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赣州蒋经国旧居：所谓赣南新政实质是替国民党涂脂抹粉和招魂

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位已经离休的老干部薛灿（曾用名雷宁）和葛洛凑到了一块儿。

这两位那是正儿八经经过战火洗礼的老布尔什维克。

可偏偏在聊起四十多年前那位国民党“太子爷”时，这二位居然冒出一句让人下巴都惊掉的话：

“要是哪天两岸真成一家了……小蒋回来掌权，咱们哥俩约好了，还去给他打工。”

他们嘴里的“小蒋”，就是蒋经国。

这事儿乍一听，简直匪夷所思。

共产党的老前辈，居然会念着国民党特务头子的好？

但这笔账要是翻回到1939年的江西赣州，你就能看明白了。

那会儿蒋经国在那边搞的，压根就不是国民党那套乌烟瘴气的玩意儿，人家搞的是个“特区”。

就连当时苏联来的军事顾问团去转了一圈，都忍不住竖大拇指，撂下一句评价：“这简直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翻版。”

这么一来，有个问题就得好好琢磨琢磨了：既然连老资格的共产党人都觉得他在赣南干得漂亮，为什么这场声势浩大的“赣南新政”，折腾到最后还是烂尾了？

说白了，这不赖能力不行，赖那笔政治账，从打根起就注定算不平。

咱得先瞧瞧，1939年蒋经国接手的是个什么烂摊子。

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刚走，蒋介石为了报复瑞金这些老区，那是下了死手，亲笔手令上写着要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不管是人还是房子粮食，统统不留。

这道命令落地的时候有多惨？

那一串串数字都透着寒气。

在瑞金，县长邹光亚一声令下，云龙桥底下一次就杀了一百二十多人；菱角山那边，一夜之间三百人被活埋。

兴国县，两千多人没了命；宁都县，这就奔着五千人去了。

赣县那边更惨，十四个村子直接被杀绝户，成了无人区。

等到1937年抗战号角吹响前，赣南这块地界上，人口愣是少了三百万。

这里头，八成以上都是青壮年男丁。

这地方算是彻底废了。

地没人种，男少女多到了极点，到处晃悠的都是国民党的还乡团和兵痞流氓。

1939年，刚从苏联回国没多久的蒋经国，就被派到这儿当了一把手。

摆在他眼前的路就两条。

头一条：随大流。

跟别的国民党官老爷一样，靠着当地土豪劣绅，收收税，混混日子。

第二条：掀桌子重来。

把他这十二年在苏联学的那一套搬出来，把赣南这潭死水给搅活了。

蒋经国二话没说，选了第二条。

为啥？

因为那会儿他刚回国，身上还没沾染国民党官场那种暮气沉沉的毛病。

他急着证明自个儿的能耐，更想在老头子面前露一手，建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

于是，赣南这就上演了一出奇景。

你敢信？

蒋经国的专员公署里，进进出出的全是共产党人。

那阵子的蒋经国，行事作风那叫一个“苏维埃”。

为了筹钱买飞机抗日，他搞义演，戏台子上挂的画像，一边是蒋介石，一边是斯大林。

陈诚跑到赣州来讲话，在那儿瞎编排新四军“游而不击”，还要印成册子到处发。

蒋经国看见这东西，脸都拉长了，直接批示：这玩意儿连他自己都说别外传，怎么还要印？

他甚至还要手下人学那个把面包分给群众、自己饿晕过去的苏联领导人加里宁，天天挂在嘴边要当“公仆”。

这一阶段，蒋经国的手腕那是真硬。

大烟贩子雷庆春，说毙就毙了；盐务局长的老婆聚众赌博，照抓不误。

推行“二五减租”，搞“耕者有其田”。

甚至还建起了收容孤儿的儿童村，办起工厂搞“生产竞赛”。

乍一看，这赣南的天，好像真要亮了。

可谁知道，这套“苏式改革”，没跑多远就撞墙上了。

这堵墙有个名头，叫“结构性死结”。

搞改革那就是烧钱。

办学、建厂、养兵，哪样不要钱？

国民党地方财政靠什么过日子？

老三样：黄、赌、毒。

蒋经国这一禁烟、禁赌、禁娼，等于是自己掐断了财路。

这时候要想弄钱，唯一的法子就是向地主伸手，搞土改收税。

这下子，真正要命的问题来了。

蒋经国枪毙一个烟贩子没人敢吱声，但他要是敢动整个地主阶级，那就要翻天了。

因为国民党的江山，靠的就是这帮人撑着。

当“二五减租”刚有点苗头，赣南的地主们没明着跟你干，而是玩了一手阴的——囤积居奇。

你要搞新政是吧？

行，我不卖粮了。

没过多久，县里的大米价格就暴涨了五成，赣州城里的米价更是翻着跟头往上涨。

另一边，告状的信像雪片一样飞向重庆。

国民党的大佬们排着队找蒋介石告状，说你儿子在赣南那是搞“苏维埃”，是在搞“赤化”。

这会儿，蒋经国站在了第二个十字路口：是硬刚到底，跟地主阶级彻底撕破脸？

还是低头认怂，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这笔账，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他在赣南能折腾，前提他是蒋介石的儿子。

真要把国民党的根基（地主豪绅）给刨了，他这个专员也就当到头了。

于是，妥协开始了。

四十年代初，蒋经国被叫回重庆“受训”。

等他再回到赣州，风向全变了。

他弄了个“梅林特训班”，开始搞所谓的“清共”。

虽说他对雷宁这些老部下还留了几分情面，对秘书葛洛也只是客客气气送走了事，但那个“苏式特区”的梦，算是彻底碎了。

政治上一松口，经济上的改革也就成了笑话。

混到1944年，整个赣南除了一座新盖的印刷厂，连个像样的现代化工厂都找不着。

那个号称招牌的“强民工厂”，里面全是做竹篮子木桶的手工活。

至于规划书里写的拖拉机厂、大水库、高压电网、大学？

全成了废纸。

税收不上来，蒋经国也没辙，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着黄赌毒又卷土重来。

1944年，这盘棋算是走到了死胡同。

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赣州眼看就要保不住了。

这会儿的蒋经国，做出了他在赣南的最后一个决定。

正气中学的音乐老师熊志诚后来回忆说，蒋经国当时对着老百姓喊话：“大伙儿别急，千万别急。”

话音刚落，他自己转身就钻进了“美龄号”专机，飞得无影无踪。

直到抗战胜利，他才跟着蒋介石回来转了一圈，打那以后，那个他发誓要建成“模范区”的赣南，他再也没回去过。

但他这六年，真的就打了水漂吗？

从老百姓过日子的角度看，那是败得一塌糊涂。

他在晚年的日记里自己都认账：“我在赣南是有过失多于成就。”

但要是从他个人的角度算，这笔买卖他不亏。

他在赣南虽说没建成“苏联”，但练出了一帮只听他一人招呼的队伍。

像后来的王升，就是他在赣南一手带出来的铁杆心腹。

后来败退到台湾，蒋经国正是靠着从大陆运去的那些黄金，加上这批在赣南摔打过的班底，利用台湾地小人少好管的特点，才把后来的经济建设搞成了。

所以说，赣南新政的崩盘，不是蒋经国一个人的锅，是整个国民党体制烂透了的必然结果。

你想在不碰地主阶级那块大蛋糕的前提下，去搞现代化改革；你想拿着苏联的药方子，来治国民党的绝症。

这事儿本身就是个悖论，怎么干都是死胡同。

老百姓的心里那是雪亮的。

当年赣南流传着一首顺口溜，把这种花架子讽刺得那叫一个绝：

“下地赶集背家训，叫人急的直发抖，我的天啊蒋专员，哪年哪月你撒手！”

这几句大白话，才是历史最真实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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