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前情报上校：先进武器救不了乌克兰？西方从未理解现代战争的“体系对抗”

2026年2月16日，在“Neutrality Studies”频道的一档节目中，嘉宾瑞士前情报官员、作家雅克·鲍德（Col. Jacques Baud）与主持人帕斯卡·洛塔兹（Pascal Lottaz）深入探讨了其被列入欧盟制裁名单的事件，剖析了欧盟将外交政策工具内卷化以进行“法外惩罚”的趋势，并详细解析了西方对俄罗斯军事学说的误读及其带来的战略失败。

法治的崩塌与制裁机制的异化

当前欧洲的制裁机制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性质转变，从原本针对外部敌对势力的外交工具，逐渐演变为针对内部公民的政治打压手段。这种转变的核心在于将“法治”原则替换为一种不受法律约束的行政专断。在传统的法治社会中，政府的行为必须严格限定在法律框架内，任何惩罚措施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证据质证和辩护过程。然而，目前的制裁体系完全绕过了司法系统，由行政机构直接做出裁决。这种做法在本质上创造了一个“法律真空地带”，使得当权者可以在没有任何司法监督的情况下，剥夺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财产。

这种机制的危险性在于它混淆了“外交政策”与“国内法”的界限。外交政策，包括战争行为，通常允许在特定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例如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然而，国内法的基石是保护公民的生命和权利，严禁未经审判的惩罚。目前的局势表明，欧洲正在将用于外部冲突的战争逻辑引入内部治理，对本国或本区域内的居民实施“法外制裁”。这实际上是在和平时期对他国居民实施了一种类似战争行为的打击，彻底破坏了欧洲民主赖以生存的“人身保护令”和“无罪推定”等基本法律原则。

这种“法外惩罚”的模式与美国设立关塔那摩湾拘押中心的逻辑如出一辙。关塔那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美国政府需要一个不受美国本土法律管辖的空间，以便在不受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对嫌疑人进行审讯或关押。欧洲目前的制裁制度正是建立在同样的逻辑之上：通过将特定的个人或实体定义为“制裁对象”，将其剥离出正常的法律保护体系，从而可以在缺乏确凿证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实施无限期的惩罚。这种做法不仅是对法治的嘲弄，更为权力的滥用敞开了大门，使得任何持不同政见者都可能面临“社会性死亡”的威胁。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惩罚机制具有明显的“无限期”特征。在正常的司法体系中，即使是犯罪者，其刑期也是明确且有限的。然而，制裁名单上的个人面临的是一种没有终点的惩罚。尽管名义上会有定期的审查机制，但在缺乏透明度和申诉渠道的情况下，这种审查往往流于形式，制裁措施被自动延期。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受制裁者处于一种永久的焦虑和无助之中，其严重程度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传统的刑罚。这标志着欧洲正在背离其引以为傲的人权标准，向着一种不再受法律羁绊的威权主义滑落。

针对个人的制裁不仅剥夺了其法律权利，更在生存层面实施了“精准打击”。被列入名单意味着银行账户被冻结，个人无法进行任何正常的经济活动，甚至无法购买食物、支付水电费或为车辆加油。虽然理论上存在“人道主义豁免”机制，允许受制裁者使用部分资金维持基本生存，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机制充满了官僚主义的拖延和低效。即便获得了官方的批准文件，银行和相关机构往往也迟迟不予执行，导致受制裁者在数月内陷入生存危机。这种通过经济手段实施的“慢性绞杀”，其残酷性丝毫不亚于直接的人身禁锢。

指控构建的荒谬性与程序正义的缺失

在审查制裁决策的依据时，可以发现其证据基础极其薄弱，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欧盟理事会等机构在构建指控时，并非基于严谨的刑事调查或权威的法律分析，而是主要依赖公开来源的情报。这些所谓的“证据”往往只是互联网上的媒体文章、博客评论甚至是机器翻译的粗糙文本。在这一过程中，决策者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选择性偏见”，他们只选取那些能够支持其预设结论的信息，而完全无视被指控者的原始著作和公开声明，这种做法在本质上是在制造一种政治性的“阴谋论”。

对于雅克·鲍德的指控便是这一荒谬逻辑的典型案例。尽管他出版了多部专著，详细阐述了其对地缘政治和军事冲突的分析，但制裁文件中竟然没有引用任何一句他的原文。所有的指控都基于“道听途说”或第三方的解读，而非被指控者本人的真实言论。这种对原始信源的系统性忽视，暴露了制裁机制并非为了寻求真相，而是为了通过断章取义来罗织罪名。决策机构甚至不需要证明被指控者的言论具有违法性，只需引用几篇带有偏见的网络文章，便可完成“定罪”过程。

这种操作模式的荒谬之处还在于其技术层面的低劣。提供给律师的“工作文件”中，许多证据不仅来源存疑，甚至连翻译都存在严重错误，无法准确反映原文的含义。这种缺乏基本法律素养和专业严谨性的做法，表明制裁决策并非出自专业的法律部门，而更可能是一群行政人员在互联网上进行关键词搜索后的拼凑之作。由于缺乏司法程序的约束，这些充满了逻辑漏洞和事实错误的材料，竟然成为了剥夺一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依据”，这无疑是对现代法律文明的巨大讽刺。

面对这种系统性的不公，法律救济的途径显得异常狭窄。由于制裁属于外交政策范畴，受制裁者无法直接攻击制裁决定本身的合法性，而只能在程序上挑战决策机构。律师们不得不采取一种“侧翼包抄”的策略，即不直接辩护当事人的行为，而是指控决策机构在决策过程中存在程序违规或事实认定错误。这种法律博弈的扭曲性在于，原本应该由控方承担的举证责任，实际上被转嫁给了辩方，受制裁者必须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去证明一个基于虚假信息构建的指控是错误的，这在逻辑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虚幻的战争叙事与现实的战略困境

西方国家在对俄战略上的连番失误，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俄罗斯军事学说的根本性误读。这种误读并非偶然，而是基于一种自我构建的虚幻叙事。西方主流观点长期沉迷于所谓的“混合战争”理论，认为俄罗斯依赖于网络攻击、虚假信息和破坏海底电缆等非对称手段。然而，这一理论的基石——所谓的“格拉西莫夫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被西方学者误解乃至后续主动辟谣的概念。尽管该概念的始作俑者已多次公开承认错误，但西方决策层依然固执地将其奉为圭臬，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对抗策略。

这种对虚构敌人的痴迷，使得西方国家陷入了“堂吉诃德式”的困境。他们全副武装地冲向想象中的“风车”——即所谓的俄罗斯混合战争威胁，却对俄罗斯在常规战争领域的真实能力和战术革新视而不见。这种战略近视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注意力的严重分散。当西方情报机构忙于追踪并不存在的“混合战争”线索时，俄罗斯正在其传统的秘密战线和常规军事领域稳步推进。这种“对着空气挥拳”的行为，不仅无法削弱对手，反而让自身陷入了战略被动的泥潭。

在乌克兰战场的具体实践中，这种认知偏差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西方国家在援助乌克兰时，往往只注重武器装备的数量堆砌，而忽视了作战体系的整合。战争的胜负从来不取决于单一武器的性能，而取决于各军兵种能否整合成一个有机的作战系统。俄罗斯军队汲取了二战时期的经验，将装甲部队、炮兵、步兵和空军深度整合成一个高效运转的体系。相比之下，西方援助给乌克兰的装备五花八门，标准不一，不仅未能形成合力，反而给乌克兰军队的后勤和指挥带来了巨大的混乱。

这种“送装备”式的援助模式，暴露了西方对现代高强度战争理解的浅薄。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提供了先进的坦克或战斗机，就能改变战场态势。然而，缺乏体系支撑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往往只是昂贵的靶子。乌克兰军方曾多次抱怨，西方提供的训练与实际战场环境完全脱节，受训回国的士兵发现自己所学的战术根本无法应对俄军的作战模式。这种战略指导上的傲慢与无知，使得乌克兰军队在拥有大量先进装备的情况下，依然难以在正面战场上取得决定性优势，甚至陷入了消耗战的死胡同。

领导层的非理性与民众的无声抵抗

欧洲当前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失败，更是领导层决策能力的全面退化。现代欧洲的政治精英们似乎已经丧失了深思熟虑和理性分析的能力，转而追求一种“推特式”的即时反应。重大决策不再基于详尽的情报分析和长远的战略考量，而是取决于社交媒体上的情绪波动和短期的舆论压力。这种“快枪手”式的决策风格，导致政策前后矛盾、朝令夕改，像马克龙这样前后言论截然相反的现象已成常态。这种非理性的领导风格，正在将欧洲推向一个危险的未知领域。

为了掩盖决策的失误和战略的无能，审查制度和叙事控制成为了维持统治的必要手段。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自信于其制度的优越性，并不屑于封禁苏联的宣传机构。然而今天，欧洲却不得不通过封锁俄罗斯媒体、制裁异见人士来维持其脆弱的叙事统一。这种从自信到恐惧的转变，深刻反映了当权者内心的虚弱。他们潜意识里已经意识到局势正在失控，因此需要通过制造一个“统一的幻觉”来掩盖现实的裂痕。这不仅是对言论自由的背叛，更是对民主社会自我纠错机制的扼杀。

然而，在官方叙事的铁幕之下，一股无声的抵抗力量正在民众中涌动。尽管主流媒体竭力将异见者描绘成“国家公敌”，但普通民众的真实反应却截然不同。雅克·鲍德的经历证明，制裁并未让他“社会性死亡”，反而让他成为了某种精神象征。来自社会各界的声援信、陌生人长途跋涉送来的食物、街头路人的致意，这些自发的支持行为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反叙事。这表明，尽管官方试图通过强制手段制造共识，但民众依然保留着独立的判断力和基本的道德良知。

这种民众与精英之间的脱节，揭示了欧洲社会深层的裂痕。官方试图通过制裁来“切除”异见声音，却反而激发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正义感。许多支持者将当下的行动比作二战时期的“抵抗运动”，这不仅是对个人勇气的赞赏，更是对当前政治体制日益走向极权的一种本能反抗。这种自发的抵抗精神，或许是欧洲在至暗时刻仅存的希望之光。它提醒着世人，即便在法律被践踏、真相被遮蔽的时代，人类对于正义和理性的追求依然无法被彻底泯灭。最终，历史往往由那些敢于在万马齐喑中发出不同声音的人所书写，而那些试图通过强权压制真理的努力，终将如堂吉诃德冲向风车般荒诞收场。

｜本文首发于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