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共和国》：一本让硅谷睡不着觉的书

内容来源：笔记侠(Notesman)。

责编| 贾宁排版| 沐言

第 9455篇深度好文：3398字 | 11 分钟阅读

商业思维

笔记君说：

你好，我是笔记君。

有一本书，2025年初在英文世界出版，迅速引爆全球政界、科技界和经济学界。最近中信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我连夜读完，心情复杂。

这本书叫《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的未来》。

作者是谁？亚历山大·卡普，Palantir公司的CEO。

Palantir是一家什么公司？你可能没听说过，但它干过的事你肯定知道，帮助美军定位本·拉登，在俄乌冲突中为乌军提供情报支持。这是一家深度绑定国防军工的科技公司，是硅谷里的异类。

为什么说这本书让硅谷睡不着觉？因为卡普上来就开炮，炮口对准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同行。

“硅谷已经迷失了方向。”这是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

今天，我想和你聊聊，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一个美国科技公司CEO的焦虑，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细品。

一、硅谷的迷失：

从造原子弹到做外卖APP

先看一段原文，卡普在书里写道：

“20世纪40年代，联邦政府开始支持一系列研究项目，这些项目最终催生了新型药物、洲际火箭与卫星，以及人工智能的雏形。事实上，硅谷曾经一度是美国军工生产与国家安全的中心。”

这段历史，很多人已经忘了。 硅谷的诞生，不是源于几个大学生在车库里捣鼓电脑，而是源于国家意志。

二战期间，美国海军所有的弹道导弹都产自加州圣克拉拉县。洛克希德、西屋电气、福特航天公司，都在硅谷雇佣数千名员工从事武器制造。

那时候的工程师，想的是怎么帮国家打赢战争。

现在的工程师呢？卡普毫不留情地批判：

“一代创业者披着高远与雄心的修辞外衣，他们改变世界的口号因反复使用而失去了生气，却常常只是募集巨额资本，雇佣大批优秀工程师，去为现代消费者打造照片分享应用和聊天界面。”

这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们天天喊改变世界，改来改去，就改出了个拍照软件？

卡普用了一个词，叫“科技逃避主义”。硅谷用优化外卖、社交算法的小创新，回避了住房、教育、国防等领域里存在的真问题。

二、工程思维：

什么叫“解决真问题”

既然批判了，那卡普认为什么是对的？

他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工程思维。

书里对工程思维的定义很精彩，我摘一段： “在卡普眼中，当代硅谷最致命的迷失，是丢失了‘工程思维’的本质，这种思维绝非单纯的技术能力，而是一套以‘解决真问题’为核心的价值与方法体系。”

什么叫“解决真问题”？卡普举了个例子。

美国枪支暴力泛滥，每次发生枪击案，全国上下就陷入一场无休止的争论：宪法第二修正案到底对不对？普通人该不该有持枪权？

卡普说，这是在伪命题上争论不休。

真正的工程思维是什么？是问：怎么有效监管枪支？怎么针对有潜在暴力倾向的人做好预防？

Palantir尝试与地方警察局合作，把在阿富汗帮助美军反恐的情报技术，用来解决美国大城市的枪支暴力问题。结果呢？被“进步人士”痛批：警方用情报系统会加强对普通人的监控，从原则上就是不可接受的。

卡普愤怒地写道：“这种不作为，其实是建立在某种虚伪的道德之上，是对普通人的痛苦视而不见。

真正的工程思维，应如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所做的那样：面对纳粹核威胁，他们不纠结于‘技术是否道德’的空泛争论，而是聚焦‘如何造出原子弹以遏制战争’的实际目标。”

这段文字，火药味十足。但背后的哲学思考值得深挖：当“政治正确”阻碍了“解决问题”，我们该站在哪一边？

三、为什么说“技术中立论”是一种幻觉？

卡普批判的另一个靶子，是“技术中立论”。

书里有一段话，直击要害：

“作者尖锐批判了‘技术中立论者’，这一代科技创始人与程序员的本能是回避抉择、拒绝站队、不得罪任何人；

这些将软件与人工智能视为人类救赎的精英当然也有信念，但归根到底，他们的信念只有自己及其创造的技术，对于国家整体使命以及存在意义等这个时代的重大议题，他们则唯恐避之不及。”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 你以为技术是中立的，但算法本身就在做价值判断。

每一种算法，都内嵌着关于“何为良善生活”的预设。推荐引擎让人上瘾，是因为它被设计成“最大化用户时长”；社交平台的算法放大极端言论，是因为“极端=互动=流量”。

更危险的是，这些科技精英一边用技术重塑社会，一边拒绝为技术的社会后果负责。他们躲在“技术中立”的盾牌后面，回避那些真正难缠的问题：我们的技术，到底在让世界变得更好，还是更糟？

卡普的结论很直接：“当美国精英继续用‘包容一切’来掩饰精神空虚，就会被夺走下一代能源、芯片与武器的制高点。”

四、重建“科技共和国”

“卡普提出‘科技共和国’这个概念，呼吁精神秩序重建，这也是他为当下的美国做出的诊断：科技应成为重新构建共同信仰、共同命运和国家方向的力量。”

听起来很美好，对吧？

但仔细想想，这里面藏着危险。当科技与国家的结合过于紧密，谁来监督那个结合体？谁来决定什么是“国家使命”？谁来防止“国家使命”被滥用？

卡普自己也很清楚这种危险。他说： “将商业利益与国家使命交织，让市场所能创造的效率与对公共利益的关注相融合，这种构想令许多人心生不安。但追求纯粹同样需要付出代价。”

“追求纯粹需要付出代价”的意思是，你想把科技和政府完全分开可以，但代价就是：政府在关键领域失去创新能力，国家在竞争中落败。

这是一个两难问题。

卡普的选择是： 宁可拥抱危险，也不能接受衰落。

五、中国的读者

为什么要读这本书

一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说了什么，更在于它让你想了什么。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卡普焦虑的，不正是我们正在拥有，但可能还没意识到的优势吗？

看看他在书里反复强调的几件事：

第一，国家意志对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他怀念的是范内瓦·布什时代，是曼哈顿计划，是阿波罗计划，是那些由国家主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代。

第二，工程思维对消费主义的超越。他不满的是硅谷把最聪明的大脑，都送进了消费互联网的“金色牢笼”。

第三，集体使命对个体虚无的拯救。他焦虑的是年轻人失去了“为什么而战”的答案。

这三样东西，我们缺吗？

不缺。

我们有“两弹一星”的传统，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科技报国”的文化基因。卡普在书里反复呼唤的东西，恰恰是我们正在做的。

但反过来想，卡普的焦虑，也是对我们的提醒。

他批评硅谷“在伪命题上争论不休”，我们有没有“在真问题上绕道走”？

他批评科技精英“回避国家使命”，我们有没有“把国家使命当成口号”？

他批评“技术中立论”的危险，我们有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它要么服务于某种价值观，要么被某种价值观塑造？

结语

书的结尾，卡普写了一段话：“重建一个技术共和国，最终需要复兴和重新拥抱一种民族和集体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在整个历史上为人类进步奠定了基础。”

这话从美国人嘴里说出来，多少有点讽刺，毕竟“民族和集体认同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被他们自己搞得体无完肤。

但现在，他们开始反思了。

硅谷的精英们开始意识到：没有国家，就没有他们今天的一切。没有二战时的国防投资，就没有硅谷的诞生。没有冷战时与苏联的竞争，就没有互联网的雏形。

国家从来不是科技的“绊脚石”，而是科技最大的“出资人”和“客户”。

卡普的这本书，是一个信号。

它告诉我们： 全球竞争的逻辑变了。未来不再是公司对公司的竞争，而是“国家科技体系对国家科技体系”的竞争。

谁能把创新转化为国家能力，谁能把科技嵌入制度优势，谁就能主导未来世界秩序。

《科技共和国》这本书，值得每个关心中国科技未来的人，认真读一读。

毕竟，竞争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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