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汉奸夜审地下党，拷打一半时忽发现，对方竟是自家亲戚

1939年，安徽亳县（现在的亳州）的一个日伪军炮楼里，出了一桩奇闻。

这事儿听着概率比中彩票还低，可细琢磨，全是人情世故的道理。

有个被认定是“新四军探子”的小伙子，正被绑在刑架上，眼瞅着就要吃挂落。

按理说，干地下工作的要是栽了，通常就两条路：要么咬死不松口，成仁取义；要么编一套滴水不漏的瞎话，赌对方查无实据。

可这个叫陈子良的年轻人，偏偏走了第三条野路子。

他在吓得半死的时候，把自个儿的老家底儿全兜了，甚至连亲叔叔的大名都给报了出来。

这招那是相当要命。

一旦对方顺着线索去查，他不光身份得曝光，连带着家里人都得跟着倒霉。

谁知道，结局让人大跌眼镜。

那个本来要吃人的伪军头目，听完这个名字，不光没动刑，反倒把人给放了。

表面看，这是走了狗屎运，捡回一条命。

但要是把这事儿掰开了揉碎了看，这其实是一场针对人性的心理豪赌。

这笔买卖，陈子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算的。

话得倒回几天前。

那会儿陈子良刚从抗大毕业。

这所学校出来的学生，肚子里理论一套一套的，信仰也没得说，可就是有个短板：没在敌占区混过，不懂江湖上那种“见人下菜碟”的圆滑。

上级领导心里也跟明镜似的。

王萌林那是豫皖苏边区的老油条了，这种人在隐蔽战线，那就是活地图外加心理学专家。

摆在两人面前的头一道坎就是：咋过封锁线？

那年头的亳县，炮楼跟林子似的，关卡密得像筛子。

王萌林出了个主意，特别接地气：扮成卖大蒜的小贩。

这一招实在是高。

头一个，独轮车在豫皖交界那地界儿满大街都是，推这个符合“苦力”的身份。

再一个，也是最绝的——大蒜这玩意儿。

那味儿冲啊，隔着老远都辣眼睛。

那年头站岗的伪军，多半也是穷得叮当响才去混口饭吃，哪有什么敬业精神。

对着一车味儿大的大蒜，谁乐意把脑袋扎进去翻？

刚开始，这招挺灵。

两人一前一后推着车，一身蒜味儿，再加上点头哈腰的那个劲儿，顺顺当当过了好几个卡子。

每过一关，陈子良心里那块大石头就稳当一点。

可他毕竟还是太嫩了。

走到花园庙关卡的时候，麻烦来了。

这地方是日伪军防守的核心区，空气压抑得让人想吐。

对老油条王萌林来说，这种场面那是家常便饭；可对初出茅庐的陈子良来说，那种生理上的哆嗦根本压不住。

眼神发飘、脸色不对劲、腿肚子转筋。

这些细微的小动作，让守关的伪军给盯上了。

“瞧你那鬼鬼祟祟的样儿，眼珠子乱转，肯定不是好东西！

绝对是探子，抓起来！”

那一瞬间，啥伪装都没用了，直觉这东西太准。

陈子良当场就被扣下，直接拖进了炮楼。

这就回到了开头那一幕。

陈子良跪在冰凉的地上，前头是皮鞭和老虎凳。

这时候，他脑子里其实有三个选择。

路子一：硬扛。

路子二：编瞎话。

说自己是外地做买卖的。

可口音对不上是个大漏勺，再说了，兵荒马乱的岁月，一个没保人的外乡人，弄死就弄死了，跟踩死只蚂蚁没区别。

路子三：吐真言，但只吐一半。

剧痛之下，陈子良选了路子三。

这不光是因为怕，更是人在绝境里找“活路”的本能。

伪军吼道：“到底谁指使你的！”

陈子良嗓子都劈了：“我真是老百姓…

我家是亳县黄水窝的，十里八乡都认识我！”

这是下了血本的赌注。

他赌的是：眼前这伪军虽然披着那身狗皮，但骨子里还是本地老乡。

要是日本人审讯，报地名顶个屁用。

可在伪军眼里，只要你是本地人，那就沾亲带故，这层宗族关系有时候比良民证还好使。

伪军头目显然不信：“黄水窝？

那破地方鸟不拉屎，谁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话赶话到这儿，陈子良没退路了。

要是再拿不出硬通货，下一鞭子没准就要了命。

他把心一横，甩出了最后的底牌：“家里就剩我一根独苗了，您要不信，去问问我三叔陈家公，他在村里那是出了名的老实人，从不惹事…

把“陈家公”这名字供出来，意味着如果对方去核实，三叔可能得跟着吃瓜落。

但在那种要命的节骨眼上，这是唯一能证明他“身家清白”的锚。

这里头有个反常识的逻辑：敢报出亲戚大名和具体住址的，通常不是那种打一枪换个地方的密探。

毕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谁承想，接下来的一幕，简直就是老天爷开的黑色玩笑。

那个刚才还一脸凶相的伪军头目，手里的动作一下子僵住了。

“你说你是黄水窝的…

那你知不知道，我家也在那村里有亲戚？”

陈子良愣了一下，嘴比脑子快：“那哪能不知道，陈家公就是我三叔，住村西头，您这是…

那头目的脸变得跟调色盘似的，杀气也没了，换上了一副又是尴尬又是懵圈的表情。

“你说你三叔在村西头，你知不知道，陈家公那也是我三叔？”

屋里一下子静得连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审讯的和被审讯的，搞半天是一个三叔底下的侄子。

哪怕是还没出五服的堂兄弟，在中国农村那种讲究宗族的社会里，这就是铁打的关系。

这场审讯的性质，立马从“抓探子”变成了“大水冲了龙王庙”。

伪军头目刚才那股狠劲儿，那是演给日本人看的，也是为了交差。

可现在对面跪着的是“自家兄弟”，还能把三叔住哪儿说得有鼻子有眼，这细节是编不出来的。

这笔账，伪军头目心里瞬间就算得明明白白：抓个所谓的“嫌疑人”，顶多换两句不痛不痒的口头表扬；可要是错手宰了自家亲戚，回村里能被唾沫星子淹死，弄不好还得被踢出族谱。

这乱世里，给日本人卖命是为了混口饭，为了这口饭把祖宗得罪了，不划算。

于是，他摆了摆手：“行了行了，既然是这样，我也没啥好问的…

看你也像个良民，滚吧。”

陈子良，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从阎王殿溜了一圈回来了。

出了炮楼大门，陈子良后背的衣裳都湿透了。

这不光是劫后余生的庆幸，更是后怕得要命。

万一那伪军头目跟三叔没关系呢？

万一那家伙是个六亲不认的主儿呢？

那后果简直不敢想。

但他没工夫在那儿感慨人生。

真正的鬼门关，这会儿才刚开始闯呢。

任务还得继续。

在不远的树林子里，老交通员王萌林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瞅见陈子良全须全尾地出来，王萌林眼里的怀疑比惊喜多。

他得搞清楚，这小子是被放出来的，还是被当成鱼饵钓鱼的。

俩人迅速碰头，多余的话一句没说。

但这会儿，两人的办事路数彻底变了。

之前敢走大路，是觉着靠伪装能蒙混过关。

可花园庙这一遭证明了，在那种严得变态的关卡跟前，什么伪装都是扯淡。

经过这一吓，陈子良算是完成了从“愣头青”到“战士”的蜕变。

他不再盲目自信，变得跟王萌林一样，谨小慎微。

到了下一个检查点，他们没敢硬闯。

俩人趴在土坡后面，盯了半天。

发现那帮哨兵巡逻得乱七八糟，看着松松垮垮，其实乱得没边。

要是放以前，陈子良没准觉得这是个空子。

可现在，他学会了算风险。

松懈就代表没谱。

一个喝高了的伪军比一个按章办事的日军更难对付，因为你根本猜不到他下一秒要干啥。

于是，两人拿定了新主意：不走关卡，绕道。

他们推着死沉的独轮车，专门钻那些没人的窄巷子和荒草道。

虽说路远了好几倍，累得差点吐血，但胜在安全。

如今回过头看，1939年的这场脱险，全是巧合。

可这种巧合底下，藏着的是抗战时期地下工作最残酷的真相。

咱们在电视剧里看惯了地下党谈笑风生、把敌人耍得团团转。

可真实的历史，往往更粗糙，更惊心动魄。

像陈子良这种年轻的交通员，没主角光环护体。

他们会紧张，会腿软，会失手被抓。

在那间审讯室里，他们也没有上帝视角，不知道对面坐的是不是自家亲戚。

只能在那么几秒钟里，凭着本能和脑子，在必死局里硬抠出一条生路。

陈子良是命大，正好撞上了那个万分之一的亲戚关系。

但在那个年代，更多像他这样的无名英雄，可能就是一个眼神不对、一句话说秃噜嘴，就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某个不知名的据点里了。

没人知道他们叫啥，甚至没人知道他们来过。

正是这些在刀尖上跳舞的普通人，靠着一次次看着像运气的险胜，把抗日战场的神经给接通了。

陈子良和王萌林，也就是那片星空里不起眼的两颗。

可正是这无数点微弱的亮光，最后凑成了那个大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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