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和女学生闲聊，说在汕头被护士救过，女学生急问：护士姓啥？

车轮子碾过铁轨，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震得人耳膜生疼。

那是1933年，一趟由上海发往南京的列车正在疾驰。

在这列车上，有一节车厢气氛格外诡异，被临时加固成了这一座流动的“铁笼子”。

里头关着两个人，这搭配怎么看怎么别扭。

一边是蒋介石点名要抓的“大鱼”——陈赓，全身上下被绳索捆得结结实实；另一边，缩在角落里的，竟然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学生。

这事儿透着一股子邪乎劲。

按照国民党特务那帮人的行事风格，押送这种级别的重犯，要么是单间死牢，要么是跟一群糙汉子关一块儿。

把一个红军的高级将领和一个小姑娘关进同一个笼子，这是唱的哪一出？

陈赓坐在那儿，心里飞快地盘算着。

摆在眼前的，无非就两条路。

头一条，这是特务们使的“软刀子”。

弄个看似无害的女人放在身边，要么是想软化他的意志，要么是想趁他放松警惕套取情报。

再一条，纯属是押送那帮人的恶作剧，或者是临时没地儿关了，故意把这两人凑一块，想借此羞辱他这个“共匪头子”。

要真是前者，这姑娘肯定是特务装的；要是后者，那这姑娘就是个倒了八辈子血霉的路人。

这边陈赓在琢磨，对面的女学生也在偷偷打量他。

在小姑娘眼里，对面这个五花大绑的男人满身杀气，保不齐是个杀人放火的江洋大盗，或者是刚从山里抓下来的土匪头子。

俩人谁也没理谁，空气就像凝固了一样，只有车轮撞击声在不断回荡。

这种互相防备的死寂，足足持续了好几个钟头。

陈赓是干什么起家的？

那是中央特科的元老，在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看人这事儿，他只要扫两眼就能摸个八九不离十。

几个钟头盯下来，陈赓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这姑娘眼神里的恐惧、身子不由自主的哆嗦，那是装不出来的。

特务要是扮学生，往往会用力过猛，眼神深处总藏着一股子洗不掉的凶狠和算计。

可眼前这位，眼神清澈，一眼就能看到底。

既然确定不是眼线，那就没必要绷着个脸了。

去南京的路还长着呢，与其这么干瞪眼，不如聊两句。

打破这层坚冰的，是陈赓那敏锐的听觉。

“听你说话这调调，是广东潮汕那边的人吧？”

陈赓率先开了腔。

这一问，那是相当有水平。

这种掉脑袋的场合，聊时局那是找死，聊理想那是对牛弹琴，还会吓坏小姑娘。

唯独聊家乡、聊口音，这是最能让人卸下防备的话题。

女学生明显愣住了。

她哪能想到，这个一脸凶相的“恶霸”，说话竟然这么客气，还一下子就听出了她的老家。

“你耳朵真灵，我就是汕头人！”

女学生瞪大了眼睛回道。

这一声“汕头”，像是一块石子投进了陈赓心里的湖面。

汕头啊。

对陈赓而言，那不光是个地名，那是他捡回一条命的地方。

话匣子一打开，之前的隔阂也就消散了不少。

陈赓轻叹一声，既像是感叹，又像是说给姑娘听：“汕头有我的救命恩人呐，只要我这次不死，早晚得回去报这个恩。”

这话一出，味道就变了。

一个被押去南京送死的囚犯，临了还在念叨着报恩。

女学生的好奇心一下子被勾了起来。

在这狭窄逼仄的囚笼里，眼前这个“土匪”突然变得有血有肉起来。

“能跟我说说吗？”

她壮着胆子问。

陈赓点了点头。

反正这趟去南京也就是走个过场，能不能活过明天都两说，讲讲当年的旧事，也算是对自己这辈子的一次回望。

他的思绪，一下子飘回到了六年前。

那是1927年，南昌起义的队伍撤到了汕头。

那会儿的局势，乱成了一锅粥。

那时候陈赓腿上挨了枪子儿，伤势严重，如果不赶紧治，别说这辈子再也站不起来，连命都得搭进去。

在这种叫天天不应的绝境下，他咬牙走了一步险棋：住进了汕头的一家医院。

最要命的是，那还是日本人开的医院。

这招棋在当时看来，简直就是往虎口里送：外头满大街都是国民党的搜捕队，见人就抓；医院里人来人往，稍微露点马脚，那就是插翅难逃。

可这把，他赌赢了。

能赢，不是因为他运气逆天，而是因为碰上了一位姓李的护士。

当搜查队气势汹汹冲进医院的时候，这位李护士没想着自保。

她做了一个搞不好会连累全家的决定——把陈赓藏得严严实实。

不光是藏人，她还尽心尽力地照顾这个“要犯”。

说到这儿，陈赓语气里满是动容：“她不光帮我打掩护，还亲自给我换药，甚至让她家里人给我送饭送汤。”

正说着，陈赓发现不对劲了，对面女学生的表情全变了。

刚才还是好奇听故事，这会儿，女学生的脸上写满了震惊，像是见到了鬼一样。

她突然失控了，身子猛地前倾，一把抓住陈赓的胳膊，声音抖得不成样子：“那个护士…

姓啥？”

这突如其来的一抓，把陈赓也弄得一愣。

但他很快稳住了神，救命恩人的姓氏，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怎么可能忘？

“我记得清清楚楚，护士姓李。”

陈赓笃定地回答。

一个“李”字落地，女学生的眼泪刷地一下就涌了出来。

光凭一个姓氏还说明不了什么，天下姓李的海了去了。

要确认是不是那个人，还得对上那个独一无二的“暗号”。

女学生抹了一把眼泪，抛出了那个只有当事人才晓得的细节。

“那个护士有个姑姑，带着个小女孩去给你送过饭。

有一回送了两条黄花鱼，你非要让那个小女孩吃一条，是不是？”

两条黄花鱼。

这个细节太具体了，具体到根本没法编，具体到除了那间病房里的人，绝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

陈赓整个人都僵住了。

那一刻，时间仿佛发生了错位。

1927年汕头病房里那个嘴馋的小丫头，和1933年这辆死亡列车上的女学生，两张脸慢慢重叠在了一起。

按常理说，这种概率比中彩票还低。

中国四万万同胞，天南地北的，怎么偏偏就在这列火车上，就在这个铁笼子里，遇上了？

可老天爷就是这么安排的。

女学生哭得梨花带雨，一边点头一边说，没错，她就是当年那个吃鱼的小妹妹。

当年冒死救下陈赓的李护士，正是她的亲姐姐。

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姑娘，陈赓心里百感交集。

当年的小丫头片子，长大了。

这不单单是一次巧遇，更像是一场跨越六年的因果循环。

当年李护士种下了“善因”——拼死救下了一个革命者；如今结出了“善果”——她的亲妹妹在最绝望的囚车里，碰上了当年的那个幸存者。

原本冰冷刺骨、充满敌意的囚室，因为这段奇妙的缘分，突然多了一丝人情味。

陈赓本以为这趟南京之行，是通向鬼门关的单程票。

谁能想到，在半道上，命运给了他这么一份温情的礼物。

这事儿再次印证了那个老理儿：善意这东西，是有回声的。

哪怕是在最黑暗的时刻，哪怕是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当年的那两条黄花鱼，依然能在这个冰凉的世道里，泛起一丝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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