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荒谬的“血谏”——评《太平年》司马浦撞柱

最近，电视剧《太平年》热播，其独特的历史断代切入、史诗级的内容铺展，复杂的人物剧情、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宏大的战争场面、逼真的服化道设计、严谨的半文言台词以及演员深厚的表演功底……都让人叹为观止。

然而，瑕疵也在所难免。

该剧行至第四十一集，虚构人物司马浦为谏阻赵匡胤诛杀王全斌，以头撞柱、血溅阙庭。镜头慢放，配乐悲怆，赵匡胤匆匆赶来，神情凝重。这是编剧预设的“高光时刻”，试图以文人之死完成对帝王的灵魂叩击。然而，这场戏非但没有催人泪下，反而让荧幕前的观众如坠雾中——连赵匡胤都懵了，何况我们？

这场死谏的荒谬，首先在于它庇护了一个完全不该被庇护的对象。剧中王全斌的罪状，绝非寻常贪渎：入蜀后纵兵劫掠、克扣降兵钱粮、诱杀两万七千余降卒，老幼病弱皆不能免，直接导致蜀地全师雄之乱，十万军民揭竿，朝廷耗时两年、损兵折将方得平定。王全斌之罪，可谓罄竹难书！此等杀降虐民、败坏国政的武夫，在任何一个试图“行太平仁政”的政权中都该明正典刑。然而司马浦却高声宣称“殿上人人有罪”，声称王全斌之过乃是“两百年来武夫擅权”的共业，不应独诛一人。

这一论调看似深邃，实则偷换概念。诚然，五代乱世，骄兵悍将杀降屠城是惯常操作，冯道、郭荣都曾为此困厄。但“世道错了”并不能推导出“顺着世道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更不能成为豁免具体罪责的理由。张彦泽烹杀亲子、石敬瑭包庇恶吏，那才是应当被终结的旧秩序。如果王全斌的屠刀可以因“前人也杀”而免罪，那司马浦所倡导的“太平法”究竟要禁绝什么？难道太平就是不对任何人追责，让所有罪孽在“共业”的托词下一笔勾销。

更令人错愕的是，司马浦选择以死来谏“不杀”。一个以“止杀”为毕生信念的儒者，竟以杀死自己作为论证手段——这本身就是人物逻辑的自我瓦解。你要皇帝珍惜生命，却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你要朝廷废除死刑，却以死刑（自杀亦是杀）来完成谏诤。这种“以血证道”的方式，在废死理念的语境下恰恰构成了反讽。

而这场事件最该死的王全斌，终于未能伏诛，仅被流放羁管，数年后竟获起用。如此罪大恶极者却逃脱了律法的制裁，而数万无辜之人竟白白惨死，这就是司马浦以死换来的结果？试问天下百姓，该如何看待这一场“死谏”？

恐怕，已不能用“荒谬”二字来形容。

编剧的意图不难揣测：试图让司马浦成为赵匡胤的“良心之镜”，用一个诤臣的死谏来推动帝王从杀戮走向怀柔，从“诛戮大臣以夺其权”走向“杯酒释权”。但可悲的是，王全斌一案与削藩收权根本是两码事。前者是维护军纪与律法、维护人道与正义；后者则是新朝的权力分配以及新政的制度设计。把这两件事硬生生嫁接，用一场殉命死谏来掩盖命题的错位，结果就是赵匡胤在灵位前咀嚼黄豆时，观众满脑子只有一个问号——他到底在感动什么？

应该说，《太平年》的创作者太渴望一个高潮、一滴眼泪、一块道德丰碑了，却忘了检验这个高潮是否立得住，首先在于该剧情是否符合人物的内心设定和思维逻辑。当剧中人物的行为不再服从于其自身，而只服务于编剧预设的情绪节点，历史剧便成了一部历史闹剧。

观众不是不能被虚构的情节打动，但虚构也必须服从于最基本的人性逻辑。一个考了四十年科举、以“刀下留人”“仁政爱民”为终身志向的儒生，即使要死，也该为捍卫无辜者而死，而不是为包庇屠夫而死。这场戏的荒谬不在于司马浦殒命，而在于他的死毫无意义，更与“太平仁政”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驰。那两万七千名被王全斌杀害的蜀地降卒，才是真正需要司马浦为之请命的人。可惜，在编剧的镜头里，他们连名字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