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突然不提了？真相反转，实际上中国垃圾已成“摇钱树”

还记得2019年那个被“你是什么垃圾”灵魂拷问笼罩的盛夏吗？

彼时，上海街头巷尾的老年志愿者驻守在分类桶前，目光如炬，堪比社区治理一线的“执法标兵”；年轻上班族捧着空奶茶杯踌躇良久，生怕一步错——珍珠得单独挑出归入湿垃圾，杯体须反复冲洗后才敢投进干垃圾桶。

那场全民参与的绿色动员，声势浩大到让全国观众误以为，我们即将开启一场横跨数十年的“人工分拣攻坚战”。

可再走近今天小区门口的投放点看看呢？

除了一线城市核心区域仍维持着分类标识与督导员的身影，广袤城乡大地上的大多数垃圾桶，早已悄然回归“混投即走”的日常节奏。

是项目中途搁浅？是政策执行乏力？

事实恰恰相反。

这正是一次极具代表性的“中国式跃迁”——前台风平浪静，后台已悄然完成系统级重构。

当大众还在热议分类是否“退潮”时，中国早已将垃圾处置这一传统难题，锻造成全球规模第一、技术领先、产能富余的绿色工业体系，甚至迈入了“垃圾供不应求”的新阶段。

从“被动突围”到“自主吞吐”

要真正理解这场静默变革，必须回溯当年为何倾举国之力推行强制分类。归根结底，那是被现实倒逼出的生存选择。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垃圾围城”曾是数十座大中城市的切肤之痛。

以北京为例，八九十年代，三环至四环之间星罗棋布着4700余处露天垃圾堆存点，高低错落、连绵成片，不仅蚕食宝贵土地资源，更持续向地下水与周边土壤释放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

当时主流处理方式仅有填埋与粗放焚烧两种路径：前者依赖大量永久性用地，且垃圾在厌氧环境下分解周期长达二三十年，伴随渗滤液与甲烷、硫化氢等有害气体持续逸散；后者若无高效净化系统，则极易生成国际公认的强致癌物——二噁英，对呼吸系统与免疫机能构成严重威胁。

后来我们尝试“借船出海”，斥巨资引进德国、日本的先进焚烧设备，寄望于一揽子解决困境，却遭遇了意料之外的“水土排异”。

这些海外产线，是为当地低水分、高热值、成分均质的生活垃圾量身定制的。

而我国居民饮食结构、包装习惯与收运体系决定了我们的垃圾含水率常年高于50%，低位热值普遍低于5000千焦/千克，夹杂大量厨余残渣、塑料薄膜与织物纤维，业内形象称之为“湿杂贫燃型垃圾”。

洋设备面对这类“中国特情”，频频出现燃烧不稳、炉温不足、烟气净化失效等问题——发电效率不足设计值六成，二噁英排放屡超限值，更需持续支付高昂的技术授权与运维费用。

结果就是：投入巨大，成效有限，污染风险反而加剧，陷入“花钱买麻烦”的困局。

到了2019年前后，城市日均产废量突破2.5亿吨大关，填埋库容逼近红线，进口焚烧装置又持续“趴窝”，迫于无奈，只能启动覆盖全民的源头分类机制。

通过干湿分离，大幅压减进入终端设施的含水率与杂质率，既缓解填埋压力，又提升焚烧稳定性与能源转化率——说到底，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分类运动，实为技术尚未自主可控时期的应急性战略缓冲。

谁也没料到，短短五年间，中国科研团队竟一举攻克这项困扰全球环保界数十年的核心瓶颈。

他们将源自核工业领域的超高温热解、多级急冷与活性炭喷射协同净化等尖端工艺，创造性移植至生活垃圾焚烧领域，彻底斩断二噁英生成链，实现垃圾全时段稳定燃烧与烟气近零排放。

这项突破引发连锁反应，直接引爆国内垃圾能源化产业的几何级增长。

截至2024年底，全国已建成并投运垃圾焚烧发电厂逾1100座，占全球在运总量的48.3%；日处理能力突破115万吨，单日处理量相当于美国+欧盟27国+日本三大经济体总和的1.2倍。

最新统计显示，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置占比已达79.6%，无害化处理率接近100%，真正实现“垃圾不出城、污染不落地”。

更令人惊叹的是，行业已从“产能告急”迈入“吃不饱”时代。

当前多数焚烧厂实际负荷率仅维持在58%-62%区间，近四成核心机组长期处于低负荷或待机状态。

为保障设备连续运行与投资回报，多地开始启动“陈腐垃圾开挖计划”，将封场十余年的老旧填埋场重新掘开，经筛分、破碎、生物干化后再入炉；更有焚烧企业组建跨省收运车队，主动赴周边地市“竞价收购”生活垃圾——昔日人人避之不及的废弃物，如今成了争抢的“绿色燃料配额”。

或许有人质疑：焚烧虽清洁，真能创造经济价值？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效益日益凸显。曾经被视作负资产的垃圾流，如今已成为一座座立于城市边缘的“隐形金矿”。

当垃圾场升级为城市矿山

今天的中国固废治理体系，已构建起覆盖“收—运—分—烧—用—再生”的全链条闭环生态。

新产生垃圾经前端粗分后，可回收物直送再生资源加工基地；其余进入焚烧系统进行热能转化；所产蒸汽驱动汽轮机发电，并网输送至区域电网，点亮千万家庭灯火。

每吨入炉垃圾平均发电量达342千瓦时，足以支撑一个三口之家整月用电；理论上，5户居民每日产生的混合垃圾，即可满足1户家庭全月基础用电需求。

焚烧后的炉渣亦非废料，经磁选、筛选与稳定化处理后，广泛用于市政道路基层铺设、免烧砖原料及混凝土掺合料，资源化利用率超95%。

就连沉睡多年的填埋场旧址，也正被重新定义为“地下资源富集区”——开挖、分选、再利用全过程，可高效提取金属、塑料、纸类及可燃组分，变“历史包袱”为“再生资产”。

尤为振奋的是，再生资源产业已跃升为国家战略性支柱赛道。

据权威统计，2024年全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2亿吨，回收总值攀升至1.36万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废钢铁回收量占比达53.8%，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与报废机动车拆解量同比增幅分别达12.7%与9.4%。

那些曾被随手丢弃的饮料瓶、快递纸箱、淘汰手机与废旧家电，如今正通过规范渠道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金流与新材料原料。

不止内循环强劲，中国垃圾处理装备与整体解决方案，更成为国际市场竞相采购的“绿色硬通货”。

国产焚烧系统不仅造价仅为进口同类产品的55%-65%，更具备极强的垃圾适应性——无论东南亚高湿热带垃圾、非洲混合型城乡垃圾，还是欧美高纤维低杂质垃圾，均可实现稳定达标运行，烟气二噁英浓度长期控制在0.01纳克/立方米以下，远优于欧盟标准。

目前，我国已在越南、哈萨克斯坦、埃及等十余国建成投运现代化垃圾焚烧项目；同时与英国伯明翰、法国里昂等城市签署技术合作备忘录，输出涵盖设计标准、智能监控平台与碳核算模型在内的整套“中国方案”。

既助力伙伴国破解环境治理难题，也为我国环保装备制造、工程服务与绿色金融开辟了全新出海通道。

看到这里，大家理应豁然开朗：近年垃圾分类宣传声量减弱，并非战略转向，而是我国垃圾治理能力已成功跨越“依赖人力干预”的初级阶段。

当年那场全民总动员，本质上是一场精准的战略迂回，为关键技术攻关争取了关键窗口期。

而今，我们凭借自主创新实现了垃圾处置的彻底无害化与深度资源化，让废弃物从城市治理的“最大难点”，蜕变为循环经济的“核心支点”，这才是扎扎实实的“中国式胜利”。

谁能想到，曾令管理者夜不能寐的垃圾洪流，今日已化作驱动城市运转的清洁能源与再生材料源泉？其背后，是数万名工程师在实验室与炉膛边的日夜攻坚，更是发展理念从“末端兜底”向“全链增值”的历史性升维。

展望未来，随着AI智能分选、等离子体气化、生物制氢等下一代技术加速落地，更多“看似无用”的废弃物将被赋予新生——环保不再只是成本项，而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这才是最坚实、最智慧、最可持续的中国路径。

参考资料：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变废为电”发展循环经济2025-08-11 09:13·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