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狂欢史：春节到底是怎么来的？历朝历代的春节是怎么过的？

如果要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做一个“CT扫描”，你会发现，有一个东西深深烙在每个人的基因里，既不是“内卷”也不是“躺平”，而是那每到腊月就自动激活、正月十五才肯休眠的——“过年系统”。

2024年底，“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申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消息一出，咱们这颗蔚蓝星球上的“年味浓度”瞬间又高了几个百分点。但你知道吗？这位如今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年兄”，并非生来就是这副慈眉善目、送福送财的模样。在长达四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经历过“创业维艰”的草莽时期，享受过“大唐盛世”的荣光，也差点在民国时期搞丢了“编制”。

今天，咱们就端上瓜子饮料，翻开故纸堆，以一种“吃瓜群众”的心态，来围观一下这位“顶流明星”波澜壮阔的发迹史。

先秦篇

要说春节的起源，咱们得把时光机调到公元前，那会儿还没“春节”这个响亮的艺名，它有个非常古朴且充满肉香的原名——“腊祭”或者叫“蜡祭” 。

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个刚刚结束了“春播夏耕秋收”的部落，看着粮仓里堆满的黄澄澄的谷子，心里那叫一个踏实。但光踏实不行，得整点仪式感。于是，首领一声令下：“兄弟们，把打来的野兽收拾收拾（腊肉的原型），点上火把，咱们拜拜天地，拜拜祖宗，感谢他们今年没让咱们饿死！”

这就是最早的“过年”——一场关于生存的感恩派对。与其说是过节，不如说是一场为了庆祝“没被大自然淘汰”而举行的庆功宴 。那时候的人很实在，祭祀就是主题，吃喝就是目的。大家围着火堆，跳着现在看来可能有点“行为艺术”的舞蹈，嘴里念念有词，核心思想只有一个：“老天爷、老祖宗，明年风调雨顺，咱接着处，别停啊！”

这个时期的“年”，充满了庄重肃穆的氛围，就像一家刚创业的科技公司，全员都在为了“活下去”的目标而努力奋斗。虽然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娱乐活动，但“回家团圆”和“祭拜祖先”这两条核心价值观，已经像源代码一样，悄悄写进了中华文明的底层程序里。

而且那时候的日子特别“混乱”，因为夏、商、周三代看心情定岁首，一会定正月，后来又定十二月，再然后又定成了十一月，搞得大家过个年都得翻黄历，生怕搞错了时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更是大手一挥，把十月定为岁首，意思是：秋收完了别急着歇，先给我把年过了！主打一个“反季销售”。

两汉魏晋篇

历史这趟列车轰隆隆开到了汉武帝时期。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觉得，这日子过得乱七八糟可不行，必须得统一思想，统一日历。于是，在公元前104年，他大手一挥，颁布了《太初历》，正式钦定“正月初一”为岁首。这一锤定音可不得了，直接把春节的“编制”给定了下来，从此以后，不管朝代如何更迭，这个日子再也没挪过窝，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什么叫“祖宗之法”？这就是了……

到了汉代，春节开始摆脱纯粹的祭祀面孔，变得有人情味儿起来。那时候叫“正旦”。根据《四民月令》的八卦记载，汉朝人过年已经相当讲究了：全家老小不仅要一起祭祀祖先，还要给长辈敬上椒柏酒，“乃室家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你看，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给长辈拜年”和“喝两杯”吗？而且还得出门“谒贺”，也就是走亲访友，互相社交 。

如果说汉朝人过年还有点端着，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老祖宗们，则是彻底放飞了自我。因为战乱频繁，大家觉得“人生苦短，不如守岁”。西晋周处（对，就是那个除三害的猛人）在《风土记》里记载，当时已经有了“熬年夜”的习俗，大家相互送礼叫“馈岁”，相互请客叫“分岁”，整晚不睡叫“守岁”。

这还不算完，他们开始玩起了各种“黑科技”辟邪。比如“庭前爆竹”，那时候是真烧竹子，用噼里啪啦的响声吓跑一个叫“山臊”的鬼怪 。可以想象，除夕夜，竹林里火光冲舞，响声震天，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打仗。还有喝屠苏酒、吃五辛盘（也就是大蒜、小葱啥的，吃完口气“清新”，百毒不侵），甚至还要在门口挂上桃木板，画上神荼、郁垒两位“门神”的画像，这就是最早的门神。

可以说，魏晋时期，春节从“官方年会”成功转型为“全民狂欢节”，虽然内核还是驱邪避疫，但形式已经变得花样百出。

隋唐盛世篇

到了大唐盛世，国力强盛，老百姓兜里有钱了，精神追求自然也水涨船高。春节，正式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荣升为法定“黄金周”。

唐朝的春节有多嗨？首先是放烟花。虽然还是叫“爆竹”，但火药已经开始应用，从烧竹子进化成了放烟花，那效果瞬间从“打击乐”升级为“灯光秀”。长安城里，除夕之夜，烟花绽放，照亮夜空，那场面，比现在咱们看的任何一场大型灯光秀都不差。

其次是“无酒不成席”。宫廷里大摆宴席，歌舞升平；民间也是家家户户酒肉飘香。大家不再满足于只是躲在家里，而是开始走上街头。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那更是达到了高潮。隋朝时就已经出现了“充街塞陌，聚戏朋游”的盛况，到了唐朝，赏灯成了最时髦的活动，到处是“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可以想象，平日里被严格“宵禁”的百姓，终于可以在这一晚合法地夜游，看花灯，猜灯谜，顺便说不定还能促成几对美好姻缘。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情人节”+“狂欢夜”。

而且，唐朝人过年还特别讲究“面子工程”。不仅要穿新衣服，还要互相拜年。对于一些社交太广、跑不过来的官员和文人，他们利用了一个绝妙的手段——“投刺”。也就是现在的“群发贺卡”。派个仆人，骑着马，满城去送写有吉祥话的名帖。这不就是咱们现在微信群发祝福短信的祖师爷吗？看来“偷懒”也是推动文化进步的动力啊 。

两宋繁华篇

如果说唐朝的春节是贵族的“文艺汇演”，那宋朝的春节就是市民的“购物狂欢”。宋朝取消了里坊制，商业活动空前繁荣，春节也因此充满了浓浓的“铜臭味”——当然，这是个褒义词，代表的是世俗生活的热气腾腾。

《东京梦华录》里记载，一到腊月，街上就热闹得像赶集。各种门神、桃符、日历、钟馗像，甚至还有“卖懵懂”的，啥都有卖。这简直就是古代的“年货节”！到了除夕夜，皇宫里爆竹声响彻云霄，而寻常百姓，则围坐在火炉旁，看着春晚——不对，是看着瓦舍里的各种杂耍、说书、小唱，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

宋朝人过年，吃什么也特别讲究。除了延续下来的屠苏酒，饺子（当时叫“角子”）已经开始流行，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了我们现在最熟悉的过年仪式——吃年夜饭和给压岁钱。那时候的压岁钱叫“随年钱”，宋朝人给小孩发压岁钱主要按年龄发放。

最有意思的是，宋朝已经出现了“关扑”这种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过年期间，官府允许百姓公开赌博玩耍，大街上随处可见用食物、玩具甚至衣物进行“关扑”的摊位，吆喝声此起彼伏。这不就是古代版的“新年大酬宾，抽奖赢好礼”吗？

明清演义篇

明清时期，春节这个“老IP”被开发到了极致，形成了一个庞大、琐碎、但又充满温情的文化体系。可以说，我们今天过年的绝大多数习俗，都是在明清时期最终定型的。

从腊月的“小年”开始，就像按下了倒计时的开关。祭灶王爷是头等大事，为了让灶王爷“上天言好事”，老百姓那是费尽了心思。用又甜又黏的糖瓜祭灶，美其名曰“孝敬”，实际上就是想把老头儿的嘴粘住，让他到玉帝那儿汇报工作时，只能说“好好好”，不能说不利于家庭团结的话。这简直是古代版的“堵嘴公关”，充满了劳动人民的狡黠智慧。

接着就是“扫房子”，把一年的晦气统统扫出门。然后蒸年糕、做豆腐、杀年猪，直到除夕那天贴春联、贴门神、挂钱儿。说到春联，这里还得感谢一下明朝的“霸道总裁”朱元璋。这位皇帝不仅自己喜欢写对联，还下令过年时家家户户都必须贴春联，甚至还微服私访去检查。要是谁家没贴，估计得被他抓个现行。经过皇帝这么一推广，春联想不火都难，从此成为了春节的标配。

除夕夜的年夜饭，那是整个春节的压轴大戏。这顿饭，吃得不仅仅是饭，更是规矩。饭前必须祭祖，请祖宗先享用，体现了中国人“慎终追远”的家族观念。吃饭时，鱼是不能吃完的，寓意“年年有余”；打碎了碗碟要说“岁岁平安”；小孩说错了话，大人也不能打骂，因为大年初一不能动气。整个场面，那叫一个小心翼翼又其乐融融，堪称古代版的“家族情商课”现场。

明清时期还盛行“踩岁”，就是在院子里撒上芝麻秸，踩上去嘎吱作响，寓意“芝麻开花节节高”，同时也是为了吓跑想象中的“年兽”。至于压岁钱，大多数是用红绳串着赐给孩子。

可以说，明清时期的春节，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符号化的系统。每一个动作，每一件物品，甚至每一句话，都被赋予了吉祥的寓意。生活被彻底理想化，理想也被生活化了 。

近现代篇

历史的车轮滚入二十世纪，咱们这位叫了两千多年的“正旦”或“元日”，差点丢了饭碗。

1912年，民国政府为了跟世界接轨，宣布废除农历，改用公历。这就尴尬了，咱们过了几千年的“元旦”（指正月初一）这个名字，被强行安在了公历的1月1日头上。那农历的正月初一叫啥？一度成了“黑户”。老百姓才不管你什么法令呢，照旧在腊月三十放鞭炮，照旧在正月初一吃饺子。官府派人去查，去禁，结果就是“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最后，还是当时的内务总长朱启钤聪明，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干脆把农历正月初一改名叫“春节”。这样，公历1月1日叫“元旦”，农历正月初一叫“春节”，各过各的，井水不犯河水。1914年，中国迎来了第一个官方认证的“春节” 。

这个改名，虽然让“年”失去了用了两千多年的原名，但也让它焕发了新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正式确立了公元纪年法，延续了“春节”的称呼，并将其定为法定假日 。从此，“春节”这个名字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

进入21世纪，春节的影响力早已超越国界。2024年，它成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意味着，这个曾经起源于中国先民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丰收的渴望的节日，如今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

总结：年的意义——一场身心的“系统重启”

回顾春节这四千年的演变史，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中国人对过年的核心需求，其实从来没变过。

先秦时期，它是生存的感恩；汉唐盛世，它是国力的炫耀；两宋年间，它是商业的繁华；明清时代，它是伦理的秩序。到了今天，当我们在春运的人潮中被挤成“照片”，当我们在微信群里抢着一分钱的红包，当我们在除夕夜看着电视吐槽着春晚，我们其实在完成一个古老而神圣的仪式——“系统重启”。

作家冯骥才先生说得好：“过年，实际上是民族情感的一次总爆发与加深。”在这一刻，无论你是公司高管还是小镇青年，无论你是身价千万还是一无所有，你只有一个身份：某家的孩子，某人的父母。那个叫“家”的地方，就像一个巨大的情感服务器，等着你去进行一次身心的备份与修复。

所以，别嫌春运挤，那是四十天里三十多亿人次的“归心似箭”；别嫌年味淡，那是它从繁复的农耕仪式，转型为现代情感纽带的必经之路。只要你还盼着除夕夜那顿热气腾腾的年夜饭，只要你还愿意在初一早上说一句“过年好”，那么，“年”就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就像那幅古老的年画所描绘的，“新年多吉庆，全家乐安然” 。这大概就是我们折腾了四千年，最终想要得到的东西——一份简单的平安，一份实在的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