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嘉靖三十八年的腊月二十五，还有五天就要过年了，杭州城却突然戒严，十分肃杀。
杭州城的官巷口外设了法场，奇怪的是法场却没有围观的看客。就连死囚也是特别的奇怪，居然是被一个八人的小轿抬上刑场。轿子来到了法场，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这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净海王”，史书记载是横行大洋的“倭寇”大首领王直。
钢刀横空，碧血四溅，一个时代在这道骇人的刀光中终结——那就是王直已经建立的海洋帝国，中国新生的民间海洋资本力量在这片刀光下沉寂了。
很难想象到很多年后再翻开正史中，文字里只有一个横行中国沿海，烧杀抢掠的“倭寇首领”，而令后人唏嘘的是他始终不承认任何的罪名，即便是被囚禁的日子，王直既不认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认为自己是“叛逆”。
他在狱中还写了一份《自明疏》，委婉地将自己表达为只不过是“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的百姓，不仅“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而且，“陈悃报国，以靖边疆，以弭群凶”。除了详细开列自己“为国捍边”的种种事迹之外，还向朝廷提出应开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复为跋扈”的上策。
这份“辩词”被明朝的文臣们认为巧言令色的开脱之辞，所以死亡对他来说是必然的结局。纵观王直一生的行为和胸襟，他没有必要在这份上疏中委曲求全地美化和包装自己。
王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是“海神”还是“倭寇”？在大明中兴的年代里，中国的新型海洋贸易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究竟是怎么枯萎的？
没有明确的官方或者民间的任何资料记载王直的出身，仅仅知道他是徽州府歙县人。诱捕他的大明官员胡宗宪的幕僚谢顾，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记录着王直的生平。
“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在禁锢人口流动的大明朝来说，很难相信王直能安安心心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做个顺民，或者是做个能左右逢源、上下打点的生意人。
徽州之地相当贫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却又十分注重教育，所以出两种人，要么做了状元，平步青云；要么做了商人，金银满钵。所以徽州向来是徽商的大本营。
谢顾在回忆录中说，王直在下海经商前，曾经问其母亲：“生儿时有异兆否？”其母答道：“生汝之夕，梦大星入怀，傍有峨冠者，诧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
王直听了欣喜地认为：“天星入怀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将命我以武胜乎？”
之所以如此问，是因为王直做的生意是下海经商，干的就是九死一生的买卖。命里注定是天星下凡，要干的本就不是小事，那一年是嘉靖十九年。
自此他开始走向大海，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位海洋商人。
而倭寇肆虐早在朱元璋的洪武年间已经有了，而嘉靖时代的倭患开始则是来源于嘉庆二年所发生的日本朝贡船“勘合符”事件，嘉靖二十年的禁海派撤销市舶司，中日贸易彻底结束。对于贫瘠的日本来说，失去正常贸易途径，唯一能使用的方式就是走私。而陷入“战国时代”的日本流民四散，民不聊生，抢劫似乎成了最好的生存之路。
而此时的王直还只是个小商贩，选择南下广东出海到东南洋和日本，刚刚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
“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而王直下海经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间走私贸易最为红火的年份，“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催生了无数以获利为目的的走私商人，这些人是中国第一批新兴的海洋贸易型资本主义。究其来源，不过是严厉的户籍制度下需要果腹生存的农民转化，王直就是其中一位。
提到海洋走私贸易和倭寇之患则不能不提起一个重要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