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一地下党被关乡公所，乡长对表亲透底儿：交五担油就放人

1946年的深秋，苏北高堰乡。

这一年，对于庄稼汉袁永富来说，日子过得那是惊心动魄。

摆在他面前的账本，左看右看都透着一股血腥味。

账本左边，记着五担花生油。

搁在那会儿，这可不是小数目。

袁永富守着家里那二十亩地，再加上个小油坊，一家老小把腰都累弯了，忙活大半年也就攒下这点家当。

这是全家人过冬的指望，更是来年开春买种子化肥的老本。

账本右边，却是一个大活人。

这人还不是旁人，是张伏村的村长、被国民党乡公所定性为“红党”的许同富。

拿全家的保命钱去换一条命，这买卖到底能不能干？

那会儿，袁永富蹲在油坊门口，旱烟袋里的火星子忽明忽暗。

其实这就是个死局：

要是救，家里立马揭不开锅，而且救的还是个“政治犯”，弄不好还得把自己搭进去吃牢饭；要是不救，许同富肯定没命，但自己一家子能太太平平过日子。

换个脑子活泛点的生意人，根本不用算计，立马就能选出“明哲保身”这条路。

可袁永富把烟灰在鞋底上磕打干净，拿定了一个让周围人都傻眼的主意。

这事还得把日历翻回9月27号那天傍晚。

当时袁永富刚要把油坊的活儿收个尾，许同富的媳妇披散着头发就冲进来了，噗通一声跪在地上。

带来的消息那是相当糟糕：许同富被高堰乡的陈同玉给扣了，扣的帽子是地下党，说是转天就要往淮阴大牢里送。

那年月的淮阴监狱，跟阎王殿也没啥区别。

进去的人，基本上没几个能囫囵个儿出来的。

许同富这一被带走，那就是把脑袋别在了裤腰带上。

袁永富听完，眉头拧成了疙瘩。

他就是个老实巴交的种地人，四十来岁，平时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也不爱招惹是非。

但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许同富虽说是“搞那个”的，但在村里那是一身正气，给大伙儿办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好事。

这样的好人该死吗？

当然不该。

但这事难就难在，抓人的是陈同玉。

这货外号叫“陈扒皮”，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贪，心肠比煤炭还黑。

人落在他手里，想往外捞，比登天还费劲。

袁永富想破了脑袋，手里也就剩一张牌：他的老泰山。

老爷子跟那个陈同玉，拐弯抹角算是有那么点表亲关系。

在那个讲究宗族面子的乡下地方，这点香火情没准能撬开一道缝。

转天一大早，袁永富就去找了老岳父。

老爷子是个通透人，一听陈同玉这三个字，脑袋摇得像拨浪鼓：“那家伙就是个认钱不认人的主儿。”

可瞅着女婿那股子倔劲儿，老人叹了口气，还是拄着拐棍，颤颤巍巍去了十里地外的乡公所。

这趟去，说白了就是场心理博弈。

在乡公所那间会客室里，陈同玉起初那是油盐不进。

哪怕是远房表亲找上门，他也咬死不松口：“许同富是共党，铁证如山。”

这话听着挺唬人，其实全是窟窿。

真要是铁证如山，早该枪毙或者送走了，哪还能留他在乡公所过夜？

陈同玉手里攥着人，摆明了是在钓鱼。

老爷子也是在江湖上跑老了腿的，听出了话里的意思，顺坡下驴：“冤仇解开了比结着强，只要乡长高抬贵手，我们这边肯定有心意。”

一听“心意”俩字，陈同玉那所谓的“立场”当场就垮了。

他眯缝着眼，终于把底牌亮了出来：“既然是表亲开口，面子我得给。

让你女婿送五担花生油过来，我就放人。”

五担。

这哪是“心意”，这简直就是明抢。

陈同玉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杀了许同富也就是去上面领个功，哪有五担实打实的油来得实惠？

油到了手，还能顺水推舟卖个人情，既发了财又落个“宽宏大量”的名声，两头通吃。

话传回张伏村，袁永富半天没吭声。

五担油，这是要把他的家底儿彻底掏空。

媳妇站在门口，眼瞅着丈夫一勺接一勺往油篓子里装油，心疼得说话都带了哭腔：“当家的，真就全便宜他了？”

这是咱们普通人碰上这种事都会有的纠结。

大半年累死累活换来的血汗，就这么喂了狗，值吗？

袁永富手里的活儿没停，嘴里蹦出一句：“油没了还能再榨，人要是没了，那就真没了。”

这话听着土，其实透着股大智慧。

在袁永富眼里，钱财这东西是能再生的，可人命——特别是许同富这种肯为老少爷们儿办事的好人——那是不可再生资源。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世道，守住良心，保住一个好人的命，比守着几坛子油金贵。

这是一笔超越了斤斤计较的“大账”。

天擦黑的时候，袁永富雇了五个壮小伙，每人挑着一副沉甸甸的担子，悄没声儿地往乡公所赶。

这里头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

袁永富挑出来的油，不是陈底子，也不是次货，而是澄亮焦黄、香气扑鼻的“头道好油”。

按理说，对付陈同玉这种流氓，又是被勒索，稍微掺点假也是人之常情。

可袁永富没这么干。

他实实在在地交出了最好的东西。

为啥？

因为他要把这事办得滴水不漏。

跟流氓打交道，你越是磊落、越是守信，对方反而越找不着茬儿，这笔交易才越稳当。

乡公所的大厅里，油香味直往鼻子里钻。

陈同玉跟闻着腥味的猫似的，贪婪地深吸了一口气，连连叫好：“好油，真是好油！

袁永富这人实在。”

那一瞬间，两个人算是来了个鲜明对比。

一个是坐大堂的乡长，贪得无厌，眼里只有油水；一个是穿粗布衣裳的农夫，义薄云天，眼里只有人命。

买卖做成了。

许同富被架了出来。

浑身上下全是伤，走路都打晃，明显没少挨揍。

看见袁永富的那一刻，这个硬汉眼圈红了：“永富哥，这…

这叫我怎么还得起？”

他是聪明人，打眼一瞧就知道那五大篓油的分量。

那是袁永富一家子的命根子。

袁永富只是淡淡地扶住他：“人活着就好。”

回村的路上，深秋的小风刮过稻田，卷起一层层金色的浪头。

这画面特别有深意：许同富保住了命，袁永富丢了财，可俩人在黑夜里并排走着，心里头却比啥时候都踏实。

许同富哽咽着发誓：“那五担油，我肯定想法子还你。”

袁永富摇了摇头：“你替乡亲们跑腿办事，我出点油救你，那是应当应分的。”

这事儿说到这儿，其实早就不光是“救人”那么简单了。

这是一个关于“信任”和“良心”的闭环。

许同富作为地下党，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给村里服务，这是他的“义”；袁永富作为普通老百姓，不惜倾家荡产去捞一个好官，这是他的“义”。

在一个法治稀碎、贪官横行的年代，恰恰是这种普通百姓之间的守望相助，这种朴素的道德规矩，撑着这个国家熬过了最黑的那段日子。

陈同玉捞到了五担油，但他这辈子也不会明白，为啥袁永富乐意做这笔“赔本买卖”。

因为在袁永富的账本里，有些东西，给多少钱都不换。

信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