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马的角色

战马似乎首先发轫于西亚或东南欧地区。蔓延到欧洲许多地区伊始，就已在当地颇为重要。但对亚洲游牧民族而言，战马的发展才堪称燎原之火、破竹之势。它对中国人的冲击，虽说比欧洲来得晚一些，对中国史诸多方面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因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外交关系、军事政策、经济繁荣，及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延绵存续，尽皆不乏战马的深刻印迹。

中亚与东南欧草原是历史上多能显露战马因素的地区。但生活在这些贫瘠土地上的并不总是彪悍的马背上的游牧战士。这些地方所知最早的居民似乎还不是牧人，而至少主要是农民；这种农业势必持续耕作于尤为优沃的地域，例如绿洲。家畜的饲养似乎随之而生。叶墨（Karl Jettmar）和詹姆斯·唐斯（James F.Downs）的结论都是，马的驯化技术是在近东发展起来的，并通过亚洲向东传播。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肯定很早就到达中国，因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很可能已在中国东部被驯化。但即使在马作为家畜养殖之后，这也并不意味着养殖者随即成为骑手，更不用说是骑兵了。

唐斯将马用于运输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无疑是最早的阶段）是将马用于牵引，包括拉动战车。第二个阶段是将马用作“移动座位”，仅仅作为一种运输工具来骑。第三个阶段是将马发展成战争的工具。

从第二步到第三步的过渡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以学者对马匹的广泛实操经验出发，唐斯指出为战争训练马匹并非易事。它是一种脾气很好的“代步”动物，而不是“战斗”动物。然而，它必须被教导“面对巨大噪声，跃过栅栏，冲进人群，在人的命令下奔驰，这往往会导致自身毁灭”。

此外，唐斯认为，要发展真正有效的战争坐骑，需要培育出比野生状态下的马更大的马匹。“近代史上唯一已知的野生马种——中亚草原上的普氏野马平均约13掌宽（1掌宽等于4英寸）。”他说，这样的马非常小，以至于其价值“在战争或狩猎中可以忽略不计”。现代的家马则平均有15掌宽，是一种选择性育种和饲养的产物。

在东亚地区早期战马特征的相关资料中，很少提到体型这一因素。但非常清楚的是，战马在速度、敏捷性和耐力方面都大大优于普通马匹。那么，在战争中成功使用骑兵看来显然需要三点：掌握骑马和使用骑兵作战用具的技术；训练战马的技术；以及培育或获得适合骑兵作战的马，这些马必须具备普通马所不具备的品质。

在中国，马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被驯化，在商（公元前1765?-前1123年）、周（公元前1122-前256年）时期驱策于战车。似无确证表明中国在公元前300年之前存在骑马。两本著名的书（通常认为撰于此时）都未提到骑马，毕竟如果骑马普及，想必会有所述及。一则确切记载告诉我们，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的中国北方赵国的武灵王，公然效仿游牧民族的做法，致力于骑马和骑兵作战技术的改进。

骑术的发明时间和地点很可能无法确定。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马匹出现之前，可能早有其他动物作为坐骑。但我们关注的是一种更复杂、更具体的技术：骑射技术。把战马带到中国边境，并迫使中国人疲于奔命的亚洲游牧骑兵同时也是骑射手，而这正是中国人采用的骑射技术。我们现今所知这种技术最早见于生活在西亚和东南欧的游牧民族，而且很可能就是他们最先发展起来的，尽管典型的游牧骑射手形象似乎最早出现于公元前9世纪的亚述浮雕上。

从公元前800年起，骑马的技术在东欧迅速传播。我们似乎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骑射手的技术会通过游牧民族迅速传遍亚洲，但其实渗透到中国边境时似乎非常缓慢。对巴泽雷克墓地——位于阿尔泰山巴泽雷克附近、离蒙古西端不远的5座绚丽的游牧民族首领地下墓葬——的发掘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在不迟于公元前5世纪，该地区就已培育和骑乘优质的鞍马。墓主拥有许多中国物品，并且显然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然而，在中国文献中，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与中国人接触的游牧民族很早就在马背上作战。关于公元前714年和公元前541年的战斗记载中都明确指出，与中国人交战的北部边境地区的游牧部落是步兵。

事实上，直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记载之前，中国文献中可能都没有明确提到骑兵。这场变革颇为周密而详尽。尽管来自骑兵的危险迫在眉睫，中国人却还是抵制骑马，因为这至少要求改穿窄袖短衣，而非中国人眼中象征身份的宽袖长袍。赵王通过软硬兼施的方式成功组建一支骑兵队伍，在保卫国家甚至开疆拓土方面成就斐然。

赵武灵王雕像

虽无更早的相关记载，但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早在此前中国人就已遭遇骑马的游牧民族。初次遭遇的中国人可能会讥之为“夷狄之举”。他们当然不可能理解这一先兆对于中国未来的重要性。同样明显的是，虽然我们只有关于赵国的明确记录，但其他诸侯国想必于同一时期采用骑马技术，甚至更早。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之所以必然湮没无闻，这不过是因为历史学家要未卜先知才能认识到这些事件的重要性。

中国史上所见骑射手现象的顺理成章，或许能证实欧文·拉铁摩尔的论点，后来发现的考古资料似亦支持，即“马匹游牧”不是由任何突然迁移或特定民族的征服带到中国的边疆的。相反，似乎有一场横跨亚洲、从西到东的骑兵战争技术的运动。如果这需要骏马良驹，就必须要么有优良的养殖品种，要么有高超的养殖技术，或兼而有之。

许多学者根据大量证据认为，中国人习自游牧邻居的骑兵作战技术，是从伊朗或其周边游牧地区的一个起源地传遍亚洲的。而伊朗及其周边地区，从很早时代就几乎是传说中的良马宝库。P. N. 特列季亚科夫（P. N. Tretiakov）和A. L. 蒙盖特（A. L. Mongait）指出，“亚美尼亚牧场饲养的纯种马声名远扬，以至于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贡品清单上独占鳌头……亚美尼亚人不得不在密特拉诞辰（Mithra’s holiday）向国王进贡20000匹马驹”。公元前521-前486年在位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者大流士一世（Darius I），其征服使波斯的范围“比中国以西的任何早期帝国都要大”，他自诩波斯是一片“山河壮丽、人强马壮”的土地，因此所向无敌。希罗多德说，大流士及其盟友一致认为，“谁的马在太阳升起后先嘶鸣”，谁就应获得统治权。大流士以此诡计获得王位。这诚属一番传说，但个中所示马的重要性可谓意义非凡。

弗朗茨·汉克在马的早期历史的全面研究中得出结论，培育优良马匹的技艺产生于伊朗以北的西亚大区，包括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地区；他将这片区域称为“图兰”（Turan）。他认为，正是在这里，作为育种目标的骑马类型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得以确立。

在该地区东部边缘的阿尔泰山，坐落着巴泽雷克墓地。这里挖掘出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冻结在坚冰中的马的遗骸，那无疑是已知的保存最完好的早期马。汉克认为，从它们身上，我们可以知道图兰的早期马匹是什么样的。V. O. 维特（V. O. Vitt）对69匹完整的马和另外18匹马的部分骨骼详加研究。他发现，它们的尺寸从128厘米（12.59掌）到150厘米（14.5掌）不等。因此，虽然其中最小的马比一般的普氏野马还小，但最大的则比今天非常珍贵的阿拉伯马所达到的最低高度还高。

尤金·A. 戈洛姆什托克（Eugene A. Golomshtok）写道：“与所有预期完全相反，巴泽雷克马不是西伯利亚发现的世所熟知的野生马类型（普氏野马），也不是短小精悍的吉尔吉斯类型，而是显示出长期驯化养殖的证据，让人想起阿拉伯人发现的赛马品种。”A. P. 奥克拉德尼科夫（A. P. Okladnikov）说，巴泽雷克马是东“方最好品种的优秀骑马，是血统高贵、雄姿英发的乌金骐骥。它们喂食的不是青饲料，而是精选谷物，并饲养于有人照料的马厩中”。

骑马武士像

这些说法大概是指较大的巴泽雷克马，它们与最小的马差别很大，有时被视为进口于阿尔泰西部著名养马地的不同品种。但维特研究认为，这种变化不是由于品种不同，而是由于采用更好的饲养、选择性繁殖、阉割等技术。看来完全有可能的是，随着人们对优良马匹的兴趣增长，出现了育种技术的传播，以及一些优良种群在亚洲的流通。

关于生活在更东边的中国边境游牧民族的马，我们要依靠中国的资料。关于中国本身的马，惜乎信息不全。然而，人们似乎普遍同意，早期中国马的基本种群是普氏野马。毫无疑问，中国人在育种过程中有所改进，并且可能在早期将之与一些进口马匹进行杂交。最近的一项考古发现表明，至少在公元前10世纪，一些中国马与今天典型的“蒙古小马”的构造非常相似。早在公元前14世纪，商代国王的马厩中就有颜色、大小各异的马队。显然，当时已有一定的育种技术。公元前一千年早期的诗歌和文献经常提到具有特殊颜色和特征的珍贵马匹。相马很早就被视为一种特殊技艺；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一部著作就列举了10名“善相马者”。

我们无法确考早期中国马的大小，但有理由相信它们通常较小。迟至公元前146年，中国的御史大夫向皇帝上奏，提议禁止出口肩高超过13掌、牙齿尚未光滑的马匹。这意味着比野生马个头更大的马匹仍颇为珍稀，在老迈之前禁止流出疆域。这样做可能是为了保存适合战争的马匹，而中国通常缺少这种马。

像许多其他族群一样，中国人曾普遍有一种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当年，赵武灵王为了强军而欲胡服骑射。有人批判道，中国本身就是“万物财用之所聚”。然而，中国人似乎从未对马匹执此态度。异域尤其是西陲北地之马，甚至是近在咫尺的敌方游牧民族之马，往往才被奉为优等。

虽然在公元前4世纪之前，东亚的游牧民族似乎尚未被提及，但生活在中国边境的游牧民族蓄马已久。何可思在研究古代中国的马时发现，无法指明中国哪一地区长于养马，因此他得出结论，全国各地都有饲养。确实都有，而中国显然缺乏良马产区。看起来，即使在古代，最好的马匹也通常是从游牧民族获得的。

据载，在公元前9世纪初，中国人对某些北方游牧民族发动攻击，从而缴获1000匹马。公元前538年，中国北方有个国君自恃无敌，因其国物产多马。然而，臣下斥责其自满，并断言马匹（显然指最好的马匹）来自“冀之北”。这个地区的确切位置有争议，但大约位于今天山西省的北端，当时是或许已趋汉化之游牧民族居住的边境地区。公元前4世纪，中原列国逐鹿，人们强调控制该地区的马匹，以及从被称为胡人的北方游牧民族进口马匹的战略重要性。在公元前3世纪，思想家荀子将快马归为“北海”（即中国北部界定模糊的地区）之特产。

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的西汉武帝，俨然富有吸引聚焦之禀赋，若在20世纪大概会为广告业人士所艳羡。为了从大宛获得“汗血天马”，武帝无所不用其极，在公元前100年左右如愿以偿，人们对此所记述研究的可能比中国引进马匹的其他所有史事加起来还要多。这一事件颇为重要，而就马匹获取而言却不甚要紧。与后来的一些进口相比，马匹获得的数量很少。而且，这绝不是第一次从国外获得优质马匹。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铜奔马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人一直疲于抵御被称为匈奴的游牧民族（可能是后来在西方出现的被称为“匈人”者）。匈奴马匹的优越性早已得到承认。在汉武帝登基前约20年，中国官员晁错指出，“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且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从匈奴等族群那里获得一些优质马匹。

据司马迁在公元前100年左右的记载，匈奴人除了饲养大量的羊、牛和马，还饲养一些稀有动物，其中至少有两种似乎是特殊类型的马。这两种马在汉武帝的马厩里数量可观。其中一种叫“”的马，特别有趣。据说它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优良马匹，出生3日就能超其母。这个传说无疑是基于游牧民族坐骑的跳跃能力。东汉有赋云：“驭宛马，鞭。”与宛马并为远征游牧民族的战马。

这些事实使公元前237年大臣李斯向秦王的进言显得饶有趣味。其时一道针对秦国外臣的逐客令，意味着李斯也将被驱除。为抵制逐客令，李斯指出，中国进口的许多东西都是可取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不实外厩”。由此可见，圈养由来颇久。至少，在汉武帝获得大宛马的一个半世纪前，就已有相当数量的运到中国，这一点非常清楚。其时，秦国正向北方游牧民族购买马匹。史料记载，当时有一名商人，向北方游牧民族首领赠送珍奇丝绸，而戎王回赠大量牛马。这让秦始皇大喜，令其比封君，与列臣朝请。这可能也有助于解释中国丝绸如何出现在巴泽雷克墓地的问题。

江上波夫认为，是“最初在咸海和里海沿岸饲养的雅利安马”，甚至认为与汉武帝从大宛获得的马一样属于“汗血马”。他的结论似乎全不足信，但完全有可能的是，东亚游牧民族最好的马进口于西亚。前文已述，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晁错说中国马不如匈奴马“上下山阪”。14个世纪后，马可·波罗（Marco Polo）描述大宛南方的“巴克特里亚马”，所言可谓如出一辙。其言曰：

极目穷览，良骏遍野，影疾恍如星驰，蹄坚宛若铁踣。纵横山间，马儿身驮健勇，超轶叠嶂，万畜不知其所，望尘莫及而不敢竞逐。

汉代最负盛名的将军之一马援（公元前14-公元49年）亦是著名的相马专家。其姓曰“马”，绝非偶然。马氏之祖恰是公元173前3世纪任职于赵国（可以回顾一下，赵属于北方邦国，是史载中国首个使用骑兵之国）的将军赵奢。在一次辉煌的胜利后，赵君封马援祖先为“马服君”。此后，马服君后代便以马为氏。

马援虽长于京城，却历经沉浮，成为北地殷实牧主，饲牛羊马。他投身后汉王朝的勃兴之战，成为东汉开国皇帝麾下的勋将；其女嫁于太子，也成为著名皇后。马援喜爱骑射，也是相马大家。

马援曾将交趾所得骆越铜鼓熔化，铸成马的青铜模型，旨在明确相马之法。在所表铭文中，马援交代其受相马法之师承渊源，道明其师其祖，等等，可以追溯四代。马援铭文还说：“（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

确实如此。好战的游牧民族，骑着他们迅如闪电、膘肥体壮的骏马，成为中国的最强敌手，并持续近两千年之久。就在汉初，当分散的队伍抟聚于一位杰出领袖麾下，他们从星星之火变成了燎原之火。其时，中国尚未实现稳固统一，战争、外交和昂贵的贿赂相结合方可幸免于难。公元前166年，汉朝迎来了多事之秋，匈奴人深入中国领土，掠夺了大量的牲畜和人口，并将他们的细作派到了中国都城的范围内。尽管中国对匈奴竭力招架，但单于在中国境内仍逗留了一个多月，当他撤退时，追击的中国军队未有斩获。

中国人可谓求“马”若渴。汉初，即公元前200年左右，马匹极度匮乏，可能是之前的楚汉相争所致。正如孙念礼所指出，为“军队提供战马成了汉朝经济的沉重负担”。朝廷倾其所能地促进马匹养殖，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变得越来越多。到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已经能够派遣一支由10万骑兵和数十万步兵组成的军队，驰骋北方大漠。他们包围了匈奴单于，但单于最终逃脱。不过，据说中国军队杀死或俘虏了大约8万名牧民。这是一场大捷，却使中国人付出沉重代价。国库耗尽，军队几乎得不到任何奖赏。此外，中国人除了“几万人”被杀，还损失了超过10万匹军马，其中可能包括驮马和战马。人们猜测，造成这种伤亡的原因可能是中国马匹不适应匈奴地区，或者难以满足军务要求。最终，中国人由于缺乏军马而无法在一段时间内抗击匈奴。

汉武帝有诸多计划（事实上他也需要这些计划）来抵御并伺机击溃匈奴。在15岁登基后不久，他听说一个被称为“月氏”的游牧民族被迫从他们以前的家园西迁，定居在大夏（约在今阿富汗一带），他们渴望对劫掠他们财产的匈奴人进行复仇。汉武帝征召使者穿越匈奴所在地区，与月氏建立关系。意气风发的宫廷侍卫张骞，正是应征者之一。他受任特使，并在公元前139年左右带着一百多人的队伍出发。因此，亚洲骑兵的崛起直接造就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探索之旅之一——张骞出使西域。不出意外，张骞被匈奴俘虏，但最终成功逃脱并到达月氏部落。张骞发现他们安居乐业，并不愿意寻求报复，更不愿意帮助中国。深入虎穴后，他在公元前126年左右回到中国，随从人员仅剩一人。

张骞虽然没能与月氏结盟，但亦有所获。他探得的地理知识175有助于中国军队与匈奴作战，皇帝迫不及待地询问张骞所见异域状况。张骞建议与另一个游牧民族——乌孙结盟，他们对匈奴心怀不忿。这一外交努力旗开得胜，所谓礼尚往来，乌孙人送给皇帝“数十匹”马。在这之前，皇帝曾用《易经》占卜，卦象显示他将从西北获得“神马”。当武帝收到乌孙马时，龙颜大悦，称之为“天马”。但此时的中国与大宛有了联系，汉武帝于是得知大宛之马益壮。

这并不出奇，因为此等肥沃的地区位于汉克所说的图兰东南部，他认为那里是优良战马的发祥地。在20世纪初，该地区仍然生产大量的马匹，根据颜慈的说法，“斯基泰人从大宛带来马匹，是波斯波利斯的贡品之一”。汉代的中国人发现，大宛马比他们从乌孙人那里得到的马“益壮”。在体型上，大宛马想必比当时中国常见的马匹高大。公元1世纪的朝廷政书说，“汗血”大宛马“皆高七尺”（63.66英寸，几乎正好16掌）。这比在巴泽雷克墓地出土的最高的马匹高4.5英寸，几乎与现代驮马佩切龙（Percheron）的最低标准一样高。在公元11世纪，中国官方购买的战马最高只有57.73英寸，比一千年前的大宛马矮了6英寸。10世纪的一篇文章说，当时的“官马”（也许是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所骑的马）仍然是这种“极大”的大宛马。

茂陵博物馆馆藏国宝西汉鎏金马

汉武帝的众多使节禀告，大宛人育有骏马，却藏匿而不肯进贡。因此，皇帝派出一支使节队伍，携带金银珠宝去获取这类马。但大宛人认为，中国人远道而来，且穿过人迹罕至的大漠，粮水断绝。汉使只来了几百人，即使如此还常乏食，死者过半，又怎么会以大军兵临大宛呢？而大宛的马是自家珍宝，断不可让与。汉使怒不可遏，大声骂詈，随后离开。面对此等侮辱，大宛人的回应则是攻杀了这些中国人。

皇帝龙颜大怒。他确信3000名中国军士足以踏平大宛，于是在公元前104年派出“数万人”，此次行军得不偿失，仅余几千人到达目的地。他们折戟沉沙，苟生者在两年后回到中国边境。皇帝震怒，下令将任何敢于进入中国的军士当场斩首。同时，匈奴人卷土重来，汉武帝的公卿们恳求皇帝弃置大宛计划。皇命则是把进谏者押入天牢，旋即筹划新的远征大计。厉兵秣马之举使得“天下骚动”。皇帝又派遣6万名士兵，此外还有众多搬运与随从人员。皇帝网罗的牲畜包括10万头牛、3万多匹马，以及数万头驴子、骡子、骆驼。汉军配备了大量弓箭和其他武装，还有充足的食物，即使对于艰苦的沙漠行军，这些仍绰绰有余。皇帝还召派了技艺精湛的水工来改变所围困城池的水道，两名相马师则被派去挑选最好的大宛马。

一支由3万名中国士兵组成的军队最终抵达了大宛。在经过40多天的围攻后，大宛人推翻国王，同意投降并交出部分骏马。中国军队立了一个亲汉的新王，便带着骏马撤军；他们挑选“善马数十匹”和3000多匹次级的种马。汉武帝甚喜，称之为“汗血天马”。据推测，这个名字只适用于最好的马匹。“天”字可能与武帝的宗教或神秘观念有关；至于“汗血”，最合理的解释是，这是寄生虫引起的小创伤。

从大宛缴获马匹的军事努力前后花了4年时间。如果这是皇帝的唯一目的，这些骏马很可能堪称史上最昂贵的马匹。武帝的统治使国家萧条，他的穷兵黩武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毕竟对大宛的远征是最劳民伤财的行动之一。经济损失无法估计。据记载，在前往大宛的所有人员和马匹中，只有1万多人和1000多匹马侥幸回国。

此次宏伟远征的内因众说纷纭。据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追求”。诚然有这一因素；汉武帝广设祭祀，倚重术士，并派出方士队伍去寻访传闻仙人所居的东海蓬莱岛。还有人认为，汉武帝主要是为其军队争取迅捷雄壮的坐骑，从所有的证据来看也确有影响。然而，汉武帝是一个复杂的人物。除了这些动机，他还想要扩大刘汉王朝的影响力和帝王名声而兴师动众。

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汉武帝急不可待地询问他所到访的异域。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

在国内，汉武帝无须遵行“公平交易”，但在中亚的偏远地区，武帝别无他法。前文已述，汉武帝派特使带着黄金万两去购买大宛良驹。但是，当他的提议遭到拒绝，连使节也惨遭毒手时，受挫的就不只是尊严了。在首战出师未捷，折戟大宛后，情况更是愈发严峻。“天子已业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

西汉彩兵马俑

中国首次远征中亚，历史意义非比寻常，部分是出于良马方面的需求。但这只是一个因素，一旦中国人与中亚建立了外交网络，并在中亚的部分地区确立了附属国，进口良马就水到渠成。有学者指出，汉代艺术中的马呈现出两种类型。其中一种被认为是在中亚马大量出现之前中国常见的小型马；另一种则被认为是来自中亚的体型更大、品种更优良的马匹。当然，汉代浮雕中的典型大马与公元前2世纪大夏钱币上描绘的马正如出一辙。

公元前4世纪初，战马在中国尚鲜为人知，然而在公元开始之前，它就已经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凭这一点，游牧民族成了中国的致命威胁，有时他们几乎肆意入侵中原。中国人被迫发展骑兵来对抗游牧民族，尽管为培育战马做出了巨大的经济牺牲，他们仍然不得不从境外获得更多的坐骑。为了获得马匹和包抄匈奴，中国人远赴中亚，开启了中国政治军事史以及对外关系的新篇章。

虽然游牧民族的威胁绵绵不绝，但在汉末，这种威胁大大消解。而到了公元4世纪初，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长期威胁如期而至。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中国北方主要由入侵的游牧民族统治，他们时常划地而治。分久必合，中国再次统一，在唐朝（618-906年）建立后不久，突厥发动一次奇袭，兵临都城，使游牧民族的危险再次浮现。唐朝建立了一支强劲的骑兵部队，但这需要战马。

唐朝初期，据说军队只有5000匹马，但通过积极的育种计划，数十年内这些马增加到70万匹。不过，朝廷对外国马匹的需求仍源源不断。唐朝人认为他们从撒马尔罕得到的马与大宛的“天马”具有相同血统，据说在8世纪中叶，大宛给中国皇帝送来了6匹货真价实的“汗血宝马”，甚至一些阿拉伯马也是由伊斯兰教的使者带来的。不过，唐朝的马大多数源于北方的突厥部落，我们得知一个突厥部落进贡了5万匹骆骢马（grizzled black-maned horse），其余大部分马匹必须购买，而且价格很高。薛爱华写道：“773年，回鹘派遣专使带着1万匹马来售卖。它们的费用超过了政府每年的税收。”

昭陵六骏石刻

马在丝绸贸易中的作用非同小可。据悉早在公元前3世纪，秦国的某个商人就开始寻找独一无二的丝绸赠予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者，并得到大量马牛作为回报。从中国文献可知，他所得的牲畜价值是所送货物价值的10倍。而在公元前1世纪，我们发现一个朝廷高官对本土丝绸的购买力喜形于色，因为这些绸缎可以与匈奴换取中国所需的好马和其他商品，从而“以末易其本”。因此，他说：“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当然，这种情况其实反映的是供给和需求。在匈奴，优质马匹充足而丝绸匮乏；而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不过，马匹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丝绸对游牧民族却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难以避免地反映在交换条件上。

关于9世纪初的情况，亚瑟·威利写道：

每匹马要付50匹丝绸，理论上是50个中国计量单位，由于马匹有时一次到达1万匹，生产如此多的丝绸对长江和淮河流域的丝绸业来说如牛负重，即使改用粗织品，并将绸缎长度削减到30多（假设仍宽松算为40），女工们也无法满足要求。因而回鹘人对他们所得的丝绸怏怏不平，啧有烦言……

这致使中国财政千疮百孔。薛爱华说：“在9世纪早期，尽管中国山河破碎，但1年支付100万匹绸换取10万匹北境淘汰的老马，还是家常便饭。”即使我们对中亚地区丝绸贸易的实际运作情况一知半解，但看来很可能从挺早开始，大部分被游牧民族换马181得到的丝绸，又被他们交易到更远的西方，在那里，物以稀为贵，因距离中国愈远，丝绸的价值水涨船高。

韩干画马

能否掌管战马在安史之乱中颇为重要，尽管最终平乱，却削唐力十之七八。安禄山是一员具有突厥和粟特血统的猛将，成为唐玄宗（712-756年在位）与他著名的杨贵妃的宠儿。玄宗赋予他的职责之一是对唐朝的战马进行广泛管辖。安禄山暗中挑选了最好的战马，并送到他个人管辖的东北地区。因此，当他在755年准备反叛时，便拥有巨大优势。安禄山占领了唐朝都城长安，安史之乱最后在众多外邦军队的帮助下才得以平息，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来自遥远西方的穆斯林。

宋祁（998-1061年）学富五车、政绩显著，对加强中国边境的防御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写道：

西北二敌所以能抗中国者，惟以多马而人习骑，此二敌之长也。中国马少，又人不习骑，此中国之所以短也。……朝廷常以所短御所长，是以十战十负，罕有胜理。今议者但欲益兵破敌，不知无马且不能为兵也。

在另一份奏折中，宋祁指出，虽然中国有大量的骑兵，但有马可骑的士兵无十之一二。

中国诸多贤者能士都专注于如何获得富足良马这一长期问题。这些士人包括白居易（我们倾向于认为他是一位诗人，而忘记他峥嵘的政治生涯）、司马光、王安石、欧阳修，以及其他许多名气稍逊却同样重要的人士。然而，这个问题从未被彻底解决。《清史》所载上谕曰：“历观宋、明议马政，皆无善策。”宋朝（960-1279年）切马之深自有道理，事实上宋朝也因蒙古人的征服而终结。《元史》告诉我们，“元（蒙古）……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

早期主要用于换取马匹的似乎是丝绸，其首要位置至宋时已被茶叶取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需支付金钱；1077年，三司使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指出，战马是需要资金的主要商品之一。而既然茶叶对游牧民族来说供不应求，中国人就可以因势利导地采购马匹。宋朝政府在边境地区设立官方的“茶马司”，以管控向游牧民族出售茶叶以及向他们购买马匹。明、清两朝也设立了类似的“茶马司”。中国政府试图将境外的茶叶价格维持在一个人为的高价，以提高其在马匹方面的购买力。这自然会导致走私，有时未经许可向游牧民族出售茶叶会被判处极刑。

在元朝（1280-1367年）时期，大量的蒙古人定居中原，人们可能会认为训练骑兵的技术在中国已经炉火纯青。然而，似乎没有证据表明的确如此。从明朝（1368-1643年）开始，朝廷对马匹的需求迫在眉睫，并且大力进口战马。明朝建立百余年后，仍然每年进口一万匹马，而在明朝末期几乎仍以这一规模持续进口。即使是由自身曾是骑兵的满族人所统治的清朝（1644-1911年），也继续将马匹进口到“中国本部”。他们并未尝试在“中国本部”饲养马匹以满足这种需求。苏柯仁说：

蒙古人征服中国后，中国人也没有费心地去养马，他们对这些动物的供应依赖于蒙古……中国是四至八岁的蒙古骟马的主要市场，因为蒙古人似乎不愿意割舍母马，他们需要这些母马用于繁殖。恰好来到中国的蒙古母马通常会与驴杂交，生出被认为比马更好、既可作为役畜也可作为驮畜的骡子。

中国未能解决马的问题，内因盘根错节。经济问题无疑是举足轻重的。中国的密集型农业没有给牧场留下多少空间，虽然“中国本部”划出了牧场，但这种做法受到人们非议，理由是它占用耕地，扰乱民生。在蒙古人的征服下，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居民惨遭屠戮，这是前车之鉴，继任的明朝一开始就在国家中部建立了广泛的牧场来饲养军马，但农业用地的需求又使之逐渐减少，直到主要牧场再次出现在以往的边境地区。边境地区很适合作为牧场，却也很容易遭到游牧民族的袭击，有时连马匹都会被劫掠。

元代赵孟頫《相马图》

中国人未能解决养马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欠缺有条有理的方法。已知的是，甚至早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进行选择性育种，而且在公元前就已经形成一套判断马匹品质的方法。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就有了治马的兽医学。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就已有证据表明，在王室和诸多邦国中都有负责采购和饲养马匹的政府官员；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官职很高。秦朝（公元前221-前207年）和汉朝都有专门的官僚机构来监管马政。在汉朝，这个机构相当复杂，负责这个机构的官员在“三公九卿”中排第八位（称为太仆）。随后的朝代都有类似的政府机构，并予以完善，有时还详细阐述。至少早在唐朝时，就有仔细的记录，对官家的每一匹马进行单独登记，并按其品质进行分级。马匹本身也被打上烙印，以显示其产地和品质等级。

不过，所有这些都是关乎筛选最优马匹，我们并不清楚它们的繁殖问题是否得到同样重视。1061年，官居群牧使的宋祁抱怨道，一如既往的做法是允许各种马匹品系育种杂乱。“盖自来马种杂乱，或翁大母小，或翁小母大，配放时不曾拣别，是致无由生得高大好马。”他说，由此生产的马匹无法满足战马的要求。

骑马是强施于中国人的。马成为游牧民族获得的一种新型破坏性装备后，中国人才开始关注，而且似乎一直将马主要用于与游牧民族作战。公元前300年左右，赵武灵王迫使臣民把骑马作为一项军事需要时，遭遇强烈抵触。一个半世纪后，骑兵在中国军队之重要已然日久，晁错仍理所当然地表示，中国人的骑术无法与游牧民族相提并论，而且认为这是以卵击石。迟至公元11世纪，中国北方在经历了接踵而至的游牧骑兵的征服和统治后，宋祁仍写道，中国人“不习骑”。

当然，有些中国人成了杰出的骑手。但有一种印象始终挥之不去：对中国人来说，骑马仍然不属寻常之事，总是带有异域的特性。精良马匹和卓越骑手一般都与西北边境地区联系甚密。在中国艺术中出现的马夫和骑手几乎都被描绘成非中国人的形象，也是令人诧异。中国人知道他们必须拥有马匹，从而郑重地对待这一问题。他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来应对处理，但毫无迹象表明他们对这个任务真正上心。这种淡漠的做法可能会导致事与愿违。任何对马有些许经验的人都知道，除非人马之间心神相通，否则一匹刚健雄壮的骏马也难以风驰电掣。而在建立默契方面，大量的中国骑兵能否比肩从小就以马为生的游牧民族，这值得怀疑。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之前似乎没有管理马匹的官僚机构；在元朝建立之后，蒙古人才沿袭而详定中国马政。可关键是，在此之前蒙古人就已征服中国。

审慎评估马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绝非易事。从早期开始，马186就被用于拉动贵族车辇和士兵的战车，从而受到重视。而在公元前300年之前的某个时期，马的发展阶段呈现承上启下之势，当时已在中亚地区传播的骑兵作战技术传到了中国边境。而西北的“戎狄”突然甚危于前。中国人被迫向他们行贿，与他们通婚，并与他们作战。为了抵御外敌，中国人必须发展骑兵，拥有大量战马品质的高头大马。中国人在培育这种马匹方面不著见效，因此通常需要大量进口。为了获得良驹，以及包抄游牧敌兵，中国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包括一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与中亚的一些民族建立并保持政治、商贸关系。在某些时期，这使中国的宗主权远及西域，并为中国早期与近东和地中海世界的陆路交流提供了条件。

不仅是对外关系，中国的内部历史也受到战马问题的影响。它使得中国重视北部和西部边界，产生的现象和美国历史上与“边境”相关的现象异曲同工。持续不断的购买马匹的需求——常常是从敌人那里购买马匹——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然而，尽管花费巨资、艰苦奋战，在战争中，中国人在骑兵的使用上终不敌游牧民族，这也是中国屡战屡败于游牧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中国人从来不用应对骑兵，抑或应对得游刃有余，则在某些重要方面，其历史进程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本文摘自顾立雅著《道家与中国治道》，马腾、曾志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来源：顾立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