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贵州省委原书记，母亲病危却不敢回家，临终遗言更是让人泪目

1912年的贵州仁怀，南门外炮台山下的普通民居里，周林出生了。那会儿他还叫周国恩，是家里排行第三的男孩，和千万乡野孩童一样，脚下沾着泥土，眼里装着家门口的山川。

仁怀山高路远，闭塞得很。年少的周林跟着父母耕种劳作，日子清贫，却也安稳。要是没有课本里那些“先进思想”，他大抵会像祖辈一样，守着几亩薄田，娶个媳妇，生几个娃，过完平淡的一辈子。

13岁，周林进了仁怀高等小学堂，命运的齿轮第一次转了起来。校长陈佛中、教师罗剑僧，都是思想开明的人。他们不满足于教四书五经，总悄悄把《兴中会宣言》《民报发刊词》这类文章，夹在课本里讲给学生听。

那些文字，像一颗种子，落在了周林贫瘠的精神世界里。他第一次知道，山外面还有不一样的天地，还有“国家”“民族”这样沉重，却又烫得人心头发颤的词。原来，人活着，不只是为了几亩薄田。

那时的中国，乱得像一锅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老百姓连口饱饭都吃不上。1928年，16岁的周林和两个哥哥一起，考上了遵义贵州省立第三中学。本以为能在这里接着学新知，没想到撞上了军阀周西成的高压统治。

周西成执掌贵州军政大权，最怕青年学子有想法，拼命禁锢思想，连传播进步思想的教育家黄齐生都被他逼走了。看着身边的同学一个个被迫辍学，那些滚烫的理想被踩在脚下，周林心里烧起了不甘的火苗。

周西成

难道青年学子，只能闷头受压迫？难道这片土地，就只能一直烂下去？

犹豫和挣扎，在这个少年心里翻来覆去。他怕，怕自己的反抗连累家人，怕那些冰冷的枪口，怕自己的理想到头来只是一场空。可他更不甘，不甘做个麻木的看客，不甘让自己的青春，耗在无声的沉默里。

1930年，还没毕业的周林，做了人生第一个重大选择——扔了安稳的学业，走出封闭的乡土，去山外面找救国救民的路。这一步，踏出去，就再也回不了头。

他和同学一起，从茅台乘木船顺流而下，辗转到了成都，考上了私立大同中学。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记耳光，比周西成更狠的，是四川军阀刘湘。

刘湘对学生进步活动的镇压，残酷到骨子里。街头随处可见被逮捕的进步青年，校园里哪怕说一句进步的话，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周林在成都的日子，过得提心吊胆。

白天上课，晚上悄悄躲在被子里读进步书籍，连和人交流想法都不敢。他怕，怕自己一句话没说对，就暴露了身份，连累身边的人。那种日子，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九一八”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恐惧达到了顶峰。日军铁蹄踏碎东北大地，国破家亡的消息传来，周林在宿舍里哭了一夜。他想起家乡的亲人，想起那些在苦难里挣扎的百姓，想起自己一路走来的迷茫。

他站在成都的街头，看着漆黑的夜空，第一次觉得自己那么渺小。在强大的侵略者面前，在腐朽的统治面前，一个少年的力量，能改变什么？什么都改变不了吧。

他有过退缩的念头，甚至想过回仁怀，守着家人，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可每当想起东北大地的苦难，想起那些为了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青年，他就没法说服自己放弃。

1931年7月，周林再次出发。沿长江而下到上海，又辗转去了北平——那里是进步思想的摇篮，是无数青年追寻理想的地方，哪怕再危险，他也要去。

北平的日子，比成都更凶险。“九一八”事变后的北平，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可特务的眼线也遍布大街小巷。周林很快结识了贵州老乡陈曾固、陈沂，还有胞兄周国荣，他们一起加入了“反帝反日大同盟”。

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演讲游行，呼吁国人奋起反抗。每一天，都在和死神擦肩而过。

抗日宣传单网图

最危险的一次，是1932年冬天。周林和几位同志在街头散发抗日传单，突然被特务围追堵截。慌乱中，他把传单塞进怀里，转身就跑。子弹擦着耳边飞过，打在墙上，溅起一片尘土。

他拼命跑，穿过狭窄的胡同，翻过低矮的院墙，直到躲进一处偏僻的小巷，才敢停下来大口喘气。双腿发软，浑身是冷汗，怀里的传单被汗水浸湿，贴在胸口，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他靠在墙上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怕。第一次离死亡这么近，第一次清晰地知道，革命这条路，从来都不是坦途，随时都可能把命丢在这里。

他想起远在仁怀的父母，想起他们期盼的眼神，心里满是愧疚。要是自己就这么死了，父母该怎么办？

那一夜，他在小巷里坐了一整夜，挣扎了一整夜。可以放弃，可以隐姓埋名，从此不再碰进步活动，安安稳稳活下去。可他更清楚，一旦放弃，就是向侵略者妥协，向腐朽统治妥协，那些牺牲的同志，都白死了。

天亮的时候，周林擦干眼泪，握紧了拳头。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从走出仁怀的那一刻起，从加入“反帝反日大同盟”的那一刻起，他的命，就和国家、民族绑在了一起。恐惧还在，但他学会了把恐惧压在心底，把责任扛在肩上。

1932年10月，周林在海淀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走上革命道路。1933年，他被任命为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可一口浓重的贵州口音，成了最大的麻烦。

在北方，贵州口音太扎眼，很容易暴露身份。但他没退缩，拼命学北方方言，改说话习惯，哪怕练得口舌生疮，也不肯停。

没人知道，这位后来叱咤风云的革命者，年轻时曾因为口音多次碰壁。有一次去天津一家工厂开展工作，口音太重，工人听不懂，还误以为他是特务，差点把他扭送到警察局。

委屈，无助，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做地下工作。但他没气馁，一遍又一遍耐心解释，直到工人听懂为止。

这种不放弃，不是天生的坚韧，是被逼出来的勇气。那个年代，没有退路，要么坚守，要么沉沦。周林选了坚守，在恐惧中觉醒，在挣扎中成长。他不再是那个迷茫的乡野少年，成了有信仰、有担当的革命斗士。

1936年，周林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年，他24岁，正是青春年少，却已经在革命浪潮中，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读懂了“坚守”二字的重量。

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他多少次在深夜独自落泪，多少次在恐惧中徘徊，没人知道。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没放弃，没退缩。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普通人也能在时代浪潮中，活成一束光，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

可是，这个在恐惧中成长起来的革命斗士，很快迎来了人生最艰难的考验，他能全身而退吗？

1936年的上海，暗流涌动，杀机四伏。党中央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因为叛徒出卖，几乎被连根拔起，很多同志被逮捕、杀害，革命陷入低潮。

就在这危急时刻，周林临危受命，一个人去了上海，担任共青团沪西区委书记。任务很明确：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

初到上海，困难比想象中更大。孤身一人，没熟人，没依靠，特务眼线无处不在，一言一行都要小心翼翼。更头疼的是，上海工人运动转入地下，很多工人被镇压怕了，对革命者充满警惕，根本不敢靠近。

他住进沪西的贫民窟，穿破旧的衣服，装成普通工人，每天深入工厂，和工人一起上班、吃饭、聊天，一点点拉近距离。不敢暴露身份，不敢谈革命，只能在闲聊中，悄悄给工人们传递抗日救亡的思想。

孤独，是那段日子最常有的情绪。不能和家人联系，不能和以前的同志见面，甚至不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怕情绪露了马脚，暴露身份。

每天晚上，回到空荡荡的小屋，看着漆黑的夜空，心里满是孤独和思念。想父母，想并肩作战的同志，想北平街头一起游行的青年。可他不能倒下，肩上扛着党的信任，扛着无数工人和青年的期盼，必须撑下去。

1936年，周林带领几位同志，发动了上海反日大罢工。这是他在上海地下工作中最辉煌的一笔，也是最艰难的一次战斗。

罢工前夕，他连续几天几夜没合眼。一边联系各个工厂的工人代表，协调罢工事宜；一边躲避特务监视，生怕计划泄露。他知道，这次罢工，输不起。一旦失败，无数工人会被逮捕、杀害，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会陷入更绝望的境地。

他犹豫过，忐忑过。怕自己能力不够，辜负党的信任；怕罢工失败，连累那些信任他的工人。有天晚上，他坐在工厂角落，看着那些疲惫却坚定的工人，忍不住问自己：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可看到工人脸上的苦难，看到他们眼里的期盼，看到日军在国土上肆意横行，他就下定了决心。这场罢工，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被压迫的工人，为了被侵略的国家，为了逝去的同胞。

罢工开始后，几万名工人走上街头，高喊“反对日本侵略”“打倒汉奸走狗”的口号，声势浩大。日军和特务出动大批兵力镇压，街头到处是枪声和惨叫声，很多工人倒在了血泊中。

周林亲眼看着身边的同志被抓、被杀，心里疼得像刀割，愤怒得浑身发抖，可他没退。一边组织工人反抗，一边协调力量，保护罢工工人的安全。

没人知道，罢工最激烈的那几天，他两次差点被特务逮捕。有一次，去工厂协调事宜，刚进门就撞见特务搜查。来不及躲闪，只能混在工人堆里装普通工人。

特务走到他面前，仔细打量，问他哪个车间的，做什么工作。他心跳得飞快，手心全是汗，强装镇定，用不太标准的上海话一一回答。那一刻，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要是被发现，就和特务同归于尽，绝不连累身边的人。

万幸，特务没发现异常，转身走了。直到特务的身影消失，他才敢大口喘气，浑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那天晚上，他看着窗外的夜色，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他不是不怕，不是不疼，只是不能倒下。

最终，在周林和同志们的坚持下，上海反日大罢工赢了。这场罢工，震惊中外，让更多人觉醒，纷纷加入抗日救亡运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里，高度评价这场罢工，称它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

罢工胜利后，周林没来得及庆祝，就接到了新命令——带领罢工中的700多名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辗转千里，前往皖南云岭，参加新四军。

1938年8月，他带着这支队伍，踏上了前往皖南的路。一路上，要躲避日军和国民党特务的围追堵截，要穿越崇山峻岭，要忍饥挨饿，很多人体力不支，倒在了路上。

周林一边照顾大家的饮食起居，一边安排路线，躲避敌人追击。他自己长期劳累，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常常疼得直不起腰，却从来没告诉过身边的同志，只是默默忍着，继续带队前进。

他是队伍的带头人，他一倒，队伍就散了，跟着他的同志，都会陷入更大的危险。他不能倒，也不敢倒。

到达皖南后，周林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法处处长，负责保卫指挥部安全，铲除汉奸。黄桥战役第一次战斗中，敌军突然进攻，指挥部陷入险境。就在这时，周林挺身而出，率领保卫队冲锋陷阵，击退了敌人，保住了指挥部。

很多人都觉得，这位沙场硬汉，从来不知道害怕。可没人知道，冲锋之前，他也怕过。怕自己死了，看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看不到父母最后一面。可他更清楚，作为革命者、作为军人，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必须冲在前面，哪怕付出生命。

抗日战争期间，周林还组织了一支“短枪队”，深入敌人封锁的“清乡”区，和游击队、民兵配合，专门捕杀汉奸和汪伪特工。这支队伍灵活机动、神出鬼没，战斗力极强，下江南、打“洋行”、搞物资、抓“舌头”，无所不能，给日军和汉奸沉重打击，老百姓都亲切地叫他们“神兵”。

可“神兵”的背后，是周林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他每天亲自安排任务、挑选队员、制定计划，生怕出一点差错。有一次，短枪队执行任务时遭到伏击，几位队员牺牲了。

周林得知消息后，一个人在山上坐了一夜。自责、痛苦，怀疑自己的指挥能力。是他的失误，导致了队员牺牲，他对不起那些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兄弟。

这种愧疚，像一块石头，压在他心里很久。但他没沉溺在愧疚里，而是化悲痛为力量，更谨慎地安排任务，更用心地保护队员。他知道，只有尽快打败日军、铲除汉奸，才能告慰牺牲的同志，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

解放战争时期，周林历任华东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中共山东渤海区三地委书记、徐州市委书记兼市长等职。1948年12月，徐州解放，他奉命接管这座淮海重镇。

徐州敌情复杂，社情混乱，接管工作难如登天。他上任后，立刻采取紧急措施：安抚百姓，恢复生产，整顿秩序，组织物资支援淮海战役。老百姓们推着小推车，把物资一步步推上前线，为淮海战役胜利立下了大功。

有人说他“临危受命，不负众望”，可没人知道，那些日子，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常常累得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一边应对复杂敌情，一边安抚百姓，一边支援前线，压力大得让他喘不过气。

疲惫过，迷茫过，甚至想过放弃。可看到百姓期盼的眼神，看到前线战士浴血奋战的身影，他就又有了力量。他肩上的责任太重，不能倒，也不能退。

1950年，周林调回故乡贵州工作。这一年，他38岁，离开家乡整整20年。20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终于回到了这片熟悉的土地。可他没想到，等待他的，是更艰巨的任务。

当时的贵州，敌情社情复杂，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百姓生活困苦，自古就被称为“蛮荒之地”。回到贵州后，他历任贵州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等职，把振兴贵州、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当成了自己的使命。

他太清楚贵州的短板了——交通闭塞、工业落后、农业薄弱。要改变贵州的面貌，就得从这几处下手。

没人知道，这位主政贵州的“父母官”，在任期间，从来没回过仁怀老家。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他怕乡亲们围住他，影响工作；怕满足不了乡亲们的期盼，辜负他们的信任；更怕看到父母苍老的面容，忍不住放下工作，留在他们身边尽孝。

有一次，母亲病重，派人捎信来，希望他能回仁怀见最后一面。周林看着信，眼泪止不住地流。他多想立刻回到母亲身边，尽一份儿子的孝心。可当时，贵州铁路建设正处在关键时期，他一走，工程就会停滞，无数百姓的期盼，就会落空。

他在办公室坐了一夜，挣扎了一夜。一边是生养自己的母亲，一边是贵州的百姓；一边是孝心，一边是责任。无论选哪一边，都会留下遗憾。

最终，他咬了咬牙，拨通了老家的电话，嘱咐家人好好照顾母亲，自己则继续留在岗位上，主持铁路建设。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办公室，哭了很久很久。他不是不孝顺，只是他是贵州的省委书记，是全省各族人民的“父母官”，必须以大局为重，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忠孝难两全”的愧疚，这种孤独的担当，伴随了他一生。

在周林的带领下，贵州修了铁路、机场，结束了不通火车、飞机的历史；建了6个水力、火力发电站，解决了用电难题；兴建了一批轻重工业和矿产企业，推动了工业发展；大抓农田水利，扩大灌溉面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让农业稳步发展。

他还格外关心家乡仁怀的发展，情系茅台。1954年，根据朱德指示，他要求地方党委加强对茅台酒厂的领导，恢复传统工艺，改进包装，让茅台酒的产量逐年增加，质量也越来越稳定。

上世纪60年代，他还把夫人宗瑛派到茅台酒厂工作，叮嘱她一定要守护好茅台酒这块“金牌子”。不管在什么场合，他总不忘提醒大家：“你们要注意哩，可不要粗心大意，挂歪了茅台酒这块外国人都晓得的金牌子呢！”

老茅台酒厂全貌

他为仁怀耗了不少心血——建盐津河大桥，办育人中学，向老部下推介仁怀的酒，用尽一切办法宣传家乡、振兴仁怀。他写得一手好字，笔力深厚，古朴典雅，每次到仁怀周边，都会给家乡人留下不少墨宝，那些字里，全是他对家乡的眷恋。

1965年，带着对故乡的眷恋，带着对父老乡亲的不舍，周林离开贵州，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离开的那天，天阴沉沉的，很多百姓自发来到路边为他送行。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看着这片奋斗了15年的土地，他心里满是不舍。他知道，自己为贵州做的，还远远不够，但他已经拼尽了全力。

谁也没想到，这位为贵州耗尽心血的“父母官”，很快遭遇了人生最沉重的打击。

1966年，“文革”爆发，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席卷了整个中国。周林，这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者，这位为贵州发展呕心沥血的“父母官”，也没能逃过这场劫难。

他被诬陷为“走资派”，撤销了一切职务，长期关押在贵阳市郊大山洞贵阳耕读师专里。那间牢房，狭小、潮湿，没有阳光，没有自由，每天只能吃发霉的粮食，忍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他们逼他承认莫须有的“罪行”，逼他诬陷并肩作战的同志。可周林，始终守着自己的信仰，从来没屈服过。他宁愿被打死，也不肯说一句违心的话，不肯害一个自己的同志。

文革网图

他绝望过，不甘过。想不通自己一生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出生入死，兢兢业业，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想不通那些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志，为什么会突然反目成仇？想不通自己守了一辈子的信仰，为什么会被踩在脚下，变得一文不值？

在牢房里，他常常一个人对着墙壁发呆。想起自己的一生，想起那些出生入死的日子，想起贵州的百姓，想起父母，想起牺牲的同志。他觉得，自己的一生，就像一场笑话。

他有过自杀的念头。与其这样被折磨，与其屈辱地活着，不如一死了之，彻底解脱。有一次，他趁守卫不注意，试图撞墙自杀，却被特务及时发现，阻止了。特务们打得更狠，骂他“懦夫”“胆小鬼”。

躺在冰冷的地上，浑身是伤，疼得快要晕厥，可周林的心里，却突然清醒了。他不能死，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他还有很多事没做，还有信仰没坚守，还有很多同志，在等着他一起，等光明到来的那一天。

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同志，临死前还盼着革命胜利，他怎么能辜负他们？从那以后，他不再绝望，不再不甘。每天在牢房里，默默背诵记得的文章，默默回忆自己的一生，默默守着自己的信仰。

他知道，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有风雨，总会有磨难。只要不放弃，只要守着信仰，就一定能走出困境，等到光明。他不再抱怨命运不公，不再纠结自己的遭遇，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坚守上。

1975年，周林终于恢复了工作，被任命为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可此时的南京大学，因为“文革”的影响，早已乱成一团。秩序混乱，人心涣散，很多干部师生遭到迫害，教学科研彻底停滞。

周林上任后，没丝毫退缩，立刻投入工作。他顶住压力，坚决斗争，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师生免遭迫害；他整顿教学秩序，恢复教学科研，努力让南京大学回到正轨；他关心师生生活，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慢慢赢得了大家的爱戴和尊敬。

没人知道，这位刚刚恢复工作的校长，身体早已被长期关押和折磨拖垮。严重的胃病、关节炎，常常让他疼得直不起腰，可他从来没休息过，每天都工作到深夜。

他知道，自己错过了太多时间，浪费了太多精力。必须抓紧时间，弥补自己失去的一切，为教育事业，尽一份力。

1977年10月，周林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兼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此时，“四人帮”被粉碎，邓公重新出山，中国的教育事业，终于迎来了春天。在邓公的直接指示下，他肩负起了恢复教育秩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育质量的重任。

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深入调查，走访大量干部师生，为那些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坚决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营造良好的教学科研环境，让知识分子能安心工作、潜心研究。

有一位老教授，在“文革”中被诬陷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残酷迫害，妻子和孩子也受了牵连，生活困苦不堪。周林得知后，亲自上门看望，向他道歉，为他平反，还帮他解决了住房、子女就业等难题。

老教授感动得热泪盈眶，握着他的手说：“周书记，谢谢你，谢谢你还没忘记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周林看着老教授，眼里也含着泪：“老教授，对不起，让你们受委屈了。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贡献。”

在北大任职期间，周林倡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重视文科教育，牵头恢复了我国高校社会学专业，关注文科教材建设，恢复了高校出版机构。他用自己的行动，推动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复苏，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

后来，周林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顾问等职。此时的他，已经年过花甲，身体越来越差，可他依然没停下脚步。1981年起，他兼任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一头扎进了古籍整理和高校图书馆建设工作中。

很多人不理解，这位久经沙场、主政一方的革命者，晚年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看似“枯燥”的工作。可只有周林自己知道，古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整理古籍，就是传承文化，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家园。

经过“文革”的破坏，很多古籍被损毁、流失，整理工作已经刻不容缓。他不顾年事已高，不顾身体虚弱，亲自牵头，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古籍整理工作。他领导建立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开创性地推进工作，主持出版了《全宋文》《全宋诗》等七部断代诗文总集及《清文海》，被称为“七全一海”的大型著作工程。

没人知道，为了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周林付出了多少心血。每天阅读大量古籍，审核无数稿件，常常工作到深夜。眼睛不好，就戴老花镜，一遍又一遍地看；胃病发作，就一边吃药，一边工作，从来不肯休息。

有一次，他因为过度劳累，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医生劝他好好休息，不要再拼命，否则身体会垮掉。可他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稿件审核完了吗？古籍整理，不能停。”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完成这项工程，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贡献自己最后的力量。

整理古籍的过程中，困难重重——资金不足、专家短缺、资料匮乏。可他没放弃，四处奔走，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古籍整理，筹集资金，邀请专家加入。他的执着和坚守，感动了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文化传承的队伍中来。

晚年的周林，变得越来越平和，越来越释然。不再纠结于曾经的遭遇，不再抱怨命运不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教育和古籍整理上。他常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能为国家、为人民、为文化传承，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就足够了。”

他开始正视自己的脆弱，正视自己的遗憾。遗憾没能在母亲病重时陪在身边，遗憾没能好好照顾家人，遗憾为贵州做的还不够多。可这些遗憾，不再困扰他，反而成了他前进的动力，成了他坚守的理由。

1982年、1987年，周林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997年6月10日20时36分，周林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他的一生，可谓是布满坎坷和磨难。从乡野少年到革命斗士，从沙场硬汉到黔地父母官，从教育先驱到古籍传人，他经历过生死考验，经历过冤屈迫害，经历过孤独挣扎。

可他始终守着自己的信仰，没放弃过自己的追求，始终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没人知道，周林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捐献了自己的眼角膜，遗体供医学研究。他一生都在奉献，一生都在付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国家、为人民，贡献自己最后的力量。

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坚守，什么是担当，什么是奉献。这份精神，永远留在人间，照亮后人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