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以可运行的协同治理打造长三角产业共振接口

2026年，“十五五”开局。区域发展的重心从“物理连接的紧密度”转向“制度运行的协同度”。决定区域竞争力的关键越来越落在那些难啃的“硬骨头”上，要素能否无障碍流动？规则标准能否高水平互认？公共服务能否一体化供给？协作成本能否实质性降低？

针对上述挑战，2026年1月19日，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王振在接受澎湃新闻“浪尖周报”专访时直言，长三角当前不缺“项目清单”，缺的是将协同转化为日常能力的“运行机制”。他以“雁阵共振”为喻，指出长三角虽已初步形成世界级创新集群，但要实现世界影响力的“质变”，必须突破行政壁垒，推动区域合作从外部的“政策推动”转向内部的“机制自转”。只有建立起稳定、可复制的协同治理模式，才能为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提供长久解法。

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王振（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万亿之上，长三角产业“创新雁阵”已成形

王振认为，2025年，长三角产业格局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又多了几个万亿城市”，而是头雁领航、雁翼振翅、雁身齐飞的区域一体化“创新雁阵”队形变得愈发强壮。三省一市已公布的地区生产总值合计约34.66万亿元，在不到4%的国土上，形成了稳定而强大的增长底盘。更重要的是，这一体量背后，“协同”从概念性的倡议转化为可观察、可验证的结构变化。

在王振看来，上海在“雁阵”中的影响力，除了经济总量屡创新高，更体现在科技创新策源与高端服务能力持续抬升。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上海相关产业规模已超2万亿元。与之相对，南京、杭州、合肥、苏州等“雁翼”城市，正沿着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等方向不断做厚体系与生态；宁波、无锡、常州、南通、嘉兴、芜湖等一批“雁身”城市，则在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绿色石化等赛道形成冲刺态势。王振认为，这种分层并非简单的强弱排序，而是更成熟的产业组织方式。每一只“雁”都在变强，但变强的路径不是同质化，而是围绕各自比较优势形成可衔接的能力拼图，进而把区域的整体竞争力“拼”出来、“叠”起来。

雁阵为何能“成形”？王振把原因归结为三类协同机制的逐步落地。

第一，创新资源共享走向常态化。三省一市的大型仪器设备与科研设施，从“各管各、各用各”转向跨域共享；创新券等政策工具的使用门槛逐渐降低，让不少科研团队、各类企业能够真正“用得上、用得起”。

第二，联合攻关走向机制化。依托G60科创走廊等平台，长三角跨省创新联合体从“临时组队”逐步迈向“稳定协作”。近三年来，G60已立项支持80余个联合攻关项目、总投入超17亿元，协同由此从“交流合作”推进到“创新联合体”，合作不再停留在表态与签约，而开始进入可持续的组织化运转。

第三，“创新飞地”等空间组织方式加速扩散。“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它把上海的功能平台优势和人才集聚优势与周边城市的制造体系、产业化能力更加精准地对接起来，使“策源—转化—放大”成为一条能够跑通的链路，而不再是区域分段式的接力。

“雁阵能飞起来，靠的是协同机制牵引。”王振进一步指出，“但飞得稳不稳，关键还得看下一步能不能把跨城合作从‘能做’变成‘好做、常做’，这就进入了深水区。”

协同要“自转”，先把“隐性成本”打下去

“规模摆在那儿，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协同的摩擦成本。”王振的判断很直接，长三角走到今天，最难的已不是再建几个平台、签几份协议，而是把协同走深走实，让产权、技术、人才、数据、资本等关键要素的跨省流动，体验更像“同城”，把那些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行政分割成本压到足够低。只有摩擦成本持续下降，区域才能从“能合作”走向“会合作”，从“靠推动”走向“能自转”。

他把当前长三角跨城协同还不够顺畅的症结概括为一种“行政区经济惯性”。表面上，交通更便捷、产业更接近，深层却是规则、利益和公共服务仍在各自“算账”。以人才流动为例，上海的平台与机会对周边有强吸附力，但户籍、社保、公积金、个税、职称与资质互认等制度细节，仍会在关键节点上“卡一下”。再比如数据与交易规则，外地凭证在本地不认，跨城资质认证要重复跑，企业跨省设点要面对多头合规。这些琐碎门槛单个似乎影响有限，一旦叠加起来却会变成企业不愿跨城配置资源的掣肘。

比“卡点”更棘手的，是“合作收益怎么分”的机制缺口。王振直言，长三角不缺协同项目，缺的是让合作各方“算得清账、愿意长期做”的制度安排。税收归属、统计口径、考核指标仍主要按省市边界运行，跨城项目一进入落地和运营阶段，就容易出现拉扯。谁来投入？收益归谁？一旦收益分配无法制度化，协同就很难成为日常组织方式，只能停留在阶段性协调上。

公共服务差异则构成另一道隐性壁垒。人才愿不愿意流动、企业敢不敢把研发与生产跨城拆分，最终都绕不开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底座”的可预期性。王振提醒，如果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标准差距长期存在，要素流动就会呈现“单向吸附”，既不利于共同富裕，也会削弱产业协同的韧性。

如何破局？王振把答案落到四个字：接口工程。

首先，应以统一大市场为底座，建立跨区域要素流动的“负面清单”和规则互认机制，优先从标准、认证、监管协同切入，减少企业跨城的重复合规成本，让“能交易、可结算、可追溯”成为常态。

其次，补上利益接口，围绕重大跨城项目探索更清晰的税收分成、统计核算与考核评价安排，用制度把“合作收益”固化下来，让地方从“怕吃亏”转向“愿协作”。

第三，打通公共服务接口，在医保异地结算、养老衔接、教育与人才政策协同等民生领域建立“可感知”的互认，把跨城生活的制度摩擦切实降下来。

最后，也是底线：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清楚。政府应当去做企业不愿投、投不起、短期看不到回报却决定长期竞争力的事，包括公共服务、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平台、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与规则体系建设等。至于产业布局、转化路径与商业选择，则应更多交给企业在竞争中试错、在市场里校准。

把串联变闭环，沿沪宁产业创新带需提升“机制硬度”

上海“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到，推进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在王振看来，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是长三角最有“样本意义”的经济走廊之一。上海强在创新策源和功能平台，南京强在软件与科教，苏锡常通等强在制造体系，且空间上天然连成一条高密度带，资源、配套、需求可以“无缝拼接”。当前的主要发展挑战不在于“有没有基础”，而在于“能不能把基础组织起来”。他直言，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提出已有几年，但整体仍停在1.0版，要素密度很高，协作黏性不够，合作形式仍以会议、备忘录和个案对接为主，还缺一套能日常运转、能持续迭代的制度框架。

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如何提质升级？王振给出了“三步走”的建议：第一步，建机制。争取国家层面的专项支持，形成框架性文件，把牵头部门、协作方式、重点任务写清楚，先把稳定政策预期立起来；第二步，搭组织。九城可联合发布行动方案，设立跨区域协调办公室或秘书处，跑通一套可执行的协作流程，明确项目怎么筛、资源怎么配、问题怎么协调、成效怎么评估。把协同从“松散型”推向“紧密型”；第三步，让企业唱主角。借鉴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经验，围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赛道，推动跨城产业联盟、创新联合体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挥企业自主性，用订单、供应链和研发合作，把跨城协同真正跑起来。

同时，王振还特别强调了“分工闭环”的重要性。 他认为，走廊式协同的本质不是“连线”，而是“结网”，即打造创新链、产业链、服务链的可验证闭环。为此，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有必要构建一套立体的制度支撑体系，确保上有顶层设计“压舱”定方向，中有常态化机制“兜底”保运行，下有市场联盟与平台“承接”落应用。这种“三位一体”的良性格局，将培育出强大的制度惯性，推动跨城合作从依靠行政推动的“外力”，转化为机制自转的“内功”。

推进数绿融合，将“绿色硬约束”转化为“增长新动能”

谈及“十五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路径，王振指出，必须推进“数绿融合”。他认为，数字化代表“新动能”，绿色化则是“硬约束”。若将二者割裂，发展极易陷入偏差，要么盲目“上云上数”而忽视能耗约束，最终被电力成本与合规压力反噬；要么空喊“降碳减排”而缺乏技术支撑，导致转型成本高企、效率低下。“唯有将两者深度融合，才能催生出真正可持续、可复制的新产业形态。”

长三角的优势，恰恰在于“融合的土壤”够厚。上海有人工智能与平台能力，杭州有数字经济生态，苏州有工业互联网底盘，宁波有制造与港口体系。要素基本齐全，但问题在于能不能把优势拧成产业链。

王振把“数绿融合”的突破口概括为三条主线：第一，智能制造驱动绿色改造。用工业互联网、AI、数字孪生把能耗、良率、排放做成可实时优化的生产参数，让零碳工厂、灯塔工厂从“示范工程”变成“规模能力”。第二，绿色数字基础设施。数据中心、算力网络、智能电网须与绿电供给、储能调度同步设计，否则“数字化越快，能源瓶颈越早到来。”第三，低碳技术的数字化服务。碳监测、碳核算、碳足迹认证、碳交易平台等“看不见的基础设施”，决定了绿色转型能否从企业自觉，升级为可检验、可比较、可通行的市场规则。

基于这三条路径，王振更看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绿色数字装备、低碳新材料三类“数绿融合型”赛道。但他也提醒，长三角推进这些赛道，最忌滑向“每城一套全家桶”的同质化内卷，这就需要把相关产业做成紧密的“跨城协作链”。核心城市聚焦策源与算法，制造基地承载生产与场景，配套区域补齐材料与装备，功能平台输出标准与规范。通过各展所长、各归其位的“接力跑”，长三角才有可能在“十五五”期间把“绿色压力”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把“数字优势”沉淀为可持续的增长曲线。

“十五五”进阶，协同治理能力决定发展高度

迈向“十五五”，长三角的发展叙事正在经历一场深刻重构。王振指出，衡量城市能级的标尺已从单一的“万亿GDP”竞赛切换为区域协同轨道上的“系统效率”比拼。拉开差距的关键，在于能否将行政主导的“项目协作”，沉淀为市场内生、可长期运转的“机制协同”。这要求政府完成从“下场选手”到“生态园丁”的角色转身，打通利益与规则的接口，让跨城合作不再依赖行政指令的动员，而是源于成本下降与价值增量驱动的“协同自觉”。

因此，长三角还需将“协同治理”具象化为可检验的能力建设。提升跨城联合攻关的组织效率，建立成果转化的闭环机制，推进监管与标准的互认互通，让每一次合作都有章可循、过程可控、结果可验，以此把区域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整体竞争力。

丙午启幕，雁阵展翼。长三角能飞多高、飞多稳，终究取决于能否完成从“外部推动”到“内生驱动”的范式转换。当深层次的机制共振替代表层的物理联通，当跨城协作获得同城般的顺滑与确定性，长三角将能在更低的摩擦成本中锻造出更强的产业韧性与更快的创新扩散速度，为“十五五”发展写下扎实的开篇。

（实习生付晓晴、吴彤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