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婚姻与伉俪之情：实践中的伴侣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制中国婚姻观念的历史，可以从两种冲突的传统角力的影响的角度来理解：奠基于儒家礼仪的强调夫妇等级的道德制度和充溢在文学作品中的赞美夫妻伴侣关系的悠久文化。在帝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后者是在前者的阴影下发展的。强调夫妻等级区分的儒家礼教设定了主流道德话语和社会行为准则，因此对夫妻之爱的表达局限在文学艺术创作的特定领域，而无法踏入社会文化体系的中心舞台。这种状态只有到了清代才被打破。在清代，夫妇伴侣的婚姻理念被教育阶层的男女普遍接受，并转化为社会实践。

在儒家道德的宇宙里，人类文明始于婚姻。夫妻关系是基本的人伦关系之一，也是缔造有序社会的基础。根据阴阳理论，儒家经典认为夫妻的角色是互补的，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有别”。儒家典籍给予妻子在祭祀仪式中与丈夫相当的地位，但除此之外，她的地位低于丈夫，其义务是服从丈夫、侍奉公婆。儒家礼仪认为夫妻间性的亲密会严重威胁夫妻关系，对夫妻感情极少涉及。然而，在帝制中国，尽管儒家教义占主导地位，但它并不能完全控制婚姻观念的形成。在文学和历史的文本中，关于婚姻的表述集中在夫妇的伴侣关系。夫妇伴侣可粗略地分为三种类型：道德伴侣、才情伴侣、爱欲伴侣。这些文本以丰富的词语、象征、主题和传说创造了一整套表达伉俪情感和爱恋的文字工具。其中，成双成对的鸟儿成为夫妻伴侣关系最经典的象征。它代表的是和礼仪话语不同的另一种概念，即从本质而言，婚姻的中心是一对被情爱联系在一起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夫妻。

有两点需要指出。其一，中国文化对婚姻情爱和伴侣关系的描述其实源自儒家五经之一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显然，儒家对夫妻关系的观念不是单一或僵化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把《诗经》和儒家礼仪文本对夫妇关系相左的表达看成一种互补。建立在礼教原则之上的儒家道德系统压制夫妇情感，而诗歌为迫切的情感表达需要提供了一个出口。其二，在帝制中国的历史中，尽管强调等级制度的礼教准则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关于夫妻关系的说教体系其实并不那么单一死板。例如，说教文本日常提倡的不仅有妻子的服从和服侍，也有夫妻相互尊重，其中透露着某种程度平等的弦外之音。

这里，尤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婚姻的大量文本知识对清代年轻人的教育意味着什么。可以理解，并非所有文本在清代的教育课程中都得到平等对待。在正式的教育中，因为科举考试的成功在于深谙儒家经籍及其注疏，所以这些经典被置于最高的地位。然而这未必是学子们喜欢的排序。他们有个人的好奇心，也深知经典之外的丰富知识对于任何一个受尊重的文人身份的重要意义，因此文学、历史和宗教文本都是盛行的读物。这类知识对于诗歌创作这一必需的社交技巧而言尤其不可或缺，因为诗歌创作依赖用典、象征、比喻等来传达意义。沈复的例子可以证明这种内容广泛的文学训练是如何塑造一个年轻人的知识结构的。沈复在科举考试中几乎一无所成，但他的回忆录展示了经典之外的广泛知识。教育内容多样的文化，使得与儒家经典不同的话语得以传承数千年。后者激发着正统话语之外关于婚姻意义的思考，并为男性和女性的自我表达提供了概念、象征符号和引用资料。

如果我们要指认一种将清代文人和他们的历代前辈区分开的分水岭般的婚姻实践的话，那应该就是对夫妻感情坦率的展示和公开的赞美。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见，在书写自身的婚姻时展示对配偶的感情是清代普遍的行为。同时，婚姻的伴侣关系不仅得到普遍接受，而且成为当时人的一种向往。在帝制中国早期悼念妻子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夫妻之爱，但直到晚明，悼亡一直都停留在私人领域。与此相比，清初悼念妻子高度社会化。清初，社会化悼亡的风气发展到令人惊叹的程度，以至于有时整个国家的文人都参与进来。这一令人瞩目的时尚在盛清时期让位于较为平静的表达方式，但公开的社会化悼念配偶（主要是亡妻）的文化已牢牢地植入文人生活。

清人匪夷所思的悼念配偶的潮流，仅是清代正在形成的拥抱公开展示夫妻感情的新文化的标志之一。可以说，衡量这种文化变化的更好标尺不是配偶亡故后如何悼念，而是生前夫妻如何互动及公众对它的反应。在清代，婚姻中亲密互动的空间大大拓展，以多种方式表达、交流和纪念夫妻情爱，成为文人婚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清人普遍庆祝七夕这个以夫妇之爱为主题的节日。文人夫妻也通过创作文艺作品来纪念他们的关系。诗歌作为抒发感情的文体，自然而然成为情感交流最常用的手段。一些夫妻的诗歌唱和自婚礼之日就开始，并贯穿了他们的人生。他们把这些诗歌编入诗集，以纪念他们的幸福婚姻。这类伉俪诗作的读者不仅仅有夫妇自身，还有他们的朋友们。这些诗所表现的夫妻感情的美学和深度，成为诗歌评论的一个话题。

清代空前的庆祝伉俪之情的现象，表明婚姻意义的理念正在变化。生育和履行家庭责任依旧是婚姻的主要目标，但是，清人男女赋予婚姻中情感的满足和个人的快乐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这一潮流是仅仅发生在受教育阶层，还是波及其他阶级？换言之，它是否显示了清代社会对婚姻和夫妻关系的理解的普遍性变化？有研究表明，虽然明清时期女性守节有各种原因，包括强烈道德感的影响，但夫妻间的情爱——有时仅存在于想象中，也影响了包括下层社会的寡妇和贞女的决定。也就是说，当有些寡妇贞女选择为去世的丈夫或未婚夫守节甚至殉死时，情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历史学家戴真兰（Janet Theiss）的研究注意到清代官员在判案时，将处理财产或通奸案的权力授予丈夫或妻子，而非父母。这表明了他们对婚姻和大家庭中夫妻单位的重要性的认可。还有学者认为，清代的考据学者“提高了（夫妻）关系的地位”，或者试图证明18、19世纪关于婚姻的学术话语开始把夫妻关系定义为儒家的五伦之首。然而，就清代学术话语关于婚姻的讨论而言，笔者认为，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如第一章所示，乾嘉学派的中坚钱大昕和焦循对于五伦中夫妻和父子（及兄弟）之间相对地位的观点有尖锐分歧。

夫妻情爱的重要性是否在清代社会达到跨越阶级界限的普遍认可？现在要对这个问题得出有意义的结论还为时过早。近年来，从情感角度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家庭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除了母子关系这个早已受到关注的课题，历史学家还对夫妻关系及父女之间、丈夫与妾媵之间、兄弟之间等其他各种关系产生了兴趣。他们的研究揭示了中国传统大家庭复杂的感情结构，也证明帝制时期的中国家庭在情感方面远非一片荒凉。根据研究文学的学者艾梅兰（Maram Epstein）的结论，因为清代社会对真挚感情表达的高度认可，即使是严苛的道德学家也设法妥协，重新解释“礼教准则以便于情感表达”。艾梅兰还认为，孝是一种真诚的感情，而不仅是礼教的（或道德的）行为展示，并论证说对于帝制末期多代同堂的家庭来说，相比于夫妻之间的爱，孝道之爱更为重要，这是由于“浪漫之爱永远带有越礼的弦外之音”。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如前文所示，夫妇之爱不等同于浪漫之爱。诚然，夫妻之间的爱对于大家庭和睦的威胁，既是道德家长期使用的修辞，也是一些家庭中的现实。然而值得强调的是，在很多有着感情深厚的夫妻关系的文人看来，夫妇之爱与儒家礼教准则并非背道而驰，与履行对父母和亲属的责任也并不冲突。

在清代，赞美夫妻之爱的新兴文化潮流促生了很多感情深厚的夫妻。同时，它成为一股复杂的动力，以其他方式塑造着夫妻关系及其文学再现。当佳偶夫妻们开辟着夫妇间表情达意的新空间时，清人经常从夫妇学识和感情不相配的角度来描述不幸的婚姻。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错配平庸丈夫，在婚姻中承受失望和痛苦，会赢得普遍的同情。而在那些以道德为标榜的男性的婚姻实践中，这股文化潮流激起了相反的反应。如第四章中所见，一些道德实践家，比如李塨，决意捍卫正统价值观，不惜对妻子施加精神虐待；方苞努力试图拒绝对妻子的情爱，因此而遭受心理折磨。另外如方东树，尽管信奉正统原则，但仍与妻子发展出深厚的感情联系。这些不同的反应导致了清代形形色色的夫妻关系和夫妻情爱的各种色调。虽然，只有佳偶婚姻中的新婚夫妇才有浪漫之爱的经历，但伴侣之爱（companionate love）这种从共同分担人生的升沉起伏中生出的情爱，给予了清代其他很多夫妻以相濡以沫的情感的愉悦。

这些变化着的价值观以多种复杂的方式影响着这个时期数代同堂的大家庭。随着夫妻情爱在婚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们的注意力更被吸引到一个由来已久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已婚的兄弟间和他们的妻子间的矛盾冲突。夫妻间的爱会无可避免地撕裂兄弟间的团结和睦在清代仍然是一种普遍的信念。新的紧迫感令一些执着的道德学家采用新的手段来经营夫妻关系，他们的行为往往会给他们的妻子造成深重的心理痛苦。

与此同时，才女的崛起伴随着夫妻伴侣这一理想的普及，改变了清代一夫多妻制实践的方向。晚明时期，名妓与文人领袖的佳偶匹配成为美谈，出身精英家庭的才女和社会名流的联姻也受到空前的关注。到了盛清时期，晚明引人仰慕的文人—才妓的结合消失殆尽。佳偶匹配被定义为才识相当的丈夫与妻子的结合，而非与妾的结合。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日渐控制了夫妻间的关系。结果是，一度极受崇拜的文人—才妓结合失去了光彩。在清代，男性的忠贞观念开始具备吸引力。不过，即使如此，一夫一妻多妾制依旧存在。这将受过教育的妻子置于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位置上：她必须在维护自身嫡妻的尊严和避免被视为妒妇之间保持平衡。

本文摘自《执子之手：清代的婚姻与伉俪之情》，卢苇菁著，王晚名译，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1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来源：卢苇菁著，王晚名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