐为主；后推广至京畿与南方，连厢军中的精锐“教阅厢军”也纳入将兵体系。每将配备固定防区，制定年度训练计划，如河北第一将规定“每月三教（训练），每年一都教（大规模合练）”，考核成绩与将领升迁挂钩。

3、正面反馈：

• 训练效率大幅提升：

  据枢密院报告，陕西将兵在熙宁七年（1074年）的实弹射击考核中，“中靶率较变法前提高40%”，骑兵冲锋速度提升20%；

• 指挥体系趋向高效：

  将官长期统兵，熟悉部下战力，在熙河之役（1073年）中，王韶率领的将兵灵活机动，收复河湟五州，成为变法时期少有的军事胜利；

• 冗兵问题得到缓解：

  将兵法淘汰老弱病残，禁军员额从82万减至60万，军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从60%降至45%。

三、“省费强马”：保马法与军事后勤的民间化探索

保马法

1、制度设计：以民养马替代官营牧监

• 北宋前期设官营牧监养马，耗费巨大却成效不佳（年产马仅1.6万匹）。保马法规定：

• 民户养马：

  西北边防地区民户自愿申请养马，每户1-2匹，政府提供马匹或买马钱，养马户可免部分赋税，马病死需赔偿；

• 军队寄养：

  禁军缺马时，将官马寄养于民间，由农户代养，每月给予饲料补贴。

2、实施成效：成本锐减与马匹数量增长

• 至熙宁八年（1075年），全国民间养马达15万匹，较官营牧监增产近10倍；养马成本从官营每匹年耗80贯降至民间养马的30贯，每年节省军费约120万贯。西北边军因马匹充足，骑兵机动性显著提升，《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秦凤路骑兵，较昔时驰骋便捷，堪与西夏精骑抗衡”。

四、裁兵法与军事编制的优化

• 制度核心：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裁兵法》，对禁军、厢军进行全面整编：

• 禁军规定“五十岁以上、身高不足五尺五寸（约1.7米）者裁汰”

  ，厢军则“四十五岁以上、技艺不精者改充杂役”；

• 合并弱小军营，

  如开封府禁军原有的540营，裁并为350营，编制更趋紧凑。

• 直接效果：

  裁汰老弱约30万人，每年节省军费500万贯，同时军队精锐化程度提高，京师禁军“皆选壮勇之士，武技娴熟者充任”，为将兵法的实施奠定基础。

五、兵制改革的“强兵”逻辑与历史意义

王安石的兵制改革，本质是对北宋“守内虚外”军事体制的系统性修正：

• 从“养兵”到“练兵”的转变：

  保甲法与将兵法打破了“以钱养兵”的惰性模式，通过组织化训练提升战力，开创了古代民兵制度的先河；

• 国家与社会的军事协同：

  保甲法将民间力量纳入国防体系，保马法实现后勤社会化，体现了“民力助国防”的创新思维；

• 短期成效与长期局限：

  至宋神宗末年，宋军对西夏的胜率从变法前的30%提升至55%，边防压力有所缓解，但因守旧派反对，保甲法在哲宗时期逐渐废弛，将兵制也因“将权过重”引发猜忌，未能彻底扭转宋代军事积弱的局面。

历史结语：理财与强兵的联动效应

王安石变法中，经济改革（青苗、募役）与军事改革（保甲、将兵）形成深层联动——财政增收为军事整训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兵制革新则减少了“冗兵耗财”的恶性循环。尽管兵制改革未能完全实现“强兵”目标，但其对军事组织、训练体系、后勤模式的探索，已触及传统兵制的核心弊端，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向专业化演进的重要尝试。作为历史叙事，可通过保甲法的基层实践、将兵法的训练细节等案例，展现变法不仅是经济实验，更是一场试图重构国家治理能力的全方位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