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琨璋：“商周时期马是国之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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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山西曲沃曲村—天马遗址北赵村南晋侯墓地的晋国博物馆遗址遗址展厅内，有一个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亮点，这就是一号车马坑（图一）。

图一 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

这个车马坑为东西向长方形，长大约21米，南北宽约15米，近5米深，由西边的车坑和东边为马坑组成，二者之间以一道夯打的土墙隔开。车坑葬车48辆，马坑殉马105匹，这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并发掘的西周时期最大的车马坑；北赵晋侯墓地有10座车马坑，分别属于九组晋侯和夫人墓葬及一组未继位太子和夫人墓葬，但其规模都远远小于一号车马坑且都还没发掘；与一号车马坑面积、形状相当的是曲沃羊舌春秋早期晋侯墓地M1/2组晋侯夫妇祔葬的车马坑，只是还没有发掘。

一号车马坑马坑面积不大，马骨累累，层层叠叠，呈无序状态，发掘中，考古人员为了能数清马匹数量，不得不在每个马头上贴上标签并编号。这些马在最初下葬时是以什么状态安放到马坑里，成了来此参观的观众关心讨论的话题，从相邻马的马蹄被互相绑缚显然是为了防止站起来、以及靠墙壁或角落的马头高高仰起应该是填土过程中马儿努力不被埋住等现象判断，这些马显然是被放倒横卧在坑底的，至于如何被放倒则意见不一，击昏？麻醉？杀死？不得而知了。

在博物馆距离一号车马坑不远处，还陈列着一个马的套箱，这是另一处马坑，在被考古人员发掘后搬迁至此展陈，这匹马历千年风雨，仍然保存完好，身体修长，骨骼健硕，静静的侧卧着，似乎在酣睡，人间的喧闹与它无关。而在曲村——天马遗址的另一处，考古人员发掘出一个祭祀坑，坑面积不大，深近十米，由下及上分层发现了数具马的遗骸，应该是进行了重大祭祀的遗存。无独有偶，就在北赵晋侯墓地晋穆侯继夫人的墓（M63）中，出土一件玉马，圆雕，站立状，耳、尾局部残缺，颈项粗壮，雕琢鬃毛，长腰短腿，胸肌略鼓，关节明显，臀腹圆润，表现了马的静态，这也许是我们看到的西周时期马的形状（图二）。

图二 玉马

晋侯墓地M63出土

不惟曲村—天马遗址，在全国很多地方的商周遗址，在河南安阳殷墟、在陕西周原、丰镐、在河南洛阳王城广场、在新郑、在临淄、在湖北荆州熊家冢、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在山西侯马新田晋都遗址等等，都有大量的车马坑和马的祭祀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发现商周时期的车马坑数千座，马坑就更多了。

我们都知道，马，是人类的朋友，这种曾驰骋于欧亚草原的野生动物，从被驯化的那刻起，便深度嵌入人类文明的脉络，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流研究认为，约5500年前欧亚草原的波泰文化等地出现了最早的马匹驯化。此后，驯化知识与马匹向四周扩散，在不同地域，包括中国，发展出各具特色的马文化与驯养体系。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内地的马驯化可追溯至约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甘肃永靖出土的马骨，经检测确认曾接受过人工饲养，这是中国境内最早的马驯化线索之一。

商代已经建立了多方面的官僚机构，以王为最高的权力者，主管马政之官有“走马”，我们在殷商甲骨文上看到“马方”的记载有30多条，“马”字能清楚看出是一匹马，像画，又不像画，马有头、长鬃毛、大眼睛、壮美的身躯，长尾巴，还有灵动的腿，非常形象的马的模样。（图三）

图三 商周时期马字字形

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马车与马骨，彼时的马车已成为战争与礼仪的重要工具。甲骨文中，"马"有多种字形且频繁出现，据统计，以马为意符的形声字在甲骨卜辞中至少有14个之多，这也印证了当时人们对马的重视程度。《诗经・鲁颂・駉》更是连续提及16种不同的马的名称，反映出东周时代人们善于相马以及各国君王以各种手段寻求良马的社会背景。

也许，上面提到的用马祭祀，甚至用上百匹马殉葬，似乎残忍了点，但从另一个角度不也反映出人类对马的挚爱和依赖吗？！

商周时期，马和车是国之重器，马匹和车辆的数量，决定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商代甲骨文、金文中常大量见到地位高的人把马作为重要物品赏赐给下属，或者地位低下的人把马作为礼物献给地位高的人，其中以周天子赐给臣下或有功的人居多，足见马的珍贵与高贵，兹举例如下：

“（王）爵叔虞以尚、衣、车、马、贝”（叔虞方鼎，西周早期成王时期器，出土于曲村—天马遗址北赵晋侯墓地M114晋侯燮父之墓，现藏北大赛克勒博物馆）（图四）

图四 晋侯墓地叔虞鼎

“赐汝（盂）鬯一卣，冂衣、巿、舄、车、马”（大盂鼎，西周早期康王时期器，出土于道光年间出眉县礼村沟岸中，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公赏乍册大白马”（作册大鼎，西周早期康昭时期器，1929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马坡，现藏美国诺福克赫美地基金会）

“伯懋父赐召白马”（召尊，西周早期昭王时期器，现藏上海博物馆，伯懋父即祭公谋父）

“（王）赐秬鬯一卣、玄□衣、赤舄、金车、…马四匹”（吴方彝盖，西周中期）

“（荣伯）赐汝（卯）马十匹、牛十”（卯簋盖，西周中期）

“王征南夷，王赐無㠱马四匹”（無㠱簋，西周晚期）

“王亲赐驭方玉五珏、马四匹、矢五”（鄂侯驭方鼎，西周晚期）

“（史颂）稣宾璋、马四匹、吉金”（史颂鼎、史颂簋，西周晚期，现藏上海博物馆）

“王赐兮甲马四匹、驹车”（兮甲盘，又名兮伯吉甫盘，西周晚期。宋代出土，清代收藏家陈介褀收藏后一度失踪，后在美国小型拍卖会上现身，2017年西泠印社春拍2.12亿成交）

“王赐乘马”（虢季子白盘，西周晚期，清代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现藏国家博物馆）

“吴虎拜稽首天子休，宾膳夫豐生璋、马匹”（吴虎鼎，1992年出土于陕西长安县，现藏长安县博物馆，西周晚期，周宣王十八年）

“（王）赐汝秬鬯一卣、祼圭瓒寳、…马四匹…”（毛公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西周晚期，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五）

图五 毛公鼎及铭文拓片

“王亲齋晋侯稣秬鬯一卣、弓、矢百、马四匹”（晋侯稣钟，西周晚期，出土于山西曲沃曲村——天马遗址北赵晋侯墓地晋献侯陪葬车马坑，现分藏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图六）

图六 晋侯稣钟

“王赐子犯辂车、四马、衣裳、带、巿、佩”（子犯编钟，春秋中期，传出山西闻喜，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以上周天子赏赐物中，不仅有秬鬯、命服，还有鎥勒、銮旅、车和马匹，且马匹最多数量是四匹，足见周代马的地位。先秦的车是独輈车，单辕，至少需要两马才能驾起，四马是一定级别的标配，我们平时耳闻能详的成语“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就包含了古代车马的相配参数，屈原《国殇》“左骖殪兮右刃伤”则道出战车配马数量。先秦典籍《穆天子传》还记载了西周时期的周穆王西巡到昆仑山与西王母相会的故事或事实，穆王所乘之车是由造父驾驶，乘马是八匹"天子之骏"，神骏各有名字，这段故事不仅是古人对马的速度与力量的极致想象，更衬托着周天子的仪仗威仪。

商周时期马与车密不可分。孔老夫子是个讲究人，他删定了《诗经》，整理《春秋》，他还强化了《周礼·保氏》记载的西周到春秋以来贵族君子必须具备的修养和技能，即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御就是驾马车，犹如今之驾车，今之开车需要驾照，驾照需要在驾校考取，古之驾驭车马同样需要学习，驾驭车马的技能有五项，记“五御”：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鸣和鸾，是驾车的入门课程，要求车行时，立在车衡上的銮铃能发出和谐、有节奏的清脆声响，这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考验御者对马匹步伐和车速的精准控制，确保行进平稳，节奏统一，如同现代驾驶中对油门和转向的细腻掌控；逐水曲，要求御者能驾驶马车沿着曲折的水沟或河道边缘行进，不能让车轮坠入水中，这项技能训练御者在复杂、狭窄或湿滑路况下的车辆控制能力，与现代驾照考试中的"S弯"项目异曲同工；过君表，此技能有两层含义，一是驾车经过国君旗帜(君表)时，需行礼致敬，体现礼仪规范，二是在辕门处设置障碍物，要求御者驾车以极窄的间隙笔直通过，不能碰触障碍，这极大地考验御者空间估算能力和精准的操控技术，类似于现代的"倒车入库"或"侧方位停车；舞交衢，指在交叉路口驾驶时，车辆能自如地转弯，旋转，动作优雅流畅，如同舞蹈一般，这要求御者能完美协调多匹马的步调，实现车辆的精准转向，是综合驾驶能力的体现，与现代路口的"直角转弯"考核有相似之处；逐禽左，这是实战技能，要求御者能驱车将敌人逼至车辆的左侧，以便车上的射手进行射杀。

马和马车在中国古代的战争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从《左传》中的一些描写看，春秋时期基本的作战方式是车战。古之车战，每辆车上三人，分为御戎、车右、车左，御戎驾车，车左持戈类长兵器，保障近距离搏杀，车右持弓，保障远距离射杀。两军对阵，厮杀开始，马车飞奔，三人不仅要站稳，还要格斗，现在想来真不是个简单的事儿，作战的主体是贵族，因而贵族的确需要学习而且从小就要练习，难怪孔子总结出了六艺。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通过学习游牧民族的骑马技术与服饰，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骑兵才开始作为重要兵种迅速发展，也推动了马在中国军事领域的普及。彻底改变了中原王朝的战争形态。这种放弃传统车战改为骑兵战术的军事变革，使赵国在短短数年内崛起为军事强国。

除了战争，马在中国古代还与人才选拔紧密相连。"伯乐相马"的故事流传千古，伯乐通过观察马的外形，步态与气息辨别良驹，这一技能还被古人引申为识人用人的智慧。田忌赛马的故事告诉我们，战国时期赛马已经是常态，这是马与马的速度与力量、人与人的勇气与智慧的较量。

秦汉以降，马不仅是军事核心，更成为外交与贸易的纽带。汉武帝为了引进原产于大宛的汗血宝马，两次派兵远征，最终成功获取种马，后来通过与中原马杂交，培育出更适合战场的良种马，助汉军稳定了边疆。唐代更重视马，唐太宗的召陵就有著名的昭陵六骏。

周穆王"八骏传说"早已远去，但马的身影从未离开人类文明的视野。人类与马的千年牵绊，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利用关系，而成为文明演进中一道温暖而深刻的印记。这份跨越千年的情谊，将在人类对自然的尊重与守护中不断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