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现代性的起点，都在敢于承认“我不知道”

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

来源：海边的西塞罗

作者：小西cicero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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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到的这张地图，名叫坎迪诺平面球形图（Cantino planisphere），它绘制于1502年的葡萄牙：

普通人看到它，可能会觉得它最大的价值，在于绘制出当时正在开始的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航海家们所发现的那些海岸线——南美洲、加勒比海、非洲、以及更遥远的印度、乃至东方（当然地图上的东方由于来自欧洲人的道听途说，是严重失真的）。

但是从人类认知史学的角度来考察，坎迪诺平面球形图和同时期欧洲其他一批同类地图最伟大的价值，在于它没有画出的那些区域——

当时的欧洲人已经通过数学推算得知地球的大体大小，并根据探险和传闻尽量画出自己已知的区域，然后，他们将那些未探索的未知区域大胆的做了留白。承认自己对这些地方一无所知。

这个伟大的创新，是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1394年—1460年）所创设的航海学校所规定的制图规则。

在恩里克王子在世的时候，由葡萄牙开启的地理大发现，其实还没有正式开始，第一绕过好望角的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要等到恩里克逝世9年后才会出生。

但恩里克王子的航海学校所规范的这个绘图标准，其实是一个比实在地理大发现更具决定性意义的创新。

因为任何一个怀有对未知起码好奇心的人在观看这种拥有留白的地图时，心中都会产生一份好奇——那些处于地图迷雾中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这样看、这样想的人多了，最终就一定会有人选择扬帆远航，去远方那未知的领域一探究竟。

所以欧洲人发明带有“迷雾留白”的地图其实好比是张开了一双看到地上的金子的眼睛，接下来的地理大发现，反而像人用手把它捡起来那么简单。

这种对待未知勇于承认“我不知道”、选择“迷雾留白”的态度，其实才是大航海时代在欧洲诞生，而不发生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原因。

因为你要知道，此前的欧洲、乃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世界绝大多数其他地方的人们，地图可不是这么画的，他们往往喜欢把整张世界地图填满，不知道、没去过的地方，宁可如山海经的海外经一般尽情放飞想象力、瞎编上一点东西，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对此不知道。甚至有的时候，人们对未知宁可采用恐吓的方式，也要将之填满——比如同时代阿拉伯世界的世界地图，在北非西海岸的边缘，就会画上一只燃着烈焰的魔鬼之手，警告超出这个边缘的探险者都会落入魔鬼的掌中。

这样一通连蒙带吓，自然就不会有人觉得向这些未知探险有什么好奇或荣誉——同时代的东方文明觉得那些地方都是“我们隐约知道一点，但不必熟知，因为都是化外蛮夷、可以存而不论”的荒蛮之地；而同时代中东文明，则觉得在神允许我们探索的疆域之外，都是魔鬼，别问，问就是落入了魔鬼的掌中。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吧？近代文明与中世纪文明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在于近代文明愿意画出一条已知与未知的疆界，对疆界外的地方勇敢的说上一句——对不起，那里我不知道。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无所知”。

这看似是一句简单的自谦或者文字游戏，但是它其实在古希腊哲学的认知论历史上是有的革命性意义的，因为古希腊的知识分子以此宣布自己与为全知的神代言的先知、半仙和德尔菲神庙的巫女们划清了界限；后者们往往宣布自己知识是完整的，能掌握一切的，对于那些其实他们不知道，压根不能把握的事情，他们宁可把话说的模棱两可、或者瞎编乱造，也不会说自己“不知道”。宗教和科学，在这句“我不知道”之后划分出了界限。

有了苏格拉底的这个表态，才有了他的徒弟柏拉图对知识的“回忆说”，认为知识是人类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等著作——事实上，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在西方被公认是“第一位科学家”（尽管他提出的许多结论都被推翻），就是因为他规范确立了科学认知范式——先划定已知与未知的边界，再通过演绎法、归纳法等逻辑思维方法从已知出发、向未知“拓展边界”。这种思维的前提，就是你必须首先认清什么东西已知、什么东西未知——如果亚里士多德如女巫或先知们一样分不清已知和未知的边界，这样科学思维是根本就无法达成，因为科学将丧失它讨论的出发点。

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能复兴科学，就是把“全知一切的上帝”先放在一边，重新发掘古希腊的这套观点，理清人类知道什么、并向未知进发，这就是为何文艺的复兴激发了科学的复兴。

其实，上述道理，在我国有一个更经典、易懂的表述，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话出自《论语》的《为政篇》，可以说，孔子是比苏格拉底更清晰的表达出了承认未知的知识才是知识的先哲。

但非常可惜，孔子又说“不知生，焉知死”，后世的中国传统哲学又把道家庄子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融到了我们认知论当中，这就认为的给我们的认知论当中，这就让传统中国的认知论人为的划定了一个“有用”的知识的边界，而我们又认为“圣人”们留下的教化，已经把这个有用的知识边界充塞、塞满了，所谓“精神原子弹”已经炸过了，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圣人没有讨论过、不知道的“有用”的知识。

于是古代中国的圣贤哲学就与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最终异曲却同工：中世纪神学认为全知的上帝知道一切，并全能、全善的为人安排好了一切，所以人类不需要探索未知，顺服于上帝的安排就可以了。古代中国的圣贤哲学则认为，“有用”的知识，圣人都讨论过了，“半部论语可治天下”，所以读圣贤书、为圣人立言就好，不需要再去研究新的、无用的奇技淫巧。

于是两者就都无法萌发承认未知、并承认未知价值的科学。

我们今天去考察世界很多地区的原生医学，会发现它们与现代医学最大的区别也就在这里——人类各地的原生医学往往都会提出一套统领、俯瞰一切的宏观理论，这套理论其实并不承认存在它所未触及的未知的病症，于是一切病症往往都可以迅速的被给出药方。而现代医学却会承认某个病症是新遇到的、它的机理是未知的。

所以，是否承认未知，这就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所在。

2

相似的原则其实还被应用于另一种现代精神，那就是——“法治”。

近代法治国家与古代非法治国家最大的区分所在，就在于是否对个体应用“疑罪从无”的原则。

现代司法判定一个人是否违法或者犯罪——比如一个男生，在学校图书馆桌子底下按压自己的裆部、是否是对对面女生的性骚扰？这个事情在法庭上进行判断是要讲证据的，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法院就是不能够断定该男生犯有这条罪行，并对他进行惩处。很多在立场或情感上不支持此论的人闻言可能青筋暴起，怒骂“铁证如山，法院怎么敢否定我的指控？”——但事实上，法院没有否认你的指控，法院只是在说，对你指控的这个事，我们不知道，我们无从判断，对于未知，对于同样弱势的个体，我们宁可放过可能的坏人，也不能误伤无辜的好人。

同样的道理，在一个真正法治的国家里，公众舆论也应当“尊重未知”、尊重疑罪从无的原则，仅以一篇小作文，关于涉事者的几个流言段子，就认定某个人一定有罪，掀起网暴，让这个人彻底社会性死亡，这固然能给人一种“全知全能”的掌控感。但这种很爽的全知全能的掌控感却很可能毁掉那些原本无辜的个体，并让写小作文、编段子、捏造事实引导舆论成为一种毁掉他人的终南捷径。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与现代司法相比，一切古代司法所犯的共同错误，就在于它们不愿承认有司法所照耀不到、还原不了的真相与未知。

但我们有时不得不承认，今日的受众，在司法审美上，还是倾向于“包青天式”的、古代式的，人们总是希望青天大老爷摆出“明镜高悬”的匾额升堂办案，惊堂木一拍、板子一打、狗头铡一亮、作奸犯科的肖小们顿时现形，好人大仇得报、沉冤得雪，好人一个不冤枉，坏人一个不漏网。

但这种司法观其实是前现代的，它设想有一个“全知全能”的青天大老爷如上帝一般明察秋毫。而现代司法的起点，恰恰是承认有质证探究不到幽暗、罗生门、有无法还原的真相、承认未知。

那怎样对待这些未知？对个体，法无禁止即许可、疑罪从无。对公权，法无授权不可为、公权不自证清白，舆论和民众就可以合理质疑、质询。

所以我们说，现代法治精神的基础，其实也是承认未知、并确立对待未知的原则。

3

更进一步的，“承认未知”也塑造了我们现代人对政治的审美倾向。

在现代的几乎一切国家中，“民主”都是一个好词，但是在中世纪乃至近代以前的欧洲，严肃讨论该问题的大多数学者都鄙夷民主、而向往君主制。

古希腊的哲人柏拉图，就在他的《理想国》中把民主视为最糟糕的政治体制之一，他认为最理想的政治体制恰恰是君主制，在他设想的理想国中，有一个高居社会顶端、洞察一切、也知晓几乎一切知识的哲人王，他既爱智慧，又有智慧、可靠，并因为知晓大量知识而所获得的美德，自愿过一种简朴的生活，即便手上掌握了极大的权力，也绝不会受到腐蚀。

我们必须承认，从逻辑角度说，如果我们愿意相信真有人能获取一切他所应具有的知识，那么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推演其实是令人信服、并且有效的。因为相比于一个随时随刻可以根据自身的完备知识做出最正确决断的“哲人王”，将决定权委之于愚昧、受情绪左右、各自知识极为不完备的普通民众简直就是个疯狂的想法。

而事实上，中世纪的无论东西方，其所确立的君主制或神权政治都拥有柏拉图“哲人王”设想的影子——中世纪西方的教会神权政治和国王“君权神授”的复合政体，本质上就是立足于承认上帝、耶稣就是那个全知全能的“哲人王”，他能够为人类安排好一切，而教皇和国王，作为神所委托的代理人，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授权和执导，于是他们的统治自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方案。

类似的逻辑在东方传统帝制中也是相似的，皇帝之所以拥有绝对的权威，是因为他不仅自称“天子”，代天行牧，还受最能领会儒家圣人教化的大儒的执导，比如程朱理学，甚至在康熙、乾隆皇帝这样的“圣主”时代，皇帝自己就乐于扮演当世最大的圣贤。“生而知之为圣，学而知之为贤”，总之皇权拥有的知识是完备的、洞察一切的，明察秋毫的。合法性于是就此达成。

人类近代之所以能否定皇权、否定神权，为“民主”这个设计翻案，就在于我们逐渐受科学精神的影响，不再承认或奢望绝对完备知识的可以获得，既然人类的决策一定是要面对未知、发生失误的，那么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将决策权还给民众，让其“权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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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哲人王”和“绝对知识”的诱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它注定会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地回潮，比如一战后的德国人曾经将国家的决定权从自己手中交出、送给希特勒，这其中的深层原因就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是推崇如上帝一般全知的“世界理性”，相信历史的某个阶段中，“世界理性”会附身在某个民族甚至某个人的身上去“推动历史的发展”。这样的思想其实是阶段性的承认某个人（或者某个民族）可以掌握完备的知识，成为世界的哲人王，于是其的独断与专行，也就变得合理了。

而这种理念的另一个变种，涉足进入经济学中，则会产生对计划经济的信仰与推崇，计划经济理念的本质，也是假定国家或者经济的指导者可以扮演（至少在经济上）全知一切的哲人王，能够及时感知一切信息的变动，并及时做出最明智的经济调节和决策。

而这种经济学上全知信仰最终被哈耶克所打碎，哈耶克最重要的经济学主张，就是“知识的分散性”理论。

通俗地说，哈耶克认为，由于无可避免的劳动分工，那种关于一时一地的具体知识，是分散在全社会中的，分散在每一个个体中的。想要把这些信息同时完整、准确、及时的收集起来是不可能，唯有依靠价格和自由市场让它们完成互动，才是经济最有效也唯一有效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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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法治、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这四种将人类拉入现代的理念同时具有一个共同的内核，那就是在未知与已知之间划定一个清晰的界限。

承认未知，不去幻想人类已经或者最终能够具有彻底完备的知识，这是现代人所以能享受昌明的最宝贵的那个智慧。

1931年，在希尔伯特提出数学系统完备性不到三年后，一位年轻数学家哥德尔证明：任何无矛盾的公理体系，只要包含初等算术的陈述，则必定存在一个不可判定命题，用规定该数学系统的公理既不能判定其为真，亦不能判定其为假。 也就是说，包含初等算数命题的数学系统不能同时满足无矛盾性和完备性。 这便是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

在苏格拉底说出“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两千多年后，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最终在最严谨的数学上证明了知识的不可完备性。

但对于这个道理，我总觉得，对这种思想最通俗入味的阐发，还是卡尔·波普尔在其《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所做的。

波普尔说：人类的理性永远有限。科学的最宝贵之处，根本不在于发现了所谓的“终极真理”，而是提供了一套“疑问-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和研究方法。 他认为，一条所谓的科学理论，必然能够在逻辑或经验上，证明它是错的。 在没有证明其错的之前，我们只是姑且接受它，一旦有足够多的证据将其证伪，就要接受新理论。 这就是著名的“可证伪理论”。

而对于永远无法完备的理性与知识，人类最好的应对之法是什么呢？波普尔说：我们的理性注定永远是有限的，人类，作为孤独弱小的个体，想要生存，需要合作、开放、包容。

“一定还有些事，我们不知道。”这种态度：

对自然，它孕育了科学。

对真相，它孕育了法治。

对政治，它孕育了民主。

对经济，它孕育了市场。

对一切。勇于承认这一点，是人类拥有现代性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