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到成功——考古出土青铜马的历史演变与文化内涵

#集头条勋章，记创作时光##记录我的2026#考古出土的铜马作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不同时代的工艺水准、社会风貌与文化基因。从商周时期的零星饰件到秦汉的恢弘仪仗，从魏晋的民族融合印记到唐宋后的吉祥陈设，考古出土的铜马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实物见证，更是精神文化的具象表达。马年到来之际，本文将按时代顺序，系统梳理中国考古出土铜马的发展脉络、艺术特征与文化价值，展现其跨越三千年的文明演进轨迹。

一、商周时期：铜马艺术的萌芽与礼制初显（约公元前 1600-前 771年）

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阶段，青铜器以礼器为核心，动物形雕塑多作为附属装饰，独立成形的铜马极为罕见。这一时期的铜马或为车马器组件，或为礼器装饰，造型古拙、功能单一，却为后世铜马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折射出早期礼制社会的等级秩序与文化特质。

（一）商代铜马：原始形态与文化交融

商代青铜器以鼎、簋等礼器为主，动物形雕塑相对稀缺，独立铜马形象更是凤毛麟角。目前国内已知最早的商代圆雕青铜马并不多见，如2005年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镇阎家沟村商代晚期墓葬中出土的两件作品，填补了商代独立铜马雕塑的考古空白。这两件青铜马造型精准写实，头大颈粗，四肢矮短，躯体浑圆有力，虽神态略显呆板，却真实反映了商代马匹
的形体特征。最具学术价值的是马背上的椭圆形背垫，经考古学界认定为马鞍的原始形态，为研究中国早期骑乘装备的起源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印证了商代畜牧业与骑乘技术的发展水平（图一）。

图一 陕西甘泉县出土商代圆雕铜马

除独立圆雕铜马外，商代与马相关的铜器以实用器具为主，其中1994年安阳刘家庄北地M873出土的商代铜马首刀最具代表性。该器物兼具实用与文化属性，刀身形制适配作战与生产需求，柄端采用马首造型，带有鲜明的北方草原文化特色。结合考古学研究，这件铜马首刀或为商与北方族群交流的产物，可能是战事战利品，也可能是在外部文化影响下本地 制作的器物，成为研究商代族群互动与文化交融的重要实物佐证（图二）。

图二 安阳刘家庄出土商代铜马首刀

商代铜马及相关器物的铸造工艺已展现出一定水准，采用范铸法制作，细节刻画较为概括，注重体量感的呈现。这一时期的铜马数量稀少，仅见于高等级贵族墓葬，反映出马匹在商代社会中稀缺珍贵的地位，可能与祭祀、军事等核心活动相关，是贵族权力与财富的象征。

（二）西周铜马：礼制强化与工艺精进

西周时期，车马坑陪葬成为高等级贵族的定制礼仪，但其陪葬主体仍是真车真马，青铜马作为独立雕塑依然不多，更多以车马器组件或礼器装饰的形式存在。相较于商代，西周铜马的形态稍显舒展，写实性有所提升，同时融入了更为明确的礼制内涵与文化寓意。

1955 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的西周盠青铜驹尊，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件器物并非单纯的雕塑，而是兼具实用功能的盛酒器，昂首挺立，身躯短小，腰部平展，颈部斜伸，剪鬃竖耳，矮足短尾，神态憨稚生动，准确再现了小马驹的全身比例与身体结构。驹尊背部开方口，设有兽钮盖，腹部中空用以盛酒，器表装饰简洁，仅在腹两侧和盖钮上饰有涡纹和云纹组成的圆形漩涡。更为珍贵的是，驹体颈胸之处刻有 94 字铭文，盖内有11字铭文，记述了某年闰月甲申，周王举行执驹典礼，亲赐贵族盠两匹马驹，盠为称颂周王恩德、祭祀亡父而作此器。这件驹尊不仅展现了周代工匠的高超技艺，更以铭文印证了西周的礼仪制度与贵族等级关系，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三）。

图三 陕西郿县出土西周青铜驹尊

1982年湖南桃江县连河冲金泉村出土的西周铜马簋，将马的形象与礼器功能完美结合。该器身为圆形，折唇束颈，鼓腹下接长方形器座，座内设有悬铃的纽（铃舌已失）。肩部装饰四匹昂首伏卧的小马，小马间点缀卷曲的双身龙纹，腹部饰有卷眉凸眼的大兽面纹，兽面间分布着垂长冠、长尾的凤鸟四只。器座较长的两边铸有立马，每两匹一组，头向相背，昂首竖耳，头小颈长，身短蹄粗，长尾下垂，尾毛根根可辨，马高与马长均为16厘米，器物通高30.6厘米，座长20厘米，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铜马簋将马的形象融入礼器装饰，既体现了对马的重视，又通过龙、凤等纹饰强化了礼器的神圣性，反映了西周时期青铜礼器的装饰风格与文化内涵（图四）。

图四 湖南桃江出土西周铜马簋

西周时期最具震撼力的与马相关文物，当属 2014年10月岐山县贺家村发现的西周中晚期青铜马车。这辆马车长3.13米，宽2.7米，高1.5米，为四马拉置的单辕马车，DNA分析显示配套的四匹马均为成年公马且为纯色黑马。马车的木制轮辋外以铜皮包裹，轮牙为青铜质地，这在以往的西周车马考古中实属罕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兽面纹车軎镶嵌有绿松石，工艺极为精美，而镶嵌绿松石的西周车马器也是首次发现。更为特殊的是，伴随这辆车出土的所有配饰和配件均为青铜质地，因此被誉为“西周第一豪车”。这辆青铜马车不仅展现了西周时期高超的冶金技术与造车工艺，更印证了西周贵族出行的仪仗规制与等级特权，为研究西周车马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实物资料。

西周铜马及相关器物的发展，体现了礼制制度的强化与工艺技术的精进。铜马的形象从商代的古拙概括逐渐走向生动写实，功能从单纯的装饰或实用转向与礼仪、祭祀相结合，成为贵族身份地位的重要标识，同时也反映了西周时期畜牧业的发展与马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二、春秋战国时期：铜马艺术的发展与动态彰显（公元前770-前 221年）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频繁，马作为军事、交通领域的核心资源，地位空前提高。各国普遍重视养马、用马，推动了与马相关的艺术创作与工艺发展。这一时期的铜马艺术进入发展期，造型更加生动写实，动态感显著增强，不再局限于附属装饰功能，逐渐成为独立的雕塑作品，在诸侯国贵族墓葬中时有发现，成为研究当时社会等级、军事文化与艺术审美的重要实物。

（一）赵王陵战国青铜马：贵族气质与艺术张力

1997年，河北省邯郸市赵王陵被盗，3件珍贵的战国青铜马被文物贩子倒卖，经香港流出海外。经过专案组民警的不懈追讨，1999年5月，这3件青铜马成功追回，重归故土。这三匹青铜马虽体量不大（高约15至18厘米，长约22至24厘米），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因其出土于赵王陵，成为研究战国时期赵国政治、军事与文化艺术的突破性实物资料（图五）。

图五 河北省邯郸赵王陵出土战国青铜马

三匹青铜马造型各异，生动逼真，尽显战国时期青铜雕塑的精湛技艺。其中一匹昂首行走，姿态昂扬，仿佛正阔步前行；另一匹低头站立，神态沉稳，尽显内敛之力；第三匹则身姿舒展，动静结合，展现出骏马的灵动气质。马的五官刻画清晰，额鬃以细腻的线纹表现，尾巴下垂并打结，整体造型雄健有力，姿态优美，既注重写实性，又富有艺术张力，精准捕捉了马匹的精神气质。

赵王陵青铜马的出土，印证了战国时期赵国作为军事强国对马匹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战国贵族对丧葬礼仪的讲究。这些青铜马作为贵族墓葬的陪葬品，不仅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更可能蕴含着对逝者来世的美好期许，展现了战国时期“事死如事生 ”的丧葬观念。其精湛的铸造工艺与生动的艺术造型，标志着铜马艺术已从商周时期的附属地位走向独立发展，为秦汉时期铜马艺术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二）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出土铜马：礼制见证与工艺进步

洛阳作为东周王城所在地，是当时政治、文化与经济的中心，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多件春秋时期的铜马，为研究东周礼制、青铜工艺及社会等级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1969年，西工蔬菜公司仓库6号东周墓中出土一件春秋铜马俑，高17.5厘米，长19厘米。这件铜马造型简练逼真，比例接近真马形态，头部微微抬起，四肢站立稳健，虽无过多装饰，却通过精准的比例与简洁的线条，展现出马匹的矫健姿态。相较于商周时期的铜马，这件作品的写实性显著提升，肌肉感与动态感初步显现，反映了西周至春秋时期青铜铸造技艺的进步。

2002年，唐鼎商贸公司工地编号C1M7983的墓葬中再次出土一件东周青铜马。这件铜马在造型上更为生动，马匹头部昂起，双目有神，四肢肌肉线条清晰，尾巴自然下垂，仿佛正蓄势待发，生动刻画了马匹的灵动形象。东周时期，马在军事、交通及贵族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核心，成为贵族身份的重要象征，这件铜马的出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历史背景（图六）。

图六 洛阳作为东周王城出土东周青铜马

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出土的两件铜马，虽体量不大，但造型精准、工艺精湛，体现了东周时期铜马艺术的发展趋势。它们不仅是青铜工艺进步的实物见证，更反映了东周礼制制度下贵族对马匹的重视与喜爱，为理解周代车马制度与贵族文化提供了重要窗口。

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马艺术，在继承商周工艺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突破性发展。这一时期 的铜马不再是单纯的装饰或实用器具，而是成为独立的雕塑作品，造型上更加注重写实与动 态表现，工艺上更加精湛细腻，文化内涵上与军事、礼制、丧葬等社会生活紧密结合。马的 形象成为当时社会精神的象征，代表着力量、速度与贵族气质，为秦汉时期铜马艺术的巅峰 之作埋下了伏笔。

三、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铜马艺术的鼎盛与文化交融（公元前221 -公元 589 年）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马艺术的第一个高峰。随着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对外交流的频繁以及民族融合的加剧，马的社会功能愈发重要，被视为“ 甲兵之本，国之大 用 ”。这一时期的铜马出土数量最为丰富，造型气势恢宏，写实与浪漫并存，工艺达到巅峰 水准，不仅展现了高超的冶金铸造技术，更见证了千年文明的演进与多元文化的交融，成为 研究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民族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

（一）秦代铜马：皇家仪仗的巅峰之作

秦代统一六国后，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国力强盛，冶金技术与手工业高度发达。 秦代铜马以秦始皇陵铜车马为代表，凭借宏大的规模、精湛的工艺与严格的礼制规范，成为 中国古代铜马艺术的里程碑式作品。

1980 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陪葬坑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两乘秦代青铜车马， 这是秦始皇陵御用仪仗用车，属国宝级文物。两车均按真车真马1/2比例铸造，结构精密，装饰华丽，是迄今发现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代铜车马。一号车名为“立车”，长2.25米、高1.52米，为开敞式仪仗车，车上设有伞盖，御官俑站立驾车，主要用于警戒与导引（图七）；二号车名为“安车”，长3.17米、高1.06米，为封闭式乘车，设有车厢与车窗，御官俑坐姿驾车，是秦始皇出行时的座驾（图八）。

图七 秦始皇陵铜车马一号马车

图八 秦始皇陵铜车马二号马车

两乘铜车马的零部件达数千件，采用分铸、焊接、镶嵌、铆接、销接等多种精湛工艺组 装而成，通体饰有金银彩绘，纹饰精美繁复，包括云纹、龙纹、凤纹等吉祥图案。车上的铜 马造型肃穆庄重，比例准确，结构精密，四匹铜马并排站立，神态沉静，静中寓动，完美契 合皇家仪仗的庄重气质。铜马的肌肉线条刻画细腻，四肢强健有力，马具齐全，缰绳的缠绕 方式、马饰的细节处理均与秦代车马制度高度吻合，真实还原了秦代皇家车马的规制与风貌。

秦始皇陵铜车马不仅是青铜铸造史上的巅峰之作，更见证了秦代高超的冶金技术、造车工艺与车马制度。作为秦始皇陵的陪葬品，它既体现了“事死如事生 ” 的丧葬观念，又彰 显了秦帝国的强大国力与皇权的至高无上。这两乘铜车马为研究秦代历史、科技、文化与社 会制度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珍贵实物，其工艺水准与艺术价值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

（二）汉代铜马：写实与浪漫的完美融合

汉代是铜马艺术的鼎盛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对外交流的频繁，西域良马不断传 入中原，推动了马种改良与养马业的发展。同时，汉代国力强盛，贵族阶层崇尚厚葬，铜马 作为陪葬品的数量大幅增加，造型更加多样，工艺更加精湛，形成了写实与浪漫兼具的艺术 风格，涌现出一大批国宝级文物。

1981年，西汉鎏金铜马在陕西咸阳豆马村出土，成为汉代铜马艺术的代表作之一。这 件铜马高62 厘米、长 76 厘米，重约 26 千克， 以铜为胎，通体鎏金，工艺精湛，通体无明 显锈蚀，保存完好。铜马仿西域大宛汗血马造型，肌骨线条完全符合解剖比例，身姿矫健灵 动，昂首挺立，双目有神，四肢强健有力，尽显骏马神韵。鎏金层色泽光亮，均匀细腻，不 仅增强了器物的美观度，更起到了防腐保护的作用，展现了西汉高超的冶金铸造与鎏金技艺。 这件鎏金铜马现藏于茂陵博物馆，它不仅见证了汉代马政的发展与西域文化的交流融合，更 反映了西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与手工业的高度发达，是研究汉代手工业及中外文化交 融的重要实物（图九）。

图九 陕西咸阳出土西汉鎏金铜马

1980 年，贵港市风流岭 31 号墓出土的西汉大铜马，被誉为“岭南第一马 ”，是岭南地 区现存体型最大、年代最早的青铜马，属国家一级文物。这件铜马通高 115.5 厘米、长 109 厘米，以雄性良马为原型，采用分九段铸造后用榫卯套扣拼接而成的工艺，造型昂首嘶鸣， 四肢刚健有力，尽显奔腾之势。尤为重要的是，该铜马伴出有胡人驭手铜俑，胡人形象的出 现印证了西域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影响，表明西汉时期中原、西域与岭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 化交流与融合。西汉大铜马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它彰显了西汉岭南地区高超的铸 造工艺，为研究汉代民族关系、疆域拓展与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实物佐证（图十）。

图十 广西贵港出土西汉大铜马

东汉时期的铜马艺术在继承西汉写实风格的基础上，更增添了浪漫主义色彩，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当属 1969 年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东汉铜奔马，俗称“马踏飞燕 ”。这件国宝 级文物高 34.5 厘米、长 45 厘米，以青铜铸造，造型极具张力与想象力：骏马昂首嘶鸣，四 蹄腾跃，身体呈流线型，展现出极速奔跑的姿态，右后蹄轻踏一只展翅飞翔的飞燕，借飞燕 的轻盈衬托骏马的神速，完美实现了动态平衡。铜奔马的工艺极为精湛，肌骨刻画写实细腻， 纹饰简洁流畅，马匹的鬃毛、肌肉线条清晰可见，飞燕的翅膀刻画轻薄通透，栩栩如生。这 件作品既展现了汉代对西域良马的推崇，又彰显了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的印记，将写实与浪漫、 力量与轻盈完美结合，成为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巅峰之作。铜奔马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1983 年被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成就（图十一）。

图十一 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东汉铜奔马

武威雷台汉墓不仅出土了铜奔马，还发现了 99 件铸造精致的铜车马仪仗俑，这是迄今 发现数量最多、阵容和气势最雄伟的汉代铜车马仪仗队。尽管学界对墓葬年代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属西晋），但这些铜马的艺术风格与工艺特征明确指向东汉时期。仪仗队由马、 车、俑组成，规模宏大，排列有序，铜马造型各异，或昂首嘶鸣，或奔腾跳跃，或缓步前行， 马具齐全，装饰精美，展现了汉代贵族出行的盛大场面与仪仗规制。这批铜车马仪仗俑的出 土，为研究汉代车马制度、丧葬礼仪与军事编制提供了全面的实物资料，同时也印证了东汉时期青铜铸造工艺的规模化与精细化（图十二）。

图十二 雷台汉墓出土铜车马仪仗队

1976 年衡阳县道子坪1号墓出土的东汉铜胡人牵马俑，是反映汉代民族关系的重要文物，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这件文物由马与俑两部分组成，马高51.1厘米、长45厘米、重12.15千克；俑高43厘米、重6千克。胡人俑深目高鼻，浓眉大眼，胡髯卷曲，耳上穿环，头戴帽子，身着交领右衽紧袖长袍，腰间束带，站立姿势挺拔，左臂曲于胸前，右手上举作牵马状。铜马膘肥体壮，竖耳仰首，作嘶鸣状，尾巴呈弧形，近端处打结，马饰衔、勒辔齐全，颈下系有三环。整个作品造型优美生动，静中有动，胡人形象与骏马造型的完美结合，不仅展现了东汉青铜雕塑的高超技艺，更为研究东汉时期的民族关系、中外交流与农牧业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图十三）。另外，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有一套东汉牵马俑（图十四）。

图十三 湖南衡阳东汉铜胡人牵马俑

图十四 重庆出土牵马俑

1981年，河北徐水防陵汉墓 2号墓抢救性发掘中出土了两尊东汉初期铜马，属国家一级文物，现为保定市博物馆镇馆之宝。两匹铜马分别为直颈与曲颈造型，直颈铜马通高116厘米、长70厘米，曲颈铜马通高113厘米、长66厘米，均重约51千克。它们采用分铸套接工艺制成，身姿丰满骏逸，比例精准，肌肉线条流畅，尽显动态神韵。这两匹铜马的体型在国内出土铜马中极为罕见，既展现了汉代高超的铸造技艺，又反映了东汉初期贵族阶层的丧葬习俗与物质文化水平。由于其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极高，曾多次代表河北文化出国巡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名片（图十五）。

图十五 河北徐水东汉铜马

（三）魏晋南北朝铜马：传承与融合的时代印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政权更迭，民族融合加剧，铜马艺术在继承汉代风格的基 础上，融入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元素，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的铜马数量较汉代有所减少，但仍不乏精品，主要以河西地区的仪仗铜马群为代表，成为研究当时丧葬制度、民 族融合与文化传承的重要实物。

2008 年，湖北襄阳市樊城区菜越社区的一处工地上发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三国时期古墓，考古人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金、银、漆、陶、玉、铁、瓷、铜器等18类精美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与原形等大的青铜马。这件铜马高163厘米、长162厘米，重达2吨，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青铜马，被誉为“华夏第一青铜马”，现为襄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铜马造型昂首挺立，四肢强健，肌肉线条饱满，神态庄重威严，马具装饰精美，采用分铸、焊接等工艺制成，工艺精湛，尽显三国时期青铜铸造的高超水平。这件大型铜马的出土，印证了三国时期襄阳地区作为军事重镇与文化要地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贵族阶层厚葬的习俗与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研究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与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图十六）。

图十六 湖北襄阳出土三国铜马

另外，河西地区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出土的铜马兼具中原文化与 游牧民族文化的特征。这一地区的仪仗铜马群多为陪葬品，造型上延续了汉代铜马的写实风 格，注重马匹的体态与肌肉表现，同时在马具、装饰等细节上融入了游牧民族的元素，如简 化的马饰、灵动的姿态等。这些铜马既保持了中原青铜艺术的精湛工艺，又吸收了游牧民族 对马的审美情趣，展现了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马艺术，虽不及汉代的鼎盛辉煌，但在传承汉代工艺与风格的基础 上，通过融入游牧民族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时代风貌。这一时期的铜马不仅是丧葬制度 的见证，更反映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为中国古代铜马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 后世铜马艺术的演变奠定了基础。

四、唐宋元明清时期：铜马艺术的转型与功能演变（公元618 -1912 年）

宋代以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礼器与明器功能逐渐被陶瓷、玉石等其他材质取代，独立 的青铜马雕塑在考古发掘中已非常罕见。这一时期的铜马更多以文房清玩、宫廷陈设或吉祥 工艺品的形式存在，体量小巧，风格趋于装饰化、程式化，虽失去了汉唐时期的磅礴气势与 写实精神，但仍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寓意与艺术价值，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审美风尚与社会文化。

（一）唐代铜马：边疆文化与中原风尚的交融

唐代国力强盛，中外交流频繁，马在社会生活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马球等体育活 动的盛行，为铜马艺术提供了新的创作题材。不过，唐代独立的大型铜马雕塑较为少见，考 古出土的多为小型铜马工艺品，其中 1977 年黑龙江东宁县团结遗址出土的唐代渤海国骑马 铜人最具代表性。

这件骑马铜人通高仅 5.5 厘米，体量小巧，但造型生动传神。马匹双耳耸立，四肢腾跃， 马尾扬起，展现出快速奔跑的姿态；骑手身姿前倾，双手握拳，仿佛正专注于马球运动，生 动再现了唐代盛行的马球场景。铜马与骑手的铸造工艺精湛，人物服饰与马具特征鲜明，骑手的衣着符合唐代服饰风格，马具的细节处理细腻，体现了渤海国对唐代体育文化的吸收与 传承。渤海国是唐代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这件骑 马铜人不仅是渤海国雕塑艺术的代表作，更是唐代东北边疆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珍贵实物 见证，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包容性与影响力（图十七）。

图十七 黑龙江出土唐代骑马铜人

（二）宋代铜马：吉祥寓意与佛教艺术的结合

宋代以后，铜马的功能逐渐从仪仗、陪葬转向吉祥陈设与宗教供养，造型上更加注重装 饰性与寓意性，工艺上延续了唐代的精湛水准，同时融入了宋代独特的审美风尚与宗教文化。 1969 年河北定州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的宋代鎏金铜马，是宋代铜马艺术的典型代表。这件 铜马高约 6 厘米，体量小巧，工艺精湛，通体鎏金，色泽光亮。铜马造型优雅，四肢站立稳 健，马背伏有一只猴子，取“马上封侯 ”的吉祥寓意，反映了宋代社会对仕途功名的追求与 吉祥文化的盛行。作为宋代佛教供养物，这件鎏金铜马与定州静志寺塔基所出铜马风格类似， 其造型与主题承袭了唐代的吉祥习俗，同时融入了佛教文化元素，成为研究唐宋时期吉祥文 化延续与佛教艺术的珍贵实物。这件铜马现藏于相关文博单位，虽体量不大，但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展现了宋代铜马艺术的装饰化与寓意化趋势（图十八）。

图十八 定州出土宋代鎏金铜马

（三）明清铜马：皇家陈设与历史见证

明清时期，铜马的艺术价值进一步转向装饰性与收藏性，宫廷陈设与文房清玩成为其主 要功能。这一时期的铜马工艺精湛，装饰华丽，但造型多模仿前代，缺乏创新，不过部分作 品因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圆明园铜马首。

圆明园铜马首原为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海晏堂前水力钟十二生肖喷泉之一，铸造于清代 乾隆年间。它是精炼红铜铸造而成，色泽深沉，鬃毛细密，形态逼真，马的面部特征刻画细 腻，眼神灵动，鼻梁高挺，嘴巴微张，尽显骏马的神韵。铜马首的设计融合了东西方艺术风 格，既体现了中国传统青铜铸造工艺的精湛，又吸收了西方雕塑的写实技巧，展现了清代高 超的铸造工艺与中西文化交流的痕迹（图十九）。

图十九 圆明园马首

然而 1860 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兽首遭大肆掠夺，马首流失海外。在 海外漂泊 140 余年后，2007 年，爱国企业家何鸿燊先生购得马首并捐赠回国；2020 年，马 首正式回归圆明园收藏，成为首件回归原址的兽首文物。圆明园铜马首不仅是一件珍贵的艺 术品，更是民族百年荣辱的历史见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文化情感，其回归彰显 了国家实力的提升与文化自信的增强。

明清时期的其他铜马多为宫廷陈设或民间收藏的工艺品，造型上多模仿汉唐时期的铜马 风格，注重装饰性，如部分铜马通体鎏金，镶嵌宝石，工艺华丽，但缺乏汉唐时期的气势与 写实精神。这些铜马虽艺术价值不及前代，但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铸造工艺水准与审美风尚，成为研究明清时期手工业与社会文化的辅助资料。

五、中国考古出土铜马的艺术演变与文化价值总结

中国考古出土的铜马跨越三千年历史，从商周时期的萌芽到秦汉的鼎盛，再到唐宋后的转型，其艺术风格、工艺水准与文化内涵始终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 要载体。

（一）铜马艺术的演变规律

从艺术风格来看，铜马艺术经历了“古拙概括—生动写实—浪漫恢弘—装饰程式 ”的演 变轨迹。商周时期的铜马造型古拙，注重体量感，细节刻画简略；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写 实，动态感增强，开始注重马匹的精神气质；秦汉时期达到巅峰，写实与浪漫并存，气势恢 宏，既注重解剖比例的精准，又富有艺术想象力；魏晋南北朝时期融入民族融合元素，风格 多样；唐宋以后则趋于装饰化、程式化，体量小巧，注重吉祥寓意。

从工艺水准来看，铜马铸造工艺不断精进，商周时期以简单范铸为主；春秋战国时期分铸、 焊接工艺逐渐成熟；秦汉时期掌握了鎏金、镶嵌、铆接等复杂工艺，技术水平达到顶峰；唐 宋以后工艺虽仍精湛，但创新不足，多延续前代技艺。

从功能演变来看，铜马的功能从商周时期的车马器装饰、礼器配件，到春秋战国时期的 贵族陪葬品，再到秦汉时期的仪仗用器、丧葬明器，最后到唐宋明清时期的吉祥陈设、文房 清玩与宗教供养物，反映了不同时代社会需求与文化观念的变化。

（二）铜马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

考古出土的铜马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首先是工艺价值，它们集中展现了中国古代青铜 铸造技术的发展历程，从简单范铸到复杂的鎏金、镶嵌工艺，每一件铜马都是当时手工业水 准的实物见证，为研究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与工艺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其次是历史价值，铜马的出土往往与特定的历史事件、社会制度相关联，如秦始皇陵铜 车马印证了秦代的车马制度与皇权等级；汉代鎏金铜马反映了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圆明园 铜马首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这些铜马为研究不同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关 系等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证据，填补了历史文献的空白。

再者是文化价值，铜马承载着不同时代的审美风尚、宗教信仰与吉祥寓意，如汉代铜马体现了“天人合一 ”的审美追求；宋代铜马蕴含“马上封侯 ”的吉祥愿望；明清铜马反映了 中西文化交流的趋势。同时，铜马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如马 所代表的力量、速度与进取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铜马艺术的当代启示

考古出土的铜马不仅是古代文明的遗产，更为当代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它 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与艺术创造力，为当代工艺美术创作提供了灵感源泉；其所承载的多元 文化交融特质，对当代文化交流与融合具有借鉴意义；而铜马的保护与传承，更是当代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与认同感。

从商周时期的青铜饰件到明清的吉祥陈设，考古出土的铜马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丰富 的文化内涵，跨越千年时光，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这些沉默的青铜骏马， 不仅是工艺的结晶、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的载体，它们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精神，成 为连接古今的文化纽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物质遗产。

(本文作者：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 董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