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官回忆八路军排长被斩首现场，临死前展现出的无畏勇气令所有在场者感到畏惧！

1945年8月，苏军装甲部队一路南下。一个被包围的日军大队，在火光和硝烟中放下了武器。俘虏队伍里，有个面色蜡黄、神情恍惚的日本军官，一路上总是突然发呆，打个寒战，又赶紧低头。同行的战友问他怎么了，他只摆摆手，嘴里嘟囔一句：“那双眼睛，还在看我。”

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这个军官叫安达千代吉。困扰他的，不是战败本身，而是1938年夏天在华北清水河附近，一个年轻的八路军排长临死前的眼神。这段经历，被他写进了忏悔书里，也把那场冷血处决的细节，毫不留情地暴露出来。

那一年，抗战刚刚进入相持阶段，前线激战频仍，后方的残忍也在悄悄升级。清水河县城外的一处土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了杀戮与“训练”的场所。

一、清水河土坡：军队“训练场”上的杀戮

时间往回拨到1938年6月。华北战局胶着，日军为了巩固占领区，不断在地方进行“扫荡”，抓捕抗日武装人员。清水河一带，就是这样一片被反复蹂躏的土地。

这天上午，日军第26师团某大队接到命令，在城外土坡集合。这个大队的军事教官，就是后来写下忏悔录的安达千代吉。大队长丸尾对他下达了一道令人不寒而栗的指示：一边处决俘虏，一边给新兵做刺杀训练。

土坡上，早有人挖好了十一处长方形大坑，深约四尺，长约六尺，排列成一字形。大队两百多名士兵列队站在坑前，刺刀上了膛，队列看上去井然有序，空气却异常压抑。说是训练，其实更像一场精心安排的屠宰。

不久，新兵队伍在队列里被安达逐个挑选，体格结实、反应敏捷的，被叫到前排。当时在日本军队内部，新兵刺杀练习本就是一项“常规科目”，但很多时候，他们用的是草人、沙袋，或者畜牲。到了中国战场，现实变得更加冷酷——活人，被当成了练习刺杀的“目标”。

几分钟后，押送俘虏的士兵从坡下上来，足链叮当作响。十一名俘虏，双脚戴着沉重铁镣，脚踝磨破，血肉模糊。他们大多三十岁到四十多岁，头发凌乱，脸色苍白，却并非那种被吓破胆的神情，而是因为长期囚禁、拷打后留下的虚弱。安达后来写道：这些人有的来自地方抗日游击队，有的隶属于八路军领导的组织。

站在坑边时，俘虏们的表情相当坚硬。有人紧咬牙关，有人的眼神如同钉子一样盯着对面士兵。日本兵能感觉到那种憎恨——不是惊慌失措，而是一种压抑着怒火的冷静。不得不说，对一支惯于以残暴震慑占领区百姓的部队来说，这样的目光，反而让他们心底发虚。

安达按照大队长的命令，从十一人中挑出六个，分站在几个坑前。此时，俘虏几乎站不稳，但依旧强撑着身体，没有人求饶。丸尾站在队伍前，声音拖得很长，大声宣布要进行“活体刺杀练习”。在他的命令之下，新兵们端着刺刀，发出惯常训练时的喊声，朝着毫无武器的俘虏扑过去。

刺刀刺入躯体，哀号和闷哼很快响起。有人被刺中胸腔后后仰倒下，直接跌进坑里，有人弯腰捂着伤口，在坑边摇晃几下，也还是难逃坠落。安达作为教官，逐个走近土坑查看“刺杀效果”，仿佛在检验一场普通训练。走到第三个坑时，他发现那个俘虏还在血泊中艰难爬动，手指微微抽动，呼吸尚存。

在安达的回忆里，他当时骂了一句，说这人“不肯轻易死”。随后，他拔出军刀，对着尚在挣扎的胸口刺下去，鲜血涌出，俘虏不再动弹。接下来的几个濒死者，也被用同样的方式结束生命。这个环节，看似军事训练，其实彻底撕掉了战争“文明面具”。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切过程中，俘虏们几乎没有崩溃，有的只是因为失血而倒下。从士兵的反应来看，他们已经意识到，眼前这些中国人，与其说是被捕的“敌人”，不如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士兵”，硬气得让人不安。

二、一个年轻排长：香烟、怒目与断头

刺杀环节结束后，大队长又安排军官和下士官进行所谓的“砍头示范”。也就是在杀人之后，再给下级做一次残忍的“技术展示”。

这个时候，一个年纪不大的俘虏被押到了坑边。他大约二十三岁，眉目清秀，身材不算魁梧，却显得格外挺拔。有日本兵低声说，他是八路军的一名排长，之前在一次战斗中身负伤，又在撤退途中被包围抓获。

被推到坑前时，这个年轻人没有挣扎。他竟然不紧不慢地在坑边坐下，仿佛是主动找了个位置等人说话。周围原本还有零散的窃笑声，很快就压下去了。对一群手里拿着武器、以杀人立威的侵略者来说，被俘者的这份从容，无疑是一种刺眼的挑衅。

丸尾站在他面前，冷冷地问他有没有什么要求。这种“施舍”，在行刑现场有时会出现，其目的不外乎彰显一种掌控下的怜悯。年轻的排长抬眼看了他一眼，很平静地说了一句：“给我一支烟。”

据安达记载，当时丸尾愣了一下，随后把自己嘴里叼着的那支烟递了过去。年轻人接过烟，看向县城的方向，一口一口缓慢地吸着，烟雾从他嘴边、鼻尖绕开，飘向空中。旁边有士兵咽了咽口水，却不敢出声。

时间在这一刻被拉长。所有士兵安静地看着，甚至连咳嗽都被压下去，怕打断这一幕。不得不说，战场上常见的是惊叫与哀号，但在这个土坡上，安静比呐喊更让人害怕。死亡正在靠近，可这个二十出头的俘虏，像是在战前短暂休整，而不是在等待被砍头。

丸尾站在他身后，拔出军刀，阳光映在刀身上，寒光刺眼。年轻人背对着他，肩膀不曾颤抖，吐出的烟圈依旧匀称。安达回忆，这种“泰然”，让作为施刑者的军官反倒产生了说不出的压力。对一个习惯用暴力树立威信的人来说，被俘者的镇定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否定。

终于，丸尾忍不住了，喝道让他别再吸了。排长停下动作，将烟头轻轻一弹，嘴角似乎还带着一点讥讽意味。这一小小的动作，无意间又刺痛了行刑者的自尊。丸尾举刀，狠狠砍下去，刀锋落在颈后偏上的位置，只听“咔嚓”一声，骨裂声极清晰。由于情绪失控，刀没有一刀砍断，头颅仍连着躯体，只留下一个粉碎性的创口，鲜血顺着伤口流淌，白骨隐约可见。

年轻人身子猛地向前一扑，却没有倒下。他努力用膝盖支撑身体，缓缓回头，眼睛死死盯住丸尾。那一双眼，充满怒火，也充满蔑视。安达写道，当时丸尾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心里发冷。他自认是胜利者，是掌握别人生死的军官，面对这样一个已重伤难活的敌人，却产生了本能的惧怕。

新兵中已经有人小声嘀咕，显然对大队长这一刀没砍好颇有看法。在日本军队这种自上而下重视“威信”的体系里，能否控制局面，直接关乎上级的脸面。丸尾的脸涨得通红，意识到自己正被无形的目光和窃语包围。他急于挽回局面，再度举刀，以极大的力度横向一砍，这一次，头颅彻底与身体分离，血柱喷出，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落入坑内。

年轻人的头颅滚落在土坑边缘，最终停在一块土块旁，脸朝外。安达走近查看时，发现那双眼睛仍然瞪得很大，像还在审视这一切。他在忏悔中承认，当时自己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转身就离开了坑边。

紧接着，丸尾命令押上第二个俘虏，让安达亲自执行斩首。对于这个军事教官来说，这是一个“展示本领”的机会，也是一个摆脱刚才那份压抑感的出口。他深吸一口气，摆好姿势，一声喊叫后，挥刀砍下，对方的颈骨被砍断大半，头垂在胸前，鲜血汩汩而出。看着逐渐染红的土坑，他竟然感到一丝解脱——在当时歪曲的军国教育影响下，能把人砍得“干净利落”，也被视为一种所谓的“技术水平”。

余下的几名俘虏，被军官和下士官陆续处决。过程中，有的倒下前仍然怒目而视，有的默不作声。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跪地求饶，更没有人乞求生路。对这些来自抗日队伍的战士来说，活着被侮辱，或者苟延残喘地投降，对他们并不是可以接受的选项。

从这一组细节里，很难不看到一个事实：在杀人者眼中，最不安的，并不是敌人的武器，而是临死前不肯低头的神情。

三、尸体上的“教学”：麻木与惊惧交织

砍头行动结束后，土坑已经被鲜血浸透。照理说，处决至此就该结束，但这一天在清水河土坡上的暴行并未就此打住。

片刻之后，卫生兵上前，将尸体一具具拖出坑外，衣服被全部剥掉。大队军医和卫生伍长奉命，利用这些遗体进行所谓的“战地外科教学”。在当时的日军内部，战场急救知识确实是一门必修课，只是他们选择的“教材”，是刚刚被砍杀的中国俘虏。

其中，那位年轻排长的遗体，被特意抬到军官们面前。卫生伍长按照军医的指示，在他的上臂划开皮肉，然后由卫生兵拿起钢锯，锯断骨头，再进行缝合演示。锯齿摩擦骨骼发出的刺耳声，在安静的空气中尤为刺耳，有士兵下意识捂紧牙关，听得浑身发麻。

演示完上肢截断，接着是双腿。左脚被切开、锯断、缝合，再换右脚，同样的步骤重复一遍。说是教学，实际就是一次在尸体上的残忍“解剖表演”。安达在战后回忆中承认，那天即便身为“教官”，也感到头皮发炸，牙齿隐隐作痛。他甚至不敢持续盯着看，只能偶尔撇一眼，又迅速别过头去。

等到这一套残酷的“手术示范”结束，这位排长的身体已经被分割成多块，残肢散落一地。对于施刑者来说，这不过是一堂课的结束；但在一些参与者心里，一道难以抹去的印记，从那天起开始留下。

丸尾显然很不安。也许是被刚才那双临死前的眼睛吓到了，也许是对整个过程本身产生了某种说不清的恐惧。他在现场发了几句火，命令卫生兵把这些残缺的尸块扔到附近草丛里了事，然后匆匆钻进汽车，赶回驻地。

黄昏时分，土坡恢复了表面的平静。草丛里躺着被丢弃的残肢，白得有些刺眼。对于那些习惯用残忍压服对手的人来说，这可能只是又一天的例行公事；但对于一个军官、一群新兵而言，亲眼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俘虏从沉着面对死亡，到身体被锯成几节，那种冲击，不会轻易消失。

安达多年以后在忏悔书中写道：无论这些日军军官怎样辱尸，都掩盖不了心里那股莫名的畏惧。因为那名排长在临死前表现出的镇定，让他们意识到，站在对面的人，并不把他们当成高高在上的“皇军”，而只是一群拿着刀枪的侵略者。

有意思的是，这种恐惧，在战后被彻底激活。战争结束，旧日的队伍被打散，那些曾经自以为强大的军官，一个个不得不面对失败和清算。在这种大背景下，记忆深处的那双眼睛，便更加清晰地浮现出来。

四、西伯利亚到抚顺：一段迟来的审视

1945年，苏军对日本在东北的部队发起进攻，短时间内，很多日军部队被包围、缴械。安达所在的大队也没能例外，丸尾和其他军官一起成了战俘，被押往西伯利亚劳改。极寒、饥饿和繁重的劳动，使不少军官陆续死去，丸尾也倒在了那片冰冷土地上。

在西伯利亚的岁月里，早年在华北土坡上的那些画面，并没有立刻转化为忏悔。很多人依旧以“军人的责任”“战时的不得已”为借口，掩饰内心的负疚。但人的记忆很奇怪，越是想不去想的东西，有时越会在夜深人静时浮上来。安达在后来的回忆里承认，在冰天雪地的工地上，偶尔耳边似乎会响起那一声骨裂，那一声“咔嚓”。

1955年，一批在苏联关押的日本战犯被移交给中国，押送地点包括抚顺战犯管理所。安达千代吉也在其中。这个时候，距离清水河那一场血腥的所谓“训练”，已经过去了十七年多。身份从侵略者，变成了罪犯、俘虏，他不得不坐下来，面对调查人员提出的一条条问题，也不得不把压在心底的一段段过往，重新翻出来。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方式，并非简单的殴打或粗暴惩罚，而是通过系统的教育，让这些人正视自己的罪行。档案资料显示，不少战犯在这里第一次完整接触到中国抗战的整体情况，也第一次知道，当年自己参与的所谓“肃清”“扫荡”，在当地留下了多大的伤痕。

在这样的环境里，安达被要求写下自己的作战经历和所犯下的罪行。他不得不提起1938年的那次处决，不得不记下那位不知姓名的八路军排长是如何面对死亡，又是如何被他们残忍分尸。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段文字，而是将自己多年刻意压抑的记忆，用文字固定下来，这种过程本身，带有某种自我撕裂的意味。

据相关资料记载，安达在抚顺进行了大约十年的管教改造。在这十年里，他反复提到那个年轻人，说自己“永远忘不了那双眼睛”。在他看来，那是一种不屈的力量，是支撑着一个青年排长在绝境中挺直脊梁的东西，也是支撑着八路军部队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战斗的精神。

19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一批经过改造、认罪态度较好的日本战犯作出宽大处理。安达在被关押十年后，被允许回国。他回到日本后，将自己的部分经历整理成文字，对外公开忏悔，并再次提及清水河土坡上的那名排长。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位年轻八路军战士的姓名、籍贯、部队番号，在现有公开资料中都没有明确记录。对于写史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种遗憾。不过从抗日战争史的角度看，这并不意味着虚构。相反，这恰恰反映了当时大量基层指战员无名牺牲的现实——个人信息湮没在战火与敌人的屠杀中，留下的只是敌人口中的只言片语，和战友记忆中的某个身影。

站在史实层面，1938年前后，八路军在华北的游击战已经全面展开，各种地方抗日武装与八路军领导下的队伍彼此配合，对日军补给线和据点不断发起袭扰。日军则通过“扫荡”“清乡”“三光政策”等方式残酷报复。清水河一带当时就是日军活动频繁的区域，俘虏遭到虐杀的情况，和其他地方的史料可以互相印证。

从安达的叙述来看，这名排长的形象，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具体人的范畴。他不再只是某个名字，而成为那个年代无数基层抗日战士的缩影。年纪轻轻，承担基层军职，在战斗中被俘，在拷打和行刑前不肯低头，最终在敌人面前用冷静、用目光表达最后的抗争。

安达在忏悔中坦白，真正让日本兵感到畏惧的，不是那一支烟，也不是那句平静的要求，而是年轻人从头到尾表现出的那种“你们砍杀，我不低头”的姿态。这种姿态让他们意识到，侵略者的刀，并不能斩断一个民族的抗战意志。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随着一批战犯陆续回国，这些认罪材料在日本社会引发了一定反响。对很多普通日本人而言，通过这些文字才真正触碰到战争年代军国主义在外地做过些什么。安达的文字里，既有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悔恨，也有对那名无名排长的敬畏。这种复杂情绪，本身就说明了一个事实：有些勇气，即便发生在敌人身上，也会强行闯入加害者的记忆，挥之不去。

今天再看这段记载，能够确认的大致事实包括：1938年清水河土坡确有日军军队对俘虏进行刺杀训练与斩首示范；有八路军或抗日游击队成员被当场处决；日军确实行使过用尸体进行战地医学演示的做法；战后部分参与者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了系统忏悔。这些信息与多方史料相互补充，使得这段记录具有一定可信度。

至于那位年轻的排长，他的姓名没能留下来，但他在敌人回忆录中的身影，却意外成了另一种“证明”。一个人，连名字都无从考证，却能让曾握着屠刀的人在十几年后仍惊魂未定、难以释怀，这本身就说明，他在那场没有硝烟的对峙里，赢了。

于他个人而言，生命被残忍地终结，连完整遗体都没有留下，这是沉重而又残酷的现实。但从这段记录流传下来的结果来看，他临死前那份坚硬的气场，那支在坑边慢慢抽完的烟，和那双在断头前仍然死死瞪着行刑者的眼睛，已经穿过时间的缝隙，成为抗战史上一抹格外清晰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