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间谍”林顶立：在军统和特高课之间

他是中国台湾人，却有一个日本名字，加入了日本国籍；他是日本特高课的高级特务，却“身在曹营心在汉”，被军统纳入麾下，并在抗战中用情报掀起了巨大的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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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人才”，黑白两道通吃

林介之助，又名林一平、林顶立，中国台湾人，东方谍报史上一个如同变色龙一样的神秘人物。他在不同场合使用的名字或者代号还有“十一龙头”、“金门半山”，等等。

林顶立真正的传奇，是他在抗战中的经历。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在中国台湾警视厅特高课的高级特务，拥有日本国籍，名字叫作林介之助，而他的真实身份，则是中国潜伏在日本特高课中最隐蔽的双面特工。

中国台湾在日占时期，心向祖国的血性男儿并非少数。1912年，同盟会员罗福星发动众友会起义；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第一年，就有以李友邦将军为首的大批台湾爱国人士返回大陆投入全面抗战。这位表面上换了日本名字、讲得一口流利日语的林顶立，就是一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典型中国台湾人。

因为精明干练，林顶立从少年时期就被日本黑龙会在中国台湾的组织看中吸收，不久转入警视厅。林顶立以精通各种特工手段，做事机警敏捷，熟悉华人情况而不断得到重用，1931年便成为日本特高课的高级特务。

但是林顶立实际上对做汉奸深恶痛绝，曾经设计潜入大陆，投报黄埔军校。只是因为时局动荡，英雄无用武之地，才不得不返回台湾，暂时栖身。这期间，他结识台湾江湖豪杰林仔滚、福建黑道大豪罗又章等，组成了闽台地区著名的黑道组织——“十八大哥”，自己排行十一，人称“十一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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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钱情报，“换”来金条几万根

随着日军侵华的深入，林顶立这样在中国黑白两道通吃的“优秀人才”，更得到进一步重用。日军派遣林顶立前往刚刚占领的厦门，担任日本在福建的“太上皇”、大特务泽重信的副手，作为日军切实掌握福建沿海地带的一枚重要棋子。林顶立遂借此机会，取得林仔滚的介绍，先访中国香港，拜谒陈策将军，提出携带日军机密情报反正。

对于林顶立的这一要求，陈策最初的反应是不敢相信。要知道抗战以来，被日军特高课和汪伪76号汉奸机关破坏的中国情报机构遍布各地，被捕特工也不计其数，而特高课的大特务上门来投降，这还是第一次！

陈策经验丰富，他一面接待林顶立，一面火速联系军统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王新衡很快回报：此人可信！陈策遂将林顶立介绍给军统方面。军统得到林顶立，如获至宝，并果断决定，林不要暴露身份，立即前往福建上任，并任命林为军统闽南站台湾挺进组组长。年底，军统特工设法为林顶立在厦门设立了秘密电台，从此，高质量的日军情报源源不断从林顶立处汇入军统。

这样一个原特高课高级特工的反正，其价值对中国方面来说不可估量。林顶立对军统的巨大贡献之一，是从内部挖到日方底牌，为军统的“对日经济战”提供了保障。

从抗战开始，戴笠的军统就奉命对日实施经济作战。戴笠对经济作战一窍不通，因此在军统内成立经济处，网罗专家进行实施。他请来的第一任经济处长是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博士费同泽，费博士学历虽然很高，但是却没有实战经验，所以经济战进展很糟糕。戴笠马上换人，任命出色的对日经济学家邓葆光担任副处长，负责实际工作。

邓是经济战的天才，而且熟知日本经济，他曾经准确推断出日本将在1945年第三季度投降，其判断依据就是日本各种物资的储备和消耗。他指挥的经济作战也别开生面，是以制造伪钞为主，一箭双雕。

邓葆光认为，日本占领中国华东、华北地区，在占领区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因此，制造大量伪钞，和敌人争夺物资，就成为有效的经济战手段。当时，银行家贝祖诒是军统在上海的暗线。他利用职务之便，定期收集日占区的各种钞票交给军统，戴笠便下令在重庆巨额仿造，而后通过安徽界首武装偷运至日占区，疯狂抢购各种物资，并用来贿赂拉拢伪军将领。

这一招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物资大量流失，物价飞涨。因此，日军在特高课成立专门机构实施反经济作战，不断更改钞票，增加检查手法，意图恢复对占领区的经济控制。这样一来，军统的假钞经常被查获，而如果伪军将领使用假钞，又很容易暴露其和重庆的联系。

但自从林顶立加入后，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特高课每发现一种新假钞，或者每策划一种新的检查手法，林都能从内部预先获得消息，并提前通知军统。因此，军统的印刷厂可以马上进行相应调整，使日军虽然变化万端，却依然防不胜防。

这套经济作战贯穿整个抗战，它破坏了日本占领区的经济掠夺，为重庆获得了大量急需物资，同时也养活了日益膨胀的军统。据邓葆光的报告，每年军统利用“经济作战”，用假钞在日占区“换取”获得的财富，多达几万根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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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日军大头目，镇定自若

戴笠对林顶立的价值非常清楚，因此，反复强调对林提供的情报只能“被动运用”，绝不主动要求林搜求容易导致暴露的情报。

但是，林顶立艺高胆大，更做出军统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指挥的台湾挺进组不久建立了基隆、金门两个分组，甚至在鼓浪屿建立外围组织“同声俱乐部”，吸收福建、台湾爱国高层人士，形成了巩固的抗日团体，其团体成员逐步控制了厦门伪政权的各个部门。

在林顶立的努力工作下，厦门等地的伪组织除伪市长李思贤外，基本被林所控制。在他们的运作下，厦门成为各日占区组织中最热闹、也是效率最为低下的一部分，但日军却不闻不问。这是因为当地负责调查控制伪组织的特高课、兴亚院和宪兵队，都控制在林顶立手中。

本来这些机关是由日本老特务泽重信控制的。泽重信，1899年生于大阪，士官学校毕业后，转入陆海军特种训练班，长期在总部设于台北的“大日本南支派遣特务机关”工作，担任日军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陆海军特务系统总负责人。

1939年9月，厦门特务机关长田村丰崇则被中国特工刺杀，泽重信亲自前往厦门坐镇，公开担任兴亚院负责人、地方理事官、华南情报部部长等职务，是日方在厦门的最高指挥人员。他前往厦门时，带去了自己最为信任的部下林介之助，却不料给自己挖好了墓穴。

1941年，华南的一个日本女特工被军统拉入组织，为中方提供情报，日方觉察后将其逮捕枪决，与这个女特工有联系的若干军统外围人员均被捕。根据审讯记录，泽重信发现，厦门暗藏着中国方面重要的特工机关，因此决定顺藤摸瓜，投入力量进行侦破。

形式急转直下，林顶立似乎在劫难逃了。但幸运的是，泽重信找来商量的亲信，正是“头号要犯”林顶立。林顶立第一个反应是迅速逃走，和军统局闽南站负责人陈式锐商议。戴笠得到陈通报后，认为林的价值太大，放弃过于可惜，因此决定保护林继续潜伏，派出漳州站长期潜伏的两名杀手汪鲲、苏群英，限期刺杀泽重信。并电陈、林曰：“此一敌酋若不及早加以制裁，将来羽翼丰满了，不但华南半壁均要沦入敌手，则整个抗战前途受影响至深。”

林顶立在关键时刻镇定自若，一面提供泽重信准确的活动规律给行动队员，一面因为泽重信经常去蝴蝶舞厅活动，便通过“十八大哥”林仔滚，把苏群英安排到林仔滚开办的蝴蝶舞厅担任管账。

1941年10月26日，枪法出众的汪鲲从蝴蝶舞厅跟踪泽重信到《华南新日报》门前，待泽重信摒开保镖和报社社长汉奸林谷同行时，汪鲲果断掩身路旁，连发两弹，击毙泽重信。

事后，日军进行调查，林顶立从中设计，抓捕与泽重信有隙的日侨多人，刑毙数人。自此，林顶立在厦门的地位更加稳固，他继续为中国抵抗力量提供各种帮助，直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本版文章据《中国国防报》 萨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