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20年，鲁迅写了一篇小说《风波》，是关于一条辫子的。
七斤是个撑船的，在城里被抓住剪了辫子，辛亥革命了。因为经常撑船从鲁镇到城里，总能听到新鲜事，他也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物了。有一天他回到村子里闷闷不乐，原因是听说“皇帝坐了龙庭了”，咸亨酒店里的人们议论纷纷，要有辫子，他却没有。七斤嫂也慌神了，埋怨他的光头。这时来了一个赵七爷，这老头是方圆三十里内的学问家，他会读《三国演义》，还知道五虎上将的姓名。
赵七爷的确有见识。革命以后，他的辫子是盘在头顶的，这高招说明他太有见识。但是今天他把辫子放了下来，七斤嫂就知道看来世道的确有变，七斤这是要完了。
赵七爷说，没有辫子可是大事。他说长毛的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说“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说张大帅（张勋）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手使丈八蛇矛，有万夫不当之勇。人们全都吓坏了，预感到七斤这次凶多吉少。
但过了十几天，七斤嫂看见赵七爷坐在门口看书，他的小辫子又盘在头顶上了，就回来跟七斤说，是不是皇帝不坐龙庭了？讨论了半天，都认为看来“不坐了罢”。一家人还是重复过去的日子，上有九斤老太，下有女儿六斤，关于辫子的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1925年3月，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
此后最要紧的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鲁迅的这篇小说，也正是探讨国民性问题：要想从根本上取得成功，必须要改造思想意识。
辛亥革命是“换了招牌”，但对人们的影响，就是少了一根辫子，人还是那样的人，社会还是那个社会，生活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然而剪辫子也绝非易事，头上的辫子难剪，剪心中的辫子更是难上加难。
七斤七嫂等人当然是无知、麻木、盲从。七斤虽然经常跑城里，见识却只停留在“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么地方，闺女生了个夜叉”这个层面上，他稀里糊涂被剪了辫子，又担惊受怕想要辫子，他对为什么剪辫子一无所知。七嫂更是愚昧，听说皇帝又坐了龙庭，她说太好了，“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么”，她的脑子里，只有皇帝登极大赦天下。待想到老公没了辫子，就大骂他是“活死尸的囚徒”。又有九斤老太一个劲地嘟囔“一代不如一代”，你看这鞭子岂是轻易能剪掉的？
赵七爷，鲁迅是塑造了一个妄图复辟的形象。他有些墨水，但是他极端维护专制制度，用满嘴胡说八道愚弄乡民。不过我想这个形象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即他不但保守，还是个滑头，他不仅是愚蠢，他还是个坏蛋，这种辫子更难剪。他的辫子可以盘，可以放，他明明没有剪，但貌似又剪了，他的长衫可以脱下，也可以随时穿上，总之他收放自如，左右逢源。
七斤七嫂们都值得同情，而赵七爷才是最坏的。什么事实，什么逻辑，什么科学，他都没有，他只用旧书忽悠百姓就行了。鲁迅写这篇小说的同时期，林语堂说，在中国，三国演义的故事必须要知道，不知道不能算是中国人。鲁迅让赵七爷熟读《三国》，把张勋说成张翼德后代，正是因为如此骗人，最是方便简捷。
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就是七斤的女儿六斤。这是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裹了脚，一瘸一拐地走。二十年代，各地纷纷在禁止缠足，但是进展缓慢，八十年代我在村里，经常能看到裹了小脚的老人。鲁迅写这个人物，仍然是《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呐喊。
1918年，《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李大钊记录的一首歌谣：“不剃辫子没法混，剃了辫子怕张顺（张勋）”。一条辫子，不剪不行，剪了也不行，到底咋个行，竟然谁都说不清。
小时候看过冯骥才的长篇小说《义和拳》，大概是七十年代末期的作品，几年之后我就读到了他的《神鞭》，这两篇小说都写了义和团，但从技巧到主题，完全不同，从中可以看到当代文学在改革开放后的巨大转变。
《神鞭》说得好：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
从鲁迅提出“辫子问题”，一直到八十年代，仍然在回答这个问题，可见剪辫子根本不是理发的事。
砚边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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