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天我坐在婚礼酒席靠后的位置，看着林晓桐穿着婚纱站在吴峰身边。
白色的纱裙拖在红毯上，灯光打下来，她笑得端庄而妥帖。
我端着茶杯，没有喝，只是攥在手心里感受那一点温度。
距离我们分手，已经过去了整整11个月。
前一天晚上，我父亲给我打来电话，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铭铭，你明天去的那个婚礼，是在鸿禧大酒店吗？"
我当时愣了一下，问他：
"你怎么知道？"
电话那头停顿了两秒钟。
父亲的声音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带着轻微的湖南口音：
"我也要去，吴总是我的老朋友，他请我喝喜酒。"
我捏着手机，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开始松动，却还没有彻底塌下来。
父亲在我的认知里，是一个骑着电动车送外卖的普通男人。
他怎么会认识吴总？
他又凭什么，出现在这场婚礼上？
2021年的秋天，北京的风已经带了凉意。
我租住在朝阳区五环外一个老小区里，房间十五平方米，窗户朝北，每天早上起来见不到太阳。
合租的另外两个室友都是外地来的年轻人，一个做快递，一个在工厂。
我们三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早上排队刷牙，谁也不多说话，各自出门各自谋生。
那一年我26岁，在一家中型互联网公司做运营专员，底薪加提成每个月到手大概七千出头。
在北京，这点钱连喘气都费劲。
但我没觉得苦，或者说，我从小就不觉得穷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父亲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诉过我一句话：
"铭铭，做人要低调，钱多钱少都不是你拿出来说的东西。"
我当时不太理解这句话，只是记住了。
公司年会是在那年十月底办的，租了一个小型会议室，弄了点节目，主要是联络感情。
我被拉去和市场部的一个女同事搭档表演，节目是朗诵，很无聊的那种。
她叫林晓桐。
25岁，从江苏一个小县城考出来，在北京漂了三年，脸圆，眼睛大，笑起来左边有一个浅浅的梨涡。
排练的时候她总是记不住词，急了就用手拍自己的脑袋，嘴里嘟囔着：
"怎么回事，这么短的东西我怎么就记不住。"
我把台词写在一张纸上，折好递给她：
"塞兜里，上台前背最后一遍就行。"
她接过去，抬头看了我一眼，说：
"你不紧张吗？"
我摇摇头，说：
"紧张有什么用。"
她笑了一声，低下头去背词。
节目那天我们没出什么大差错，谢幕的时候她悄悄松了一口气。
事后我们加了微信，开始断断续续地聊天。
聊得最多的是工作，她抱怨她们主管布置任务不清楚，我听着，偶尔给点意见。
她问我老家哪里，我说湖南。
她问在北京有亲戚吗，我说没有。
她说自己也是一个人，两眼一抹黑，刚来那年冬天冻哭过好几次。
我说北京的冬天是真的难熬，第一年最难，熬过去就好了。
她说：
"你说话挺稳的，不像刚毕业几年的。"
我没多解释，只说习惯了。
大概是在那年十二月，我们开始以朋友的名义吃了几次饭。
都是很普通的地方，沙县、兰州拉面、偶尔去一次日料连锁。
她点菜的时候会看价格，我注意到了，但没说什么。
那顿日料是她提议的，吃完她抢着买单，我拦住她，说：
"你下次请就行。"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
"你不是那种要面子非得抢单的人啊。"
我说："抢单很累的，正好轮流来。"
她笑着摇摇头，说："怪人。"
那天走出去，路灯刚亮，北京的冬夜冷得干脆，我们各自缩着脖子走，肩膀挨得很近。
我想，这个人挺好的。
年后我们正式在一起了。
不是刻意挑的日子，就是某天晚上吃完饭走回地铁站，她突然问了一句：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算什么？"
我停了一下脚步，看着她。
她低着头，手插在外套兜里，脖子上缩着一圈围巾，耳朵冻得有点红。
我说：
"你想怎么算？"
她抬头看我，那个梨涡若隐若现，她说：
"你要是没想法我就算了。"
我说："有想法。"
她愣了一秒，然后翻了个白眼，说：
"你怎么说话这么没劲。"
我也没解释，拉住她的手，往前走。
她的手很凉，但没有挣开。
在一起以后，她有一次聊到各自的家庭。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坐在她出租屋里吃外卖，电视开着但没人看。
她说她爸在老家开了一个小五金店，她妈做会计，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在读初中。
她说家里供她上大学已经很不容易，她出来就是想让爸妈少操心。
说到这里她顿了一下，看着我，问：
"你家里呢？"
我想了想，没有犹豫，说：
"我妈在老家种地，我爸在北京送外卖。"
她拿着筷子的手顿了一下，没有立刻说话。
停了大约三四秒，她用一种我说不清楚的语气问：
"送外卖？外卖骑手那种？"
我点了点头，说：
"嗯，跑单，赚点生活费，他闲不住。"
她嗯了一声，没再追问。
那顿饭吃完，她没说什么，我也没当回事。
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她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心里打算盘了。
她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或者说，她还没有遇到更好的选项。
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对她是真的好。
她生日我提前一个月问清楚她喜欢什么风格，最后买了一条银项链，不贵，两百多块，但她试戴的时候我看她眼睛亮了一下。
她加班晚了，我骑共享单车去公司楼下等她，带了一盒热豆腐脑，是她说过喜欢吃的那种咸口。
她失眠的时候给我发消息，我陪着她说话，能说到凌晨三四点。
那些日子过得很普通，却也很踏实。
我父亲偶尔给我打电话，我一般走到走廊里接，压低声音说几句，不超过五分钟。
有一次晓桐刚好路过，看到我在讲电话，等我挂了问：
"谁打来的？"
我说：
"我爸，问我吃没吃饭。"
她哦了一声，没再多问。
她也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每次接我父亲的电话我都要走到走廊里去。
这件事我后来想了很久。
如果她当时问了，也许一切都不一样。
但她没有问。
事情开始变，是在我们在一起大概半年之后。
晓桐的妈妈来北京待了一周，说是来看她，实际上是来相看我的。
我请了半天假，提着东西去她临时租的酒店附近的一家川菜馆吃饭。
阿姨长得像晓桐，眼睛大，但看人的眼神比晓桐更直接，带着一种农村妇女特有的精明。
吃饭的时候她问了一圈，工资多少，老家几口人，父母做什么。
我一一回答，没有回避，说到我父亲送外卖的时候，阿姨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
那一顿饭吃完，她没有当面说什么。
但饭后晓桐送我出门，走到路边，她突然轻声问：
"你是不是觉得我妈问了很多？"
我说：
"没有，都是正常问题。"
她犹豫了一下，说：
"我妈说……你家里条件一般，让我想清楚。"
我看着她，说：
"那你呢？你怎么想？"
她低下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抬头，笑了一下，说：
"没事，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定。"
我当时信了。
但那个笑里有什么东西不对，我隐约感觉到了，却没有深想。
差不多同一时期，晓桐他们部门接了一个大客户，叫吴建华，是北京一家做物流科技的中型公司总经理，圈子里有点名气。
他儿子叫吴峰，28岁，以合作方代表的名义频繁来公司开会，走路带风，开着一辆保时捷卡宴停在公司楼下，每次来都往前台放一盒进口糖。
我跟他接触不多，只是在走廊里见过几次，那种人你一眼就认得出来——长相不差，衣服是轻奢品牌，说话有点懒，但对女同事笑起来眼神暧昧。
那种活了二十几年从来没为钱操过心的人，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松弛感。
有一回部门聚餐，吴峰也在，席间有人灌晓桐酒，吴峰伸手挡了，说：
"女孩子少喝，我喝。"
这件事晓桐跟我说的，她说得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我听完没说话。
说什么呢。
那天晚上我在出租屋里躺着，窗外是北京永远不会完全暗下去的夜空，我想起晓桐妈妈看我的那个眼神，想起晓桐说"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定"时候的那个笑。
心里有什么东西慢慢沉下去，沉到一个我不想去摸的地方。
后来有一次我提前下班，去晓桐公司楼下等她，手里提着她爱吃的卤鸭脖和一盒豆腐花。
等了大概二十分钟，看见她和吴峰一起走出来，他们走得很近，晓桐在说什么，吴峰低头在听，保时捷停在路边，灯已经亮着了。
晓桐先看见了我，脚步顿了一下。
我把手里的袋子提了提，朝她走过去。
她接过袋子，朝吴峰说：
"你先走吧，我男朋友来了。"
吴峰看了我一眼，点头，说：
"行，改天聊。"
他上了车，发动机一声，走了。
晓桐站在路边看着那辆车开走，表情有点复杂。
我在她旁边站着，没说话。
沉默了一会儿，她转过头，看了看我手里的袋子，说：
"怎么又买这么多东西。"
声音是温的，但那一秒钟她看那辆车的眼神，我记得很清楚。
两个人之间的裂缝不是一下子出现的。
它是被慢慢磨出来的，像砂纸打在木头上，一遍一遍，直到表面全是划痕。
晓桐开始说一些以前不太说的话。
她说她同事租了朝阳区的新小区，说她闺蜜买了最新款的手机，说吴峰他们公司员工的节日福利丰厚得很。
我听着，不说多也不说少。
有一天她提出来想一个人租房，说合租太挤了，她要换一个单间。
我问：
"现在这个合租有什么问题？"
她说：
"总跟陌生人住着，哪有自己的空间，我就想有个安静的地方。"
我算了算，她说想换的那片区域，一个一居室最少得4500一个月，加上她的水电和其他开销，她的工资每个月剩不下多少。
我说："现在手头不宽裕，要不再等几个月？"
她沉默了一下，说："行。"
就一个字，声音平平的，什么情绪都没有。
那种平静比抱怨更难受。
又过了一段时间，她说想换手机，旧的屏幕有划痕了。
我说："双十一快到了，到时候打折，到时候再买。"
她嗯了一声，又是那种什么起伏都没有的嗯。
我知道她失望了，但我不想说假话，不想说"我买给你"然后下个月吃土。
我们两个都是从家境普通的地方出来的，过日子就得算着。
但我那时候不知道，晓桐并不想"算着"。
她想要的，是一种不用算的生活。
那年十一月底，我们为一件小事起了争执。
起因是她说想去三亚玩几天，我说机票加酒店至少要七八千，现在不合适。
她放下手机，看着我，说：
"赵铭，你知道吗，跟你在一起，我觉得什么都得掂量。"
我说："掂量有什么不对，我们都不是有钱人。"
她苦笑了一下，说：
"有些人就是不用掂量的。"
我没有接这句话。
因为我知道她说的是谁。
那天晚上我们不欢而散，各自回了各自的出租屋。
我躺在那个十五平米的小房间里，盯着天花板上的一道裂纹，心里很沉。
我给父亲发了条微信：
"爸，最近还好吗？"
父亲很快回过来：
"好，你好好干，别惦记家里。"
我看着这行字，想了很久。
父亲每次给我打电话，背景都是一间看起来很普通的办公室，他穿着那件洗了不知道多少遍的深蓝色夹克，说话带着浓重的湖南腔，问我吃没吃饭，冷不冷，有没有好好睡觉。
他从来不提钱的事，也从来不说让我回家。
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要在北京跑单，他说：
"人得动起来，坐在家里烂掉了。"
我当时以为他是说年纪大了坐不住，现在想起来，那句话我理解得太浅了。
那年十二月的一个周六，晓桐说想吃火锅。
我们去了五环边上一家海底捞，点了满满一桌，服务员帮我们庆祝了一个莫须有的纪念日，送来一个小蛋糕。
晓桐对着那个蛋糕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
"挺好的。"
那顿饭吃得很热闹，我们说了很多话，说以后存了钱去云南转一圈，说她弟弟明年中考压力大，说我们公司好像要做一个新项目我可能会调岗。
气氛很好，好到我几乎以为那些裂缝都合上了。
但是饭吃到最后，她变得安静了。
她坐在滚烫的锅子旁边，把一片薄薄的羊肉卷下进汤里，看着它慢慢变色，沉默了很长时间。
我叫了她一声，问：
"想什么呢？"
她抬起头，看着我，说：
"赵铭，你觉得我们两个……真的合适吗？"
我心里猛地一沉，但表面没动。
我说："你觉得哪里不合适？"
她低下头，用筷子在锅里搅了搅，说：
"我也说不清楚，就是……我有时候很累。"
我说："什么累？"
她沉默了一会儿，把筷子放下，抬起头直视我，眼睛里那种东西已经很明显了：
"赵铭，我想过了，我们还是算了吧。"
这句话落下来，周围的嘈杂声全部变成了背景音。
锅里的汤还在咕嘟咕嘟地滚，旁边桌有人在大声说话，服务员端着盘子走来走去。
我坐了很久，然后说："好。"
就这一个字。
她以为我会挽留，我没有。
不是不难受，是我没有力气说那些不管用的话。
她走的时候，那件羊毛外套的帽子压着她的头发，她低着头，没有回头。
我坐在那里，把桌上剩下的东西全部涮完了，叫服务员打了一盒骨头汤，提着走出去。
北京的冬夜冷得像刀，我一个人走在路上，汤盒里的热气从袋子里渗出来，暖了一会儿手。
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铃响了很久，他接了，问：
"铭铭，怎么了？"
我说："没事，就是想说一声，你吃饭了吗？"
他那边停了一下，说：
"吃了，你没事就好，早点睡。"
挂掉电话，我站在路边，灯光把影子拉得很长。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北京大得像一口压着我的缸。
分手之后的事，我是陆陆续续从同事那里听说的。
晓桐和吴峰的关系进展得很快。
据说吴峰追人的方式很有一套，直接，大方，不给人犹豫的时间。
他带晓桐去了三亚，那正是我们当时说过却没有去成的地方。
朋友圈的照片里，晓桐穿着碎花裙子站在海边，背后是很蓝的水，她笑着，右手举着一杯椰子，那个梨涡又出现了。
我看了一眼，把手机扣过去，继续工作。
我那段时间换了一家公司，去了一个规模更小但项目更有意思的互联网团队做运营负责人，薪水涨了，工作也忙了很多。
每天早上七点半出门，晚上十一点回来，周末加班是常态。
忙起来的时候，一整天不会想到晓桐。
但偶尔夜里静下来，还是会想起那顿火锅，想起她说"我想过了，我们还是算了吧"时候的眼神。
不是恨，是那种说不清楚的钝痛，像是天气变化的时候一块旧伤隐隐发酸。
父亲那段时间常打电话，问我吃没吃饭，最近忙不忙，偶尔说一句公司有个项目在推进。
我问什么项目，他说：
"物流这一块的，跟北京一家公司谈合作，差不多了。"
我没多想，说：
"那挺好的，顺利点。"
父亲说："嗯，你好好干你的，别惦记我这边。"
他一贯是这样，说不了几句话就把我推回去，像是什么都跟我无关。
大概是第二年春天，晓桐跟吴峰宣布订婚了。
消息是在朋友圈发的，一张两个人的照片，吴峰把手搭在晓桐肩膀上，她靠着他，背景是某个高档餐厅的包厢，桌上摆着玫瑰花。
配文写的是：
"往后余生。"
我点开来看了几秒，退出去，继续刷别的。
同事里认识我们两个的那些人，那天特地来问我感不感觉难受。
我说不难受，他们半信半疑地看着我。
我想说，难受归难受，日子不还是得过吗。
婚礼定在那年秋天，地点是北京郊区的鸿禧大酒店，五星级，据说场地租金一天要好几万。
晓桐给我发了一张电子请柬。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不知道她发给我是什么意思。
也许是想让我看清楚她现在的处境，也许是某种我看不透的心情。
最后我回了一个：
"好，到时候去。"
婚礼前一天晚上，我刚从公司开完会回到出租屋，脱下外套，手机震了。
是父亲打来的。
我接起来，说：
"爸，这么晚了，怎么了？"
父亲的声音很平静，跟以往没什么两样：
"铭铭，你明天参加的那个婚礼，是在鸿禧大酒店吗？"
我皱了一下眉，说：
"是，你怎么知道？"
电话那头停顿了两三秒。
父亲说：
"我也要去，吴总请我喝喜酒，他是我的老朋友。"
我在原地站着，脑子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什么东西要开始松动，但我不知道会松到哪里去。
我说："爸，吴总是吴建华吧，他是做物流科技的，你认识他？"
父亲嗯了一声，说：
"认识，老朋友了，将近二十年了。"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跟父亲的相处模式，多少年来都是这样的——他告诉我的，我就知道，他不说的，他就是不说，我也不追问。
从小到大，他从来没主动跟我说过他的生意，他的朋友，他的圈子。
我以为他只有那件旧夹克，只有那辆二手本田，只有北京普通道路上的外卖单子。
但那天晚上，他说吴总是他二十年的老朋友，说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说"明天要下雨"。
我开口，声音有点干：
"爸，你……你去那个婚礼，是什么身份去的？"
父亲停了一下，说：
"就是去喝喜酒，你别多想，明天正常去就行，别提我。"
我想再问，他那边已经说：
"行了，早点睡，明天早点出发，别迟到了，失礼。"
然后挂了电话。
我站在那间十五平米的小屋里，窗外是五环边上永远吵闹的城市噪声，心跳比平时快了一点。
那一晚上我睡得很浅，脑子里一直有一根弦绷着，不知道等待的是什么。
鸿禧大酒店在北京东郊，开车要一个小时。
我借了室友的领带，穿了一件今年新买的西装，是打折买的，剪裁还行，穿上去不难看。
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了，大堂里摆着鲜花和签到台，礼仪小姐穿着旗袍站在两侧，笑容职业而整齐。
我报了名字签到，找了一个靠后的位置坐下来。
宴席厅很大，圆桌摆了大概三十桌，每一桌上都有摆好的冷盘和酒水，灯光是暖色的，打下来整个场面显得华贵。
我环顾了一圈，没有看见父亲。
晓桐和吴峰站在入口处迎宾，她穿着婚纱，是那种收腰的设计，腰线勒得很细，脸上的妆打得比平时浓，整个人比在公司的时候看起来精致了很多。
她看见我进来，愣了一下，然后微笑，说：
"来了，谢谢你来。"
我递上礼金袋，说：
"恭喜。"
就这两个字，没有多余的。
吴峰在她旁边，朝我点了点头，我也回了一个，进去找到座位坐下。
坐我旁边的是晓桐公司的同事，我认识几个，大家寒暄了几句，话不多。
宴席开始，流程走得很顺，证婚，敬酒，致辞，台上的司仪说话圆润，把整个婚礼包装得热热闹闹。
我吃了几口冷盘，喝了杯热茶，心里那根弦还绷着，一直在往大厅各个方向扫视，想找父亲的身影。
没有找到。
进行到一半，上了几道热菜，宾客席上的气氛热络起来，有人开始敬酒，有人站起来说话，嘈杂声很大。
这时候，吴建华拿起了麦克风。
他站在主桌旁边，五十多岁的人，西装笔挺，头发往后梳得很整齐，开口说话声音洪亮：
"今天是我儿子的大日子，感谢各位亲友到场，我不多说，就说几个我想专门感谢的人。"
他说了两位合作伙伴的名字，说了一位老朋友，然后停了一下。
整个大厅的气氛在那个停顿里安静了一点点，像是有人预感到了什么。
吴建华往靠窗的一桌走过去，手里的麦克风举着，他走到那桌旁边，伸出手，语气里带了一种不加掩饰的敬重，说：
"还有一位，是我的老兄弟，认识快二十年了，今天特地从湖南飞过来，来，这位是我们公司最大的投资方——赵氏控股的董事长，赵国平赵总！"
聚光灯亮起来。
那道光打在靠窗那一桌，打在一个穿着深蓝色夹克的男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