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中国传统并没有民主的观念，但却不蕴涵现在也不能有

如果问我中国传统中是否有民主的观念，我可以很直截了当地说：民主的观念最根本的意义是“主权在民”（ popular sovereignty ）——国家为人民所有，应由人民自治，中国传统中并没有这个观念。

民选的官员与这些官员指派的部属以及民意代表，在民主的观念与制度中都是人民的公仆，他们的政治行为要向人民负责，而民主的制度必须制定法律使他们不能不负责。民主的运作必须依据法律的程序，在这个程序中的一切行为都应服从多数，但同时也要尊重少数。无可讳言地，无论从思想层次而言或从运作层次而言，民主是从西方引进来的东西。

事实上，中国在“普遍王权”（ universal kingship ）未被怀疑之前，无法产生民主的观念；而十九世纪末叶传入中国的西方民主思想是导使“普遍王权”崩溃的主因之一。“普遍王权”的观念是指人间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必须依靠秉承“天命”的君王才能获致，在这个观念的笼罩之下，我们传统中的思想家压根儿未曾想到国家的秩序可以来自人民的自治。

道家的最高理想是个人从社会、国家与文明的缠系中解脱出来，以自己内在的资源获得个人的自得与自适。所以终极地说，“普遍王权”是与道家的人生不相干的，因为道家基本上是反政治、反社会，甚至可说，反文明的。这当然不是说道家思想后来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没有正面的影响。西方的自由主义则是要在政治、社会与文明的秩序中获致个人的自由。但是，在个人尚未离开政治、社会与文明的秩序之前，道家仍然假定社会、政治与文明的秩序还是由君主统治的。

左派王学与黄宗羲的思想虽然深切地感受到了帝王专制的痛苦，黄宗羲并曾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念，但在实质层面他们并未突破传统政治思想的架构。虽然儒家有“从道不从君”的观念（这是儒者站在“道”的立场对无道之君的反抗精神，这是一种悲剧精神；朱熹释“忠”为“尽己”，其言甚善，儒家所谓的“忠”并不是无条件地要人做君王的奴隶），但儒家政治哲学的最高理想，归根究柢仍是一元论的、政教合一的“圣王”观念。有道之君要为人民谋福祉，故孟子有“民为贵”的话，然而，这是来自政治道德化的思维，即使表面上与民主观念中所包含的“民享”观念相通，但因来源不同，不可与民主观念相混淆。

民主观念所包含的“民享”，在理论上是政治运作的自然结果（实际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亦即民有；人民有权利，也被假定有能力自治，亦即民治；自治的措施一切为人民，亦即“民享”，所以“民享”是民主的自然结果。简明地说，“民享”就是人民自己为自己。

儒家中“民为贵”的思想来源与这个“民享”观念的来源完全不同，是从上而下的关心。孟子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指谓“天命”是由民意所显示，同时衍生出来人民有权对无道之君的苛政加以反叛（“替天行道”）的观念。但这并不表示就是民主，因为“天命”虽由民意所显示，但并不传入人民手中：如果反叛失败了，天命仍然保留在原来的君王手中，如果反叛成功了，天命便传给下面一位“真命天子”的手中，人民的地位并无改变，仍然是需要君王统治的。

基于以上的分析， 我们知道 中国传统并没有民主的观念 。 但传统中没有 ， 却不蕴涵现在也不能有 ；同理，传统中有的东西，现在也不一定仍然会有。何况民主的观念被介绍进来已快一百年了，而台湾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也产生了可以实行民主的变化。正因为我们传统中并没有民主的观念与制度，所以我们在努力实行民主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要特别提高警觉，千万不要被野心家和头脑不清的文人的说辞与障眼法所迷惑或玩弄。

自康梁以后，每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都有人主张中国传统中原有民主的论调。那种说法，即使不是由于自卑心理在作祟——看见西洋的好东西，就硬说我们自己也有——也多半是牵强附会的结果，或是为了政治利益所做的宣传工作。我们必须认清一点：因为我们传统中并无民主的观念与制度，所以在中国实行民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我们有了实行民主的要求而客观上也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可以配合。有了这种思想上的了解与警惕，我们就不会以为继续保持或发扬原有的“民主”就是实行民主了。

虽然我们传统中没有民主的观念与制度，但却有许多资源可以与民主的观念与制度“接枝”，例如儒家性善的观念可以与平等观念“接枝”，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念可以与法治的观念“接枝”。儒家性善的观念确可做为“平等”的真实基础，但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说法只能做法治的形式基础，法治的实质内容，是无法从黄宗羲的思想中衍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