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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除夕前后,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从同僚口中得知蒋介石给侍从室所有人员都发了新年赏赐,上至主任级高官,下至普通侍卫勤务,人人有份,唯独他唐纵,从一开始就不在赏赐名单上。当天晚上,唐纵气愤不过地在私人日记里写下了灵魂质问:人人皆有,我怎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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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大奖,荒唐的风向标
说起这个侍从室,可不是普通的警卫机构,它是1932年蒋介石专为巩固统治设立的核心部门,能踏进这个门槛的人,全是经过千挑万选的亲信。
进入侍从室的人不仅能接触最高机密,更是直接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办事,权力大到难以想象,地方上但凡要呈报情况、打通关节,最便捷的路径就是走侍从室的门路,就连从侍从室出去的人,大多也能在党政军界身居要职,平步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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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蒋介石每年固定的节日赏赐,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福利红包,而是他用来划分圈层、确认亲信的政治标尺。
按照惯例,老蒋的份赏赐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主任级高官能拿到数万元,组长级骨干也有三千至五千元不等,哪怕是最普通的勤务人员,也能领到一笔远超普通官员数月薪资的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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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侍从室的人来说,能不能领到这笔钱,从来都不是钱多钱少的事,而是关乎自己在蒋介石心中地位的政治风向标。领到了,就意味着你还是蒋氏信任的自己人;如果被遗漏了,轻则是总务部门的疏忽,重则就代表你已经失宠,被彻底边缘化。
在这种情况下空手而归,在等级森严的国民党官场,这是比降职更让人难堪的羞辱。
低头拉车,越拉越难堪
唐纵能坐到侍从室第六组组长的位置,也说明了他绝非等闲之辈。他是国民党内资深的老特工,能赢得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靠的不光是对蒋介石的忠心耿耿与埋头苦干,更因为他向来谨慎自持严守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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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纵在情报与谋划工作中勤于思考,最擅长揣摩蒋介石的心理活动,但凡他提出的方案,总能精准踩中蒋介石对特务工作的部署重点,也正因如此,他才成了能接触最高机密的近臣。
就连当时一手遮天的军统头子戴笠,都对唐纵忌惮三分,想方设法要拉拢他,常年以车马费的名义给他送钱,哪怕后来蒋介石与戴笠的关系日渐紧张,戴笠还是把给他的车马费涨到了每月800元,就是想把他牢牢绑在自己的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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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和天天在蒋介石面前刷存在感的戴笠不同,唐纵行事向来低调内敛,只知道埋头做事,不擅长在蒋介石面前邀功表忠心,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也注定了他们在蒋介石那里的存在感,有着天差地别。
唐纵之痛,众人皆有我没有
刚得知自己被遗漏的时候,唐纵还抱着一丝侥幸,他安慰自己,或许是总务部门流程繁琐,发放延迟,也或许是自己公务繁忙,错过了领取的时间。
唐纵身为高级官员,自然拉不下脸主动去问,只能强压着心里的疑惑,维持着表面的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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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后来,唐纵从专门掌管侍从室财务的侍一组组长陈希曾口中,得知了最让他难以接受的真相。
唐纵没有收到这份赏赐不是发放延迟,而是这份赏赐名单上,从一开始就没有他唐纵的名字。
这个消息对唐纵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在日记里先是强装豁达,写着“予夺操于其人之手,有无我如浮云”。
更让唐纵心态彻底失衡的是,当年中秋,蒋介石按例再次犒赏侍从室人员,一众组长里,又唯独缺了他一个。
唐纵心里不是滋味,自己兢兢业业处理机要要务,夙夜在公严守核心机密,忠心不二追随蒋介石多年,换来的却是两次三番的刻意遗漏,换了谁,心里能好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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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唐纵满腹牢骚而心灰意冷的时候,最会察言观色的戴笠,算是逮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戴雨农立刻派人给唐纵送来了两个月的车马费,整整1600元。这一次,唐纵再也不避嫌,不再端着架子矫情自饰,心安理得、痛痛快快地收下了这笔钱。
唐纵收了戴笠钱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他这才幡然醒悟,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疏忽,差点把这个专门用来制衡戴笠的撒手锏,彻底推到了戴笠的阵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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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当年年底,蒋介石特意安排陈希曾,给唐纵送来了整整5000元的新年犒赏,这个金额,远超同级别其他组长的待遇,让唐纵都惊诧不已。
在这之后,蒋介石也重新认清了唐纵的价值,对他委以重任,唐纵最终官至警察总署署长、保密局副局长,成了国民党官场里为数不多的“不倒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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