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光之所以能够掌握朝中大权，是否与霍去病的赫赫战功和特殊身份有关呢？

公元前87年，长安城的气氛压抑得有些异样。行人放轻脚步，官府衙门紧闭，宫城深处，更是人声低伏。年近七十的汉武帝病重在床，关于继承人、辅政臣、权力交接的一切，都在悄悄酝酿。谁也没想到，日后权压天下的霍光，此时只是站在御榻一侧，沉默伺候的近臣之一。

有意思的是，这个日后“威震海内”的人，当年进宫的理由，看上去并不宏大，只是“骠骑将军弟弟”这五个字。问题也正出在这里：霍光的权势，到底是霍去病给的，还是他自己拼出来的？

把时间往前推几十年，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就慢慢清晰了。

一、从平阳县小吏之子，到随驾入宫的少年

公元前119年春天，对西汉来说，是一场全力一搏的战争；对霍光来说，却是命运拐弯的一年。

这一年，汉武帝发动漠北之战，几乎倾尽国力，准备与匈奴主力决战。两支最受瞩目的军队，一支由大司马卫青统率，一支由年仅不到二十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领兵，各率五万骑，直指大漠深处。

出征途中，霍去病的军队路过平阳县。这地方对他来说，不只是地名，而是身世的起点。他从小就知道，母亲是卫少儿，姨母是卫子夫，舅舅是卫青，继父是陈平后人陈掌。至于亲生父亲是谁，却始终是个空白。

等到他封侯拜将，战功已成，才有人告诉他，生父名叫霍仲孺，只是平阳县的一名小吏。当年霍仲孺到平阳侯府办事，与婢女卫少儿私通，有了霍去病。事情结束之后，他并未迎娶卫少儿，而是回到县里，继续当自己的小官。后来卫子夫得幸，卫家飞黄腾达，霍仲孺在这场巨变里，没有名字。

霍去病得知真相，态度颇耐人寻味。他并没急着相认，更没闹出什么“寻父风波”。只是这次路经平阳县，出征在即，也许心里一动，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于是就有了那一幕。河东太守亲自出城迎接骠骑将军，恭谨非常，还主动替他背弓开路，场面极为隆重。霍去病住进传舍，下令把一个名叫霍仲孺的小吏叫来。

那位小吏急匆匆赶到军门前，规规矩矩跪拜磕头，只当是例行觐见。谁料霍去病当场下跪，说了一句大意类似“儿去病拜见父亲”的话。父子相认，旁人不敢多言，但在场官吏心里都明白，这一跪，霍家翻身了。

霍去病离开平阳县的时候，替霍仲孺买了大量田地、奴婢，让原本并不起眼的小吏之家，瞬间成为当地富户。家族命运，就这么被扭转了一下。

几个月后，漠北大战告捷。霍去病追击匈奴，深入漠北，斩获巨大，凯旋时再一次路过平阳县。这一次，他带走的不只是胜利的名声，还有一个少年——他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

对霍光而言，这一步意义非同小可。那是他第一次离开平阳县，第一次进长安，更是第一次昂首走进皇帝所在的世界。试想一下，一个从县里出来的少年，突然身处天子脚下，眼前是巍峨的未央宫，耳边是“万岁”的呼声，这种震撼，怕是一辈子都忘不了。

这一年，是公元前119年。霍去病正在用战马的铁蹄丈量大漠，霍光的名字，在史书里还只是个附带的注脚。

二、近三十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的隐忍

到了长安，霍光先是担任郎官，算是进入皇帝身边的门槛。再往后，他被任命到尚书台做诸曹，又被选为侍中。

在西汉制度下，郎官负责宫廷内外杂务，是年轻人入仕的起点；诸曹则在尚书处处理文书往来，相当于参与中央日常政务；至于侍中，就更敏感了——这是伴随天子起居、随侍左右的近臣。

这个职位，汉武帝时期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要么是外戚，要么是皇帝特别信任的人。卫青、霍去病、卫子夫外甥公孙敬声，后来受宠的金日磾父子，都当过侍中。能站在皇帝身边，是一种信任，也是一条升迁快车道。

不得不说，霍光之所以能在十几岁时就进入这一层，确实是沾了霍去病的光。如果没有骠骑将军这位哥哥，他不过是小吏之子，很难如此迅速地进入权力中枢。

但世事无常。霍光入宫不过两年，公元前117年，风头最盛的霍去病病逝，才二十四岁。霍光忽然失去了在长安最直接的靠山。

更尴尬的是，他与卫家的关系，本就不太光彩。卫少儿当年被抛弃，卫子夫入宫之后，卫氏一门声势如日中天。霍光是霍仲孺与他人所生，又被当作长子“子孟”，从称呼上就能看出霍家并不把霍去病算进名分。这样的身世，在卫家眼里很难讨喜。

所以，霍去病死后，霍光不能指望卫家接纳自己。对他来说，这座帝都突然安静下来，真正能依靠的，只剩自己。

幸运的是，汉武帝对霍去病的感情极深，并没有因爱将早逝而对其家人疏远。反而把情感延伸到霍去病的儿子霍嬗、弟弟霍光身上，几乎时时带在身边。

霍光的官职也随之调整。他出任奉车都尉，负责皇帝出行时的车驾事务，同时受命为光禄大夫，参与议政。这两个职位，意味着只要皇帝离宫出行或在宫内处理机要，他都要随侍。

史书中那句“出则奉车，入侍左右”，说的就是这一段。从巫蛊之祸前后，再到晚年巡游，他几乎从未离开过汉武帝的视线。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长期贴身伺候，看上去风光，其实风险极大。皇帝喜怒无常，近臣出错，往往是顷刻间生死转换。霍光清楚这一点，他一贯小心到近乎苛刻的地步。

有人暗中观察过他，甚至连他进出宫门时脚落地的位置，几乎每次都一样。这种夸张的描写，虽然带点渲染色彩，但能看出他对言行举止的控制到了什么程度。

巫蛊之祸爆发后，朝廷天翻地覆。太子刘据起兵失败，最后自杀，卫氏一族多遭诛戮，许多曾炙手可热的大臣都被牵连。而霍光，几乎毫发无伤。既没有捲入党争，也没有站错队，这种“安然度灾”的能力，不只是运气。

等到汉武帝病重，要考虑继承人问题时，霍光已经在身边伺候接近三十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决定废去已死太子刘据一系，改立年仅八岁的刘弗陵为太子，并着手安排辅政大臣。霍光被放在首位。

托孤名单中，霍光的名字并不孤单。他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一同被指定为“受遗诏辅少主”的大臣。另有丞相田千秋，虽有史料对其是否算托孤大臣有争议，但位高权重，不可忽视。

从表面看，这是一套典型的制衡配置。汉武帝不可能把所有权力交给一人，而是希望几人互相牵制，以防一家独大。霍光虽然居首，但按理说，并没有“一言而决”的底气。

然而，就在之后的几年里，这套平衡迅速被打破，走向了一个谁也预料不到的方向。

三、从首席辅臣，到“威震海内”的过程

霍光成为辅政大臣，并不意味着他立刻就能握住实权。托孤之初，金日磾尚在，上官桀位高兵强，桑弘羊掌管财政与朝政细务，田千秋又是老成持重的丞相，各有力量。

真正让局势起变化的，是人心和利益。

导火索，表面上看起来竟然是一个小女孩——年仅六岁的上官氏。她既是上官桀的孙女，也是霍光的外孙女，两个辅政重臣都与她有血缘关系。

当时，由鄂邑长公主主持替年幼的汉昭帝选后。上官桀看准机会，希望把孙女送入宫中，成为皇后。如果事情成功，他就成了名正言顺的外戚，地位将更上一层楼。

霍光却并不赞成。一方面，上官氏年纪实在太小，连基本礼法都未必懂；另一方面，他很清楚，一旦上官氏做了皇后，上官家便会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对自己是潜在威胁。

这时候，利益就与亲情分道扬镳了。霍光拒绝支持，上官桀并没有退缩。他转而去讨好鄂邑长公主身边的宠幸之人丁外人，答应帮丁外人封侯，以争取支持。通过这层关系，上官氏最终被送进宫，果然成为皇后。

接下来，恩情要兑现。上官桀要兑现封侯承诺，就必须经过霍光这一关。结果很明确：霍光再一次拒绝，不仅不肯让丁外人封侯，连升官都不答应。

这一下，矛盾彻底撕开。上官桀心中怨恨难消，鄂邑长公主也因为丁外人受挫，记恨霍光。与此同时，桑弘羊在政见与用人方面也与霍光多有不合，多次请求为家族子弟求官，被霍光拦下，两人的关系也走向对立。

到这一步，辅政团队名存实亡。霍光一边是首席辅臣，一边却得罪了上官桀、桑弘羊以及对朝政有巨大影响力的鄂邑长公主。多方不满，自然会寻找共同的出路。

他们找到的，是一个极有象征意味的人——燕王刘旦。刘旦是汉武帝在世诸子中年纪最大的，被封到封国之后，一直对幼弟刘弗陵继承帝位很不服气。内部的怨气，加上外部的引诱，很容易汇合在一起。

谋划开始时，并不是直接“谋反”那么激烈，而是先给霍光扣帽子。某次霍光休假，不在宫中，一封来自燕王的奏章送到了年仅十四岁的汉昭帝案头。

奏章中指控霍光“聚兵练武，有谋反之心”，理由是他集合郎官、羽林郎操练，又擅自增设幕府校尉。这种行为，在当时确实敏感，看上去像是在扩充私兵。

有意思的是，汉昭帝并没有顺着这个理由走。相反，他当场判断这是冤枉。他的推断很简单：这些“练兵、增设校尉”的事情，都是近十日内发生的。而燕王远在封国，不可能这么快得知细节，又迅速上书。时间对不上，说明背后有人运作。

汉昭帝的反应，让刘旦等人意识到，想通过皇帝“顺水推舟”来压倒霍光，是行不通了。之后他们仍旧不断上奏，想方设法攻击霍光，结果皇帝态度更为坚定，甚至公开表示，再有诬告，就要依法处置。

到这一步，局势已经很清楚：如果继续按照合法程序博弈，霍光是压不倒的。那剩下的一条路，就是连皇帝一起推翻，另立新主。

于是，一个更加冒险、也更加致命的计划被提出：由鄂邑长公主设宴邀霍光入府，在酒席之间安排刀斧手行刺，将其当场杀死；随后，上官桀、桑弘羊入宫废黜汉昭帝；最后，由燕王刘旦入京即位，自立为帝。

从纸面上看，这套计划环环相扣，只要第一步成功，后面就有可能接连推进。等新的皇帝坐稳，所有曾经的罪责都可以翻篇。

遗憾的是，计划在真正实施前就泄露了风声。霍光得到消息，先发制人，调动掌握的力量，迅速逮捕上官桀、桑弘羊，按谋反之罪族灭。随后，又逼迫鄂邑长公主自尽，燕王刘旦亦走上绝路。

在这场斗争里，受影响最复杂的，是皇后上官氏。她既是霍光外孙女，又是上官桀的孙女，血脉、名分交织在一起。但由于年幼，又身为中宫，最终得以保全，继续做了昭帝的皇后。

这一轮清洗之后，汉武帝当年设立的四位托孤大臣，只剩下霍光一人。丞相田千秋本就为人谨慎温和，无意与之争权。汉昭帝虽然年岁渐长，却身体羸弱，再加上此前多次在关键时刻选择站在霍光一边，对其极为信任，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收回权力”的举动。

结果就是，朝廷上只剩霍光这一个绝对核心。霍光“秉政七年余，威震海内”，正是从这场政争之后开始真正坐实的。

从汉武帝去世算起，到这时已经过了七年；从霍去病去世算起，则过去了三十七年。曾经那个带他进长安的哥哥，此时已经成了许多人口中的传奇，而霍光本人则成了活着的权势象征。

四、霍去病的“起点之恩”，与霍光自己的“夺权之路”

说到这里，那个最初的问题，反而变得更好回答。

如果没有霍去病，霍光很难在十几岁时就进入长安、担任郎官、侍中。这一点，史实摆在那儿，很难否认。霍去病的威名、战功，为霍光打开了进入权力中心的大门，甚至可以说，没有这层亲属关系，霍光可能一辈子都在地方做小吏之子，根本没有机会站到皇帝身边。

但问题在于，大门打开之后能走多远，就不再是“谁领你进门”的事情了。

汉武帝身边出身各异的近臣不少，能侍奉几年的人也不少，可几十年始终不出大错，始终站在核心位置的，并不多。尤其是在巫蛊之祸那种几乎要把旧班底翻个底朝天的事件中，还能全身而退，更说明霍光的谨慎和拿捏。

真正让他走到“大权独揽”位置的，是几重因素叠加在一起：

一是“立少主”的局面。巫蛊之祸后，太子刘据已死，汉武帝不得不在晚年改立年幼的刘弗陵为太子。等到公元前87年武帝去世时，刘弗陵只有八岁，根本不可能亲自处理政务，辅政大臣成为必需。如果当初没有巫蛊之祸，太子顺利继位，以四十余岁的年纪登基，朝廷根本用不着设立这么强的辅政格局，霍光也很难凭“辅政”之名独揽大权。

二是托孤团队的瓦解。金日磾去世较早，上官桀、桑弘羊又因与霍光争权，最终以谋反结局出局。这种“敌人自己走上极端道路”的局面，使得汉武帝原本的制衡设计被打破。假如几位辅政大臣一直保持表面和谐，哪怕暗中不合，也不得不在制度框架下互相牵制，霍光很难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三是汉昭帝的选择。在被人挑唆的关键节点上，昭帝站在了霍光一边，而不是鄂邑长公主、燕王刘旦那一边。这种选择，不是简单的情感偏向，而是年轻皇帝对政治局势的判断。没有皇帝的信任，霍光面对多方联手，很可能落得和别的权臣一样的结局。

四是昭帝并没有与霍光展开生死相争。随着时间推移，霍光年纪渐长，昭帝也逐渐长大，但两人之间没有发生严重的权力对抗。昭帝一方面体弱，多方说法认为他身体状况一直不佳；另一方面，他似乎一直没有急着“收权”，而是在霍光掌权的格局下维持朝政稳定。公元前74年，昭帝二十一岁时病逝。随后即位的昌邑王刘贺因行为不端被废，霍光又扶立了刘病已（汉宣帝），新的皇帝在政治根基、年岁阅历上，都与霍光差距极大，更不具备与之正面抗衡的条件。

从这些因素综合来看，霍光能坐到“权臣之极”的位置，看起来像是“天时地利人和”都落在了他头上。但必须承认，他能一直活在权力中心，而不是倒在某一场斗争里，也确实靠着极强的自我约束和政治判断。

所以，把霍光的权势简单归到“霍去病的关系”，未免有些粗疏。霍去病给了他一个起点，让他有资格站到皇帝跟前。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从站到跟前，到真正接过辅政大臣之首的位置，再到在权势角逐中压倒上官桀、桑弘羊、鄂邑长公主、燕王刘旦，最后统一权柄，这中间的每一步，靠的都是他在局势中的实际表现。

换个说法：霍去病可以带霍光进长安，却带不了他熬过巫蛊之祸；可以帮他成为郎官、侍中，却帮不了他从托孤大臣中脱颖而出；更不可能在三十七年后，还在朝堂上替他挡刀。到了那时，霍光已经必须靠自己在权力风浪里做出抉择。

对当时的汉朝来说，这样一个人坐在权力中枢，既是个人命运的结果，也是那段历史形势共同推出来的产物。谁先带他入局，固然重要；他在局中如何行走，究竟踩对了多少步，避开了多少坑，才是决定结局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