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温水煮青蛙”战术曝光：黄线蚕食加沙53%，西岸剧本重演

在美国斡旋的加沙停火协议中，第一阶段曾明确规定以色列军队需撤回至所谓的“黄线”之后；若哈马斯解除武装并交出武器，第二阶段以色列将完全撤出被占领的加沙地带。我们在加沙的真实生活境遇，却毫无悬念地戳破了协议中关于以色列“既不占领也不吞并家园”的谎言。

作为一名在加沙挣扎求生的记录者，我不仅撰写第一手目击报道，还投身于人道主义组织。我们致力于接触那些最边缘化、最贫困的人群，通过提供饮用水、每日膳食、毯子、帐篷和食品包等维持生命的物资，来缓解那重重叠叠的苦难。我们的每一次救援行动都经过审慎选择，根据各收容所内家庭的需求程度和脆弱性来精准投放。

当投身于这项事业时，我内心深处便清楚，这可能意味着要直面另一种形式的恐怖。我必须全盘消化那些无法回头的毁灭感，在温暖地抚慰颤栗的身躯、倾听那些无休止且令人心碎的故事时，将个人的痛苦暂时搁置。

在脆弱的停火状态下，我和同事意识到，穿梭于加沙南北中部的救援行动，本质上是将生命置于前线。种族灭绝随时可能卷土重来，但民众对援助的渴望压倒了我们内心所有的恐惧。

此前我们曾多次在汗尤尼斯执行任务。彼时，“黄线”从加沙北部南端延伸，切断了中部地区，横穿汗尤尼斯直至拉法郊区。这条界线已将加沙53%的土地置于以色列控制之下，从人口统计学和地缘政治层面进一步加深了加沙的分裂。

汗尤尼斯五号大街上，黄色的水泥块昭示着不断推进的蚕食。当时我们的车辆虽停在所谓的“安全区”，距离黄色警戒线仅几公里，但这依然是一道致命的边界——以色列军队会射杀任何天真靠近或试图越境的人。

每当团队为了抵达目的地而被迫经过此处，我都会想起那些死于“黄线幻觉”和所谓安全区陷阱的人。以色列从未遵守过那些旨在保护生命的距离规则。他们不断扩张触角，不断压缩我们那本就名存实亡的安全空间。

2026年1月21日，包括司机、领队、摄影师、实地主管和我在内的团队，载着1000份膳食离开慈善厨房，准备前往汗尤尼斯的临时收容所。我们沿着萨拉赫丁路行驶，却惊觉“黄线”正处于变动之中，它已侵入了几天前我们还能自由通行的区域。

在某个瞬间，我们迷失了方向。由于“黄线”不断向前推进，吞噬了更多的土地，它的标识变得模糊不清。我的心跳加速，目光疯狂地扫描四周，却辨认不出任何黄色标识。

司机声音颤抖着说：“我担心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越过了黄线。”为了职业安全，团队成员均要求匿名。目前，以色列已经禁止37家人道主义组织在加沙开展工作。

最令我们惊恐的是四周空无一人，唯有以色列的无人机在头顶盘旋。我们试图联系同事查阅虚拟地图，但通讯已被干扰。

当车内同事建议司机继续前行以规避最坏情况时，附近传来了爆炸声。几分钟后，我们抵达了巴尼苏海拉环岛，这里距离标定黄线的黄色水泥块极近，极度危险。

远处的尖叫声和受困者的疯狂手势信号指引我们靠近。起初我们以为他们在指路，但抵达后，恐怖的一幕拉开了序幕。一群惊恐万状的人冲向车辆，大喊着“有人殉难了，有人受伤了”。他们猛地拉开车门，几秒钟内，我们就不得不清空车辆以备救援。

我坐在副驾驶座向外望去，车保险杠几乎撞上了黄色的水泥块。右侧是一个蓄势待发的以色列哨所，左侧则是哀求救援的妇女、老人和青年。那一刻我僵住了，感觉死神已至。

司机事后回忆道：“我无法正常思考。我们身处必杀区，任何动作都可能意味着死刑。”

团队没有迟疑。我们试图安抚民众并呼叫救护车。在无数次呼救无果后，我们得到的回复是：“抱歉，我们无法进入那种地带。在那里，杀戮是不受制约且即时发生的。”

人们脸上那种如幽灵般的恐慌无以言表。摄影师后来告诉我们，当他偶然发现一名11岁的儿童已经气绝身亡时，他整个人都惊呆了。旁边还躺着一名男子的尸体，而一名年轻女性正发出微弱的哀鸣，哭声在空旷处回荡。

他大喊：“她还活着！她还活着！”

我冲出车门，将伤者抬进车内实施急救。这位年轻女性的股骨中弹，肌肉组织撕裂，鲜血喷涌不止。摄影师说，那是一个被迫做出的伤员分类决定：“我们必须保证自己活下来，且只能救走一名伤员。仅仅一名。”

因为这位20多岁的女性尚存气息，我们选择了她。打包好随行物后，我们奇迹般地撤离了。

为了保持她的意识，我询问事情经过。她气息奄奄地回答：“我想去把那个死去的孩子拉回来，免得以色列军队的狗吃了他。”

她接着说：“我以为我是个女人，他们就不会开枪。”

当我问她为何越过黄线时，她泪如雨下：“黄线一直在变。我们所有的越冬物资都留在那些由学校改建的收容所里，而现在那些地方都划进了黄线区。他们只是想回去拿毯子和外套。他们再也没能回来，他们全被杀了。”

街道拥挤得令人绝望。流离失所的人群随处可见，即便救护车疯狂鸣笛也无路可走。摄影师不得不跑在前面，沿街嘶喊着车上有伤员，才硬生生开辟出一条路。

最终，我们抵达了纳赛尔医疗中心，我也设法稳定了伤者的伤情。这场噩梦仅持续了数分钟，但留下的烙印却将伴随我终生。就在同一天，一次空袭瞄准了三名埃及救援委员会记者的车辆，他们在前往执行人道主义工作的途中遇难。

惨剧并未阻止我们继续使命。领队评价道：“在我们被困的危险时刻，我脑子里想的只有那些等待餐食的人。”

抵达收容所时，我感到一阵麻木，神经系统似乎因劫后余生而陷入休克。同事们安抚我：“最艰难的时刻都挺过来了，不能在此时退缩，民众最需要我们。”

尽管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那里的人们依然保持着好客。在我们返回中部前，他们递来了水和咖啡。

回程途中，我们经过了五号大街。这里已沦为废墟荒原，但至少距离黄线还有几公里。2月下旬，另一支团队在汗尤尼斯目睹了以色列坦克推进并摧毁整座房屋，将黄线再次向外推移。

显然，所谓的“黄线”被设计成了永久性的防御屏障和潜在的进攻前线。以色列总参谋长埃亚尔·扎米尔也曾以此描述这一战术。

这并不令人意外。这种利用“黄线”侵占土地的战术早已在约旦河西岸的隔离墙工程中被反复使用。历史正在重演，加沙正沦为约旦河西岸的镜像，且呈现出一种更加血腥、更加令人窒息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