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父中风瘫痪,表哥在亲友群发起100万募捐,我默默发了个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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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条消息出现在一个普通的周三傍晚,我正蹲在出租屋门口换鞋。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又亮了一下,然后开始连续震动,停都停不下来。

我低头看了一眼,是那个平时死气沉沉的"庄家亲友群"。

群里最后一条消息是表哥庄文博发的,字不多,却像一块石头砸进了我胃里。

庄文博发来消息说:

"爸突发脑溢血,刚做完手术,人保住了,左半身瘫了,后续治疗需要大家帮忙,详情稍后说。"

我愣在原地,鞋只换了一只。

电话铃声响起来,是妈妈沈美珍打来的,我接了。

沈美珍哽着嗓子开口说:"晓棠,你看到群消息了吗?你姑父,你姑父他……"

话说到一半没说下去,那头传来压抑的哭声。

我盯着手机屏幕,一时什么都说不出来。

姑父这个人,是我童年记忆里沉默却结实的一块——他话不多,但每年过年都会悄悄往我口袋里塞一叠钱,从不当着别人的面,好像那只是他和我之间的一件小事。

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揪了一下,疼得很真实。

然后,就在我以为这不过是一场家人之间共渡难关的危机时,事情开始往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方向走去。



那是2023年11月的事。

我叫沈晓棠,28岁,在上海一家外企做行政专员,月薪一万出头,租着浦东一间朝北的小单间,每个月到手的钱交完房租、还完花呗,剩下的攒着等结婚用。

日子过得说不上苦,但也绝对称不上宽裕。

我是从安徽一个小县城考出来的,爸走得早,妈妈沈美珍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到现在还住在县城边上的村子里,靠种地和在镇上打点零工过日子。

家里没什么背景,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亲戚。

勉强算得上"亲近"的,就是妈那边的娘家——我姑姑吴桂枝,和她家的那口子庄德海,还有他们生的儿子庄文博。

庄文博,我表哥,比我大6岁,今年34。

在我们那个县城,他算是混得"出去"的那种人,手里几个工程项目,包个工地、接个装修,这几年据说挣了不少。

他在老家买了房,置了车,前年娶了个媳妇叫钟佳慧,是县城里开美容院的老板娘,两人住的是新小区里的大平层,日子过得排排场场。

我和表哥,从小就不算亲。

不是因为有过什么矛盾,而是他从小被姑姑捧着长大,身边总围着一群拍马屁的朋友,根本瞧不上我这种靠读书、靠助学贷款"逃出去"的穷亲戚。

我考上大学那年,在亲戚聚会上,他喝着酒冲我妈说:

"考个大学有什么用,出去打工还不是一样?"

我妈当时笑着没接话,但我看见她低头夹菜时眼圈红了。

那句话我记到现在,一个字都没忘。

庄文博这个人,不是坏人,但也不是什么好人,他只是那种被一路顺着长大的人,天然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半头,天然觉得自己的事情比别人的事情更重要,天然觉得他开口说什么,周围的人就应该配合着点头。

我从小不喜欢这种人,但碍着亲戚关系,也不得不打交道。

所以当那个"庄家亲友群"突然炸锅,当那条关于姑父中风的消息铺天盖地砸进我眼睛里时,我心里涌起的那种难受,是两种东西混在一起——对姑父这个人的真实心疼,以及一种很难说清楚的警觉。

那种警觉,我当时说不清楚从哪里来,但它就是在那儿,像一根刺,若有若无地扎着。

姑父庄德海那天是在自家院子里晕倒的。

据吴桂枝后来说,他那天早上起来就说头疼,她让他去卫生所看看,他摆手说没事,吃了两片止疼药就出门去院子里劈柴。

没劈几下,人就倒下去了。

吴桂枝听见院子里的动静跑出来,看见老头子侧躺在地上,嘴角往下耷拉,怎么叫都不应声,她腿都软了,跌跌撞撞摸出手机打了120。

县医院的救护车来得还算快,但等到手术做完,医生出来跟吴桂枝说情况时,老太太腿没站住,是被旁边的护士搀住的。

大面积脑溢血,手术做完人保住了,但左半身的功能受损严重,医生说后续要做长期康复治疗,最乐观的估计也要一到两年,费用加起来,没有七八十万是撑不住的。

那天晚上,庄文博发来群消息时,我已经坐在出租屋的床边发了半天呆。

我妈给我打了三个电话,每一个都哭得断断续续,说的无非是"你姑父这辈子太苦了""文博一个人扛不住"之类的话。

我听着,心里堵得厉害。

姑父这个人,在我的记忆里是一种很具体的温暖。

他年轻时是个泥瓦匠,手上全是老茧,讲话声音低,不爱在人前显摆,逢年过节来我们家,总是坐在角落里抽烟,不多话,但也从不拿什么居高临下的姿态压人。

我小时候家里穷,有一年过年衣服都是旧的,他悄悄把我叫到一边,从裤兜里摸出一个信封,塞进我手里,低声说:"买件新衣服穿。"

那个信封我回到屋里才敢打开,里面是两百块,在当时不是小数目。

我把那两百块压在枕头底下放了好几天,舍不得动,后来才交给妈妈。

妈妈当时接过那个信封,看了一眼里头的钱,没说话,只是把信封叠好压进了自己的内衣口袋里,转过身去继续做饭,我看见她的肩膀动了一下。

那个细节我记了很多年,每次想起来,心里都有种说不清楚的酸。

这种人,我是打心底里想帮他的。

但我同时也想起了另一件事——

就在上个月,群里热热闹闹地庆祝过一次,那是庄文博发来的一张提车照。

照片里是一辆深灰色的保时捷卡宴,新车,锃亮,他戴着墨镜倚在车门边,笑得很得意,背景是4S店门口那种铺了红地毯、挂着气球的场景,排场做得足足的。

群里那天的夸赞声一片,什么"文博越来越有出息了""咱家的骄傲",说什么的都有。

我妈当时还私信我问:"这车多少钱?"

我回她说:"贵的,七八十万打底。"

妈妈那边停顿了一下,然后发了个"哦"。

那时候我随手截了一张图存在相册里,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存,可能就是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手指点了一下,就放着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下意识的动作,是有道理的。

第二天一早,群里发生了那件事。

庄文博在早上八点多发来了一条长消息,我是在地铁上看到的,车厢里挤满了人,我一只手抓着扶手,一只手举着手机,把那条消息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他写得很动情,说爸这一病,家里已经把能用的钱全贴进去了,手术费加上目前的住院费,已经花出去将近二十万,后续康复还需要大量的钱,他一个做儿子的,再苦再难也要扛,但实在是一个人扛不住,希望各位亲朋好友能够伸出援手,共渡难关。

消息末尾,他写了一个数字:"目标:100万。"

底下附着一个收款二维码,是他个人微信的收款码。

我站在地铁车厢里,周围是人挨人的早高峰,但我脑子里突然安静下来,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沉。

100万。

不是一个小数字。

我在脑子里快速算了一遍,姑父的手术费、住院费、后续康复费用,加在一起确实是一笔大钱,但这个数字的上限,100万这个目标,是怎么定出来的?

医生说了七八十万,那个100万的缺口是怎么算的?家里原来的存款去哪了?

这些问题在地铁车厢里扑面而来,但我没有地方问,也没有时机开口,只能把它们压下去,继续盯着那个二维码看。

群里当天就有人开始转钱,远亲近戚,来来往往,二三百的,五百的,一两千的,陆陆续续往那个二维码上打。

有个在外地做生意的远亲,转了五千,庄文博在群里连发三个感谢,叫得亲热。

我盯着那个二维码,打开转账界面,停了很久。

我心里做了一道很清醒的算术:我现在的存款是三万八,那是我和对象李嘉明谈了两年,两个人一块儿一块儿攒起来准备凑首付的钱,动一分都心疼。

但我想到姑父那张沉默的脸,想到那个信封,想到他那双粗糙的、干了一辈子活的手,我打开转账页面,输了50,按下确认。

那一刻我没有觉得不好意思,我觉得这50块是我现在能给出去、给得心安的数字。

心安,不是因为我不想多给,而是因为我心里那个说不清楚的警觉,还没有消散。

我没有在群里发任何话,没有解释,没有表态,就那么静静地消失在了那串转账记录里,像一滴水落进了大海。

募捐的消息在群里发酵了两天,越来越多的人打钱进去,庄文博每天在群里做"进度播报",什么"今天到账又多了两万",什么"感谢大家的爱心"。

姿态放得很低,看起来像个焦头烂额但又努力撑着的孝顺儿子。

我妈私下里问过我:"晓棠,你捐了多少?"

我如实告诉她50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妈妈没有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那种沉默里有一丝她说不出口的为难。

我知道她的意思。

在我们那种地方的亲戚文化里,捐50块和捐5000块之间的差距,不只是数字上的,那是关系远近的一种标尺,是会被人在背后说道的东西,是走亲访友时那种拿不上台面的话题。

但我没有改变主意。

我妈最后叹了口气,说:"你自己看着办吧。"

就这么挂了电话。

挂掉之后我坐在工位上,看着电脑屏幕发了一会儿呆,窗外是上海晴天的阳光,照得刺眼。

事情是在第三天晚上开始变味的。

那天我正在加班,手机振动,是妈妈发来的微信消息,语气很急,说庄文博给她打了电话,说还差得很远,问她能不能再凑一点。

我回说:"妈,他跟你说要凑多少?"

妈妈停了一下,回了一行字:"他说,如果我手里有钱的话,能不能先借给他三万,等他那边宽松了就还……"

我看着那行字,手机拿着没动。

三万。

那正好是我妈手里最后一点积蓄,是她攒了好几年的钱,之前说好要用来帮我补贴婚房首付的。

那三万块里,有她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去镇上卖菜的钱,有她冬天顶着霜下地摘棉花的钱,有她一分一分省出来的零钱,是真正意义上的血汗钱。

我把手机放下,深吸了一口气,脑子里开始转。

三万这个数字,从庄文博嘴里说出来,落在我妈耳朵里,那不是一笔借款,那是一道道德绑架的题——你不借,你就是不顾娘家,不顾亲情,不顾一个生死关头的老人。

我重新拿起手机,给妈妈打了个电话。

我平静地告诉她:"妈,你先别动那三万,等我问清楚了再说。"

妈妈在那头犹豫,说:"可是文博说,他爸现在急着用钱……"

我打断她说:"妈,你先等我。"

挂掉电话,我坐在工位上,窗外是上海夜里的城市灯光,我的手机屏幕反着光,相册里那张提车照,还在最近浏览的记录里。

我打开来看了一眼。

深灰色的卡宴,锃亮,一个月前,红地毯,气球,得意的笑。



那天晚上,我给吴桂枝打了个电话。

不是质问,就是找姑姑说说话,问问姑父最近的状况。

吴桂枝那时候在医院陪床,声音沙哑,说了很多,说姑父现在意识清醒,但不能动,每天靠护工帮忙翻身,说话也含糊,认识人但说不清楚话,药费压着,钱哗哗地花出去,她现在脑子里每天想的都是钱的事。

我听着,心里是真的疼,但我把那个疼压着,等她说得差不多了,才轻声问了一句:"姑,家里之前存的那些钱,用得差不多了吗?"

吴桂枝停了一下,那停顿的方式让我心里往下坠了一下。

她轻声说:"早花出去了,家里存的,之前……之前文博说他工程上周转不过来,跟我们借了些,说过两个月就还,后来一直……"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说到后来几乎听不清了。

我说:"姑,他借了多少?"

吴桂枝沉默了将近十秒,那十秒里,电话里只有医院走廊的背景噪音,某一个广播在播通知,某一个家属在远处说话,都很远,很模糊。

然后她开口说:"二十三万。"

我听到这个数字,胸口有什么东西紧了一下,像是有人用手攥住了,攥得很紧,紧到有点喘不过气。

二十三万。

这是两个在农村住了一辈子的老人,用血汗钱一块一块攒出来的,就这么进了儿子的口袋,连个借条都未必打过,说是两个月后还,结果一等等到了老人倒下去的那天,还没影儿。

我把声音压得很稳,没有在电话里发作,跟姑姑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叫她好好照顾自己,挂掉了电话。

放下手机,我坐在那儿,没有动,窗外的城市灯光哗哗地亮着,热闹得像另一个世界。

我想起那辆保时捷。

我想起那个募捐二维码。

我想起妈妈说的那三万块。

我想起庄文博站在那辆深灰色卡宴旁边,墨镜一戴,笑得有多得意。

心里那种愤怒,不是热的,是一种往下沉的冷,冷到骨头里,冷到让人说不出话来。

我坐在那张出租屋的小书桌前,盯着窗外看了很久,很久。

接下来的那两天,我没有在群里说话,只是静静地看。

庄文博每天更新进度,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独自扛着大山的孝子形象,群里的亲戚有几个也开始追加,说"文博太不容易了",说"有这么个儿子,老庄这辈子值了"。

每看到这种话,我就把手机扣过去,盯着天花板。

我对象李嘉明看出来我状态不对,那天晚上视频时问我怎么了。

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说完了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总结,就停在那儿。

李嘉明在那边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你觉得他拿着大家的募捐,其实是想填自己的窟窿?"

我说:"我不知道,我说不准,但你想,那辆车,那二十三万,加在一起,和他说的那个100万,你怎么看?"

李嘉明沉吟了一下,说:"你妈那边的三万,不能动。"

我说:"我知道。"

李嘉明又停了一下,然后说:"晓棠,你要做什么就做,但做之前想清楚,家里人的关系,搞起来不好收场。"

我说:"我知道。"

电话那头他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说:"不管你怎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我没有说话,就那么拿着手机,在黑暗里坐着。

那句"我都支持你",让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松了一下,像是一根长时间绷着的弦,轻轻地缓了一口气。



但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坐在出租屋里,把整件事从头到尾捋了好几遍。

我想的不是要不要出手,而是怎么出手。

我不是那种脑子一热就往上冲的人,我知道亲戚之间的事情,一旦撕破了,就很难再缝回去,那种裂口会在每一个逢年过节的场合里发酵,会蔓延到我妈那里,会让她在娘家再也直不起腰。

但我也知道,如果我不说,我妈的三万块会进去,那些已经打过钱的亲戚会继续打,所有人都在被一个虚假的孝子形象牵着鼻子走,而躺在病床上的庄德海,他辛苦一辈子攒下来的那二十三万,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消失在了儿子的生意窟窿里。

我想到庄德海那双手,想到他塞给我那个信封时的动作,想到吴桂枝那句"二十三万"说出口时的声音,想到我妈一分一分省出来的三万块。

那一刻,我已经不需要再想了。

我翻出相册,找到那张提车照,看了很久。

然后我打开了那个亲友群的输入框。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第五天上午。

我已经把整件事在脑子里过了不知道多少遍,那天早上上班途中,我站在地铁里,看着群里庄文博又发了一条募捐进度更新,说"已到账47万,感谢各位亲友,但还差一半,望大家继续相助"。

我看了一眼那条消息,又看了一眼相册里那张提车照,把两张图并在一起对着看了很久。

然后,我打开了那个亲友群。

我没有骂人,没有发长篇大论,没有质问任何人。

我只是把那张提车照发进了群里。

照片下面,我打了一行字:

"表哥,这是上个月你发在群里的提车照,这辆车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发出去的那一刻,我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了腿上,深吸了一口气。

地铁在继续往前开,外面的隧道灯光一闪一闪地扫过来,我坐在那里,心跳得很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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