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10字),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北宋文坛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星辰。他不仅以诗、词、散文名动天下,更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卓然成家,被后世誉为“千古第一才子”。其一生跌宕起伏,却始终怀抱赤子之心,在逆境中吟咏风月,在困顿中笑对人生,留下无数传世佳作,也铸就了一种超越时代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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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期的苏轼天资聪颖,饱读经史,二十出头便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第,主考官欧阳修阅其策论后惊叹:“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然而,仕途并非坦途。尽管才华横溢,苏轼却因性格耿直、不阿权贵而屡遭排挤。他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每到一地皆勤政爱民,兴修水利、赈济灾荒,深得百姓爱戴。但正是这份直言敢谏的秉性,使他在新旧党争中屡陷风波。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他因诗文被指讥讽朝政而下狱,几近丧命,最终被贬黄州,成为“团练副使”,实则形同流放。
然而,正是在黄州这片荒凉之地,苏轼完成了精神上的涅槃。他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在清贫中寻得自在。面对长江浩渺、赤壁古迹,他挥毫写下《前赤壁赋》与《后赤壁赋》,以哲思化解悲慨,以旷达超越苦难。文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句子,道出了他对自然与人生的深刻体悟——外物虽不可强求,内心却可自足。同一时期,中秋之夜,他举杯问天,写就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不仅是对弟弟子由的深情遥寄,更是对人间离合、宇宙规律的豁达接纳。词中既有对亲人的思念,也有对生命无常的坦然,展现出一种超越个人际遇的宏大胸襟。
苏轼的文学成就远不止于诗词赋。他的散文汪洋恣肆,议论纵横,既有《石钟山记》的严谨考据,也有《记承天寺夜游》的闲适清雅。他主张“文以达意”,反对浮华雕琢,强调真情实感,其文风影响深远,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而在艺术领域,他亦开风气之先。书法上,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其行书《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笔势跌宕,情感奔涌,字里行间尽显其身处寒食冷雨中的孤寂与坚韧。绘画方面,他倡导“士人画”,强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注重神韵而非形似,对后世文人画的发展影响至深。
尤为可贵的是,苏轼的人格魅力与其艺术成就交相辉映。无论被贬黄州、惠州,还是远谪儋州(今海南),他从未沉沦。在惠州,他笑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儋州,他办学堂、教子弟,将中原文化播撒至天涯海角。即便身处蛮荒,他仍能从粗茶淡饭中品出滋味,从寻常景物中发现诗意。这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不是逃避现实的逍遥,而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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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载之下,苏轼早已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象征。他的作品穿越时空,至今仍被吟诵;他的人生态度,仍在激励着无数在困境中前行的人。当我们读到“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时,仿佛看见那个披着蓑衣、踏着泥泞却面带微笑的身影,正从历史深处走来,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不在顺境,而在心境;真正的伟大,不在功名,而在胸怀。苏轼用一生证明,纵使命运多舛,只要心怀光明,便能在任何土地上开出诗意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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