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养母亲变魔鬼？摩尔多瓦禁书披露：俄语教育竟成虐待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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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涅斯特河与普鲁特河之间，苏维埃政权的强力介入对这片土地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从行政疆域的重划到社会结构的重组，从民族成分的改变到文化隔离、经济集权、集体化运动，乃至大驱逐、大饥荒与系统性迫害，这一系列政策在摩尔多瓦社会的集体心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些在集体记忆中刻下的深重伤痕，如今在当代摩尔多瓦文学中找到了多样化的表达。

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摩尔多瓦共和国的作家们仍不断回溯这段阴暗的历史。他们试图通过文字处理集体与个人的创伤，探索生活在极权主义重压下的共同体所经历的语言、道德和身份危机。在当代散文中，文学式的“回归童年”已成为身份重构的核心行为，是摩尔多瓦文学中最具共鸣且持久的创作策略之一。

过去十年间，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的主要出版社推出了一波反思苏联往事的长篇小说热潮。这些作品深入挖掘了曾经塑造甚至粉碎当地人生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

在弗拉基米尔·贝什莱亚格、埃米利安·盖拉库-佩恩、杜米特鲁·克鲁杜、米哈伊尔·瓦库洛夫斯基、康斯坦丁·切亚努、塔蒂亚娜·齐布莱亚克等作家的笔下，童年被反复重构。他们的文字捕捉了在旨在消灭个性的体制中寻求自我定义的痛苦斗争，记忆则成了将创伤转化为文化新生的原材料。

新摩尔多瓦小说的诞生

弗拉基米尔·贝什莱亚格是涌现的少数摩尔多瓦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标志着摩尔多瓦散文的复兴。他在文学被简化为意识形态工具、审查制度钳制艺术自由的时代进行创作，当时文学文本必须屈从于极权体制的社会政治需求。

在长篇小说《破碎的飞行》中，贝什莱亚格将战争经验转化为一场深刻的内心良知戏剧。主角伊翁·布兹杜甘完美地体现了想象中的乌托邦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张力。

他经历了一场身份危机，这种危机源于他如何理解自己与他人如何看待他之间的巨大鸿沟。这种冲突映照了在极权主义下生活的一整代人的道德迷失。对他们而言，寻找真理变成了一场痛苦的折磨，因为他们的世界是一个充斥着紧张、失调和无尽冲突的空间。

贝什莱亚格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不幸的菲利蒙的生与死，或自我认知的艰难之路》写于五十年前，但直到第二年才获准出版。

该书探讨了一个被父权暴政粉碎的个体的存在悲剧。父亲在强行拆散儿子与其伴侣后，掩盖了男孩的出身，抹去了他的身份，并以残酷的严厉手段抚养他。在这个扭曲的世界里，主角若想找回自我真理的微弱线索，别无选择，只能在矛盾的情感与思想迷宫中摸索。

修正苏联往事

埃米利安·盖拉库-佩恩是摩尔多瓦文学一代的代表性声音。他的长篇小说《生命组织：10x10》以碎片化的非线性叙事展开，重构了主角在“封闭的童年宇宙”中的场景。主角的父母是典型的苏维埃知识分子——母亲是教师，父亲是作家，均受教于莫斯科。这使他处于一个秩序井然、每日仪式化的苏维埃典型环境。

在当时的基希讷乌，预设的秩序统治着家庭。同样的姿态、短语和仪式无休止地重复，将日常生活变成了一场在整个苏维埃空间内复制的表演。尽管物质匮乏且生活凄惨，市民们仍刻意展示洁净与文化——他们吃得讲究，将家打理得一尘不染，并用象征繁荣的书架装点公寓。

父亲对意识形态的献身使他与儿子产生了隔阂，他无法成为一个道德或人性的榜样。叙事充满了宗教式的余韵，重构了因政治演变为新宗教而产生的混乱，以及父亲对智识与道德优越感的要求。父亲那种自封的、通过华丽辞藻表达的权威，逐渐滑向戏剧化与荒诞。儿子只能被迫服从——并认同——这样一个表面投身文学、实则向政治低头的男人。

盖拉库-佩恩探讨了一个在体制拥护者家庭中、在深度俄罗斯化的社会里成长的孩子的身份构建困局。男孩的背叛行为始于对家庭神圣符号的亵渎：他在列宁肖像上泼洒墨水，并为此遭到了父亲的暴力惩罚。

通过孩童的恶作剧与僵化的学校规范，小说揭示了苏维埃社会的运行机制。 孩子们自创的游戏暴露了他们对自由的本能渴望，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赋予生命形状并制定规则。

另一种脆弱的自由——对“父辈监管”的逃避——发生在主角沉浸于国家图书馆的时刻。在苏维埃世界的束缚下，这种好奇心与想象力的时刻成了对自由的微型演习，正是这些姿态使得后来脆弱的道德与身份更新成为可能。

过去与现在、私人与公共

重拾民族身份的主题同样贯穿于杜米特鲁·克鲁杜的作品中。这位同样成名的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推出了长篇小说《米海·米海洛维奇的生日》，这是一部被政治和社会动荡反复打断的生命编年史。每一章都围绕一天的事件展开——这一天，摩尔多瓦和北布科维纳被苏联并吞。

这部小说最卓越的特质之一是对每个时代社会氛围的重构。时间与空间感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浮现：标语、地名以及熟悉的苏维埃符号——如伊翁·索尔特斯街、青年区、十月宫、“摩尔多瓦”语言文学、村委会、苏维埃民兵、共青团、伏尔加轿车、卢布等。

克鲁杜不仅描绘了人们在苏维埃化年代如何挣扎着顺应政权的政治秩序，还揭示了他们在后苏维埃时代面对意识形态自由承诺时的深层丧失感：他们无法找回本真的身份。

即使自由终于回归，被虚假价值观塑造的个体依然是苏联往事的囚徒。通过具体的案例，克鲁杜展示了意识形态如何重塑人际关系。政治忠诚变成了命运：意识形态的分歧使友谊受损，家庭破裂，并将痛苦带入私人生活。

奥利维格·塞雷布里安的小说《沃尔德马》则通过心理、道德、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探讨了身份危机。沃尔德马是一个被“差异的心理剧”困扰的人，他被身份的反复断裂所伤，开始质疑真理与幻觉、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脆弱界限。小说采用了自白式结构，通过交替的视角，追溯了主角在内心冲突与外部约束压力下逐渐发生的自我变形。

沃尔德马是一个在深度创伤环境中由姨妈抚养长大的被遗弃的孩子。他生活在对“何为男人”的持续不确定中，性取向是禁忌话题。对他而言，男性气概与羞耻感密不可分。

同时，他的民族归属感也不断被生长环境抹杀——那是一个对罗马尼亚身份极度排斥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他不能公开认同自己是德国人或乌克兰人，而自称罗马尼亚人则意味着危险。因此，他的个人、性别、民族和社会身份都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身份的抹除

属于年轻一代作家的塔蒂亚娜·齐布莱亚克的小说《玻璃花园》中提供了审视身份的新视角。通过主角的自白，齐布莱亚克将私人痛苦与一个遭受“身份抹除实验”国家的集体创伤交织在一起。

主角是一个被基希讷乌的一名俄罗斯妇女领养的弃儿。从第一天起，她就被剥夺了原本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拉斯托奇卡”——俄语中“燕子”的意思。拉斯托奇卡的真实身份在整部小说中始终是个谜，她逐渐沦为一个物品，一个被养母掌控并被迫劳动的私产。

小说中最痛苦的经历围绕着学习俄语的过程展开。养母塔马拉认为俄语是高贵且必不可少的。对于拉斯托奇卡来说，这个过程演变成了一场酷刑，俄语通过羞辱和暴力强加于她。

小说还包含了拉斯托奇卡成年后的场景，此时她已是布加勒斯特的一名医生，但她的言谈中依然保留着另一个世界的痕迹。无论是在基希讷乌还是布加勒斯特，她始终是一个局外人——永远被排斥，永远与众不同。

对虚假的免疫

米海尔·瓦库洛夫斯基的小说《父亲死后依然读我》是对苏维埃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生动写照。故事讲述了摩尔多瓦村庄的孩子们，如何在禁忌、禁令和苏维埃刻板印象中，在狭窄的世界里开辟出意想不到的自由时刻。

主角米什卡在教师家庭长大，自幼接触苏维埃式的教育方法。他的父亲既是严厉的管教者也是导师，是塑造米什卡身份感的核心人物。书中对苏维埃时期比萨拉比亚村庄日常生活的渲染具有惊人的真实感。 场景包括“义务星期六”——为了意识形态和公共目的组织的义务劳动，以及慰问退伍军人、僵化的学校组织和先锋队营地。

孩子们被要求背诵官方文本，接受对“祖国”的固定理解，被灌输大量苏联历史信息。然而，通过他们天真的逻辑，孩子们开始将日常事件与苏维埃英雄的神话联系起来。在此过程中，他们悄悄地将英雄“拉下神坛”。最终，他们对意识形态的虚假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免疫力。

当代小说为摩尔多瓦语言、社会和民族身份的形成提供了新视角，也为追寻那段往往令人痛苦的历史真相提供了路径。这些作品涵盖了从悲剧到讽刺、从冷峻到辛辣的不同风格，共同勾勒出苏维埃时代摩尔多瓦的全景画卷。

作为一种“记忆散文”，它们通过想象重构了那个时代的世界，揭露了身份危机的深度。这些小说共同构成了通过记忆追寻身份的行为，其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了虚构文学的范畴。

作者：奥克萨娜·格尔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