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座五代时期的夫妻合葬墓时,墓室中一具女性遗骸的异常状态,瞬间撕开了乱世温情的假象。这位标注为“节度使夫人”的死者,墓志铭上写着“殉节而终”,看似是坚守贞洁的烈妇,可骨骼鉴定报告却给出了冰冷的真相:她的第三、第四节颈椎呈现出诡异的断裂角度,骨骼表面还残留着绳索拖拽的陈旧伤痕,并非自愿赴死,而是被强行处置后伪造成殉节模样。这个藏在骨殖中的细节,揭开了五代十国女性的生存密码——在那个礼崩乐坏、武力至上的时代,她们从来不是独立的个体,既是权力博弈的祭品,也是可以随意交换、屠戮的“人形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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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行走的军需物资:肉体与尊严的双重湮灭
五代乱世,战争成为常态,粮草短缺是各路军阀面临的共同困境。当粮食耗尽、军饷断绝时,女性便成了军阀眼中“可循环利用”的军需物资,被纳入军籍清单,与粮草、兵器并列,毫无人格可言。天祐二年(905年),朱温率军围攻汴州(今开封),城内外僵持数月,军中粮草告急,一份留存至今的军需清单上,清晰记载着“接收妇人三百口,分隶诸营”的条目。这些被强掳而来的女性,承担着多重非人的职责:白天要手脚不停地缝制箭囊、修补铠甲,为战事提供后勤支撑;夜晚则沦为士兵发泄欲望的营妓,被肆意蹂躏;而当饥荒达到极致时,她们又会被当作“两脚羊”,成为士兵果腹的食粮,完成最后的“物资价值”。
后唐将领杨师厚攻破沧州城时,史料中留下了一段令人脊背发凉的记载:士兵们腰间悬挂着风干的人肉,作为行军口粮,怀里却揣着从城中贵妇身上抢来的绣花鞋、花钿等饰品,一边是血淋淋的生存需求,一边是对女性物品的病态占有,将对女性的物化与践踏演绎到了极致。这些女性如同待宰的牲口,没有反抗的权利,只能任由命运摆布,她们的肉体被摧残,尊严被碾碎,最终沦为乱世战争机器的“燃料”。
比肉体毁灭更可怕的,是对女性的制度性物化,这种压迫深入骨髓,形成了畸形的社会规则。南汉宫廷的“媚猪”选拔制度,便是最典型的代表。据《九国志》记载,南汉后主刘鋹荒淫无道,喜好体态丰腴的女性,特意设立了“媚猪”选拔标准,要求参选者腰围必须精确到三掌宽,臀部脂肪厚度需达两指,达不到标准者直接被淘汰,达标者则被圈养在特制的铁笼里,像牲畜一样被投喂高热量食物,以维持符合帝王喜好的体态。这种变态的审美与制度,直接导致岭南地区出现了“束腰致死率逾三成”的畸形现象——民间女子为了有机会入宫、摆脱底层困境,被迫用布带强行束腰,不少人因脏器受损、营养不良而惨死,而这一切,只为满足帝王的一己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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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联姻的算术题:作为交易筹码的活体契约
在五代十国的政治博弈中,女性更是被频繁当作交易筹码,写入盟约、赠予权贵,她们的婚姻与命运,从来不由自己掌控,而是成为权力平衡的“活体契约”。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为求得契丹出兵相助,推翻后唐建立后晋,在献上的降表中,第七条款特意注明“献女乐三十人”,与燕云十六州的疆土、每年三十万匹的岁绢并列,共同构成了这场屈辱交易的核心筹码。这些精通音律、容貌出众的女乐,没有名字,没有身份,只是石敬瑭换取皇位的“礼物”,她们的未来,早已被注定在契丹贵族的府邸中,沦为玩物。
考古发现的多座契丹贵族墓,进一步印证了这种交易的普遍性。在一座辽代贵族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三位汉人妾室的骸骨,她们的手腕上均套着刻有“晋赐”字样的银镯,显然是后晋朝廷作为礼物献给契丹贵族的女性。这些银镯看似精致,实则是她们被物化、被交易的烙印,终身无法摘除,提醒着她们“战利品”的身份。她们远离故土,身处异国他乡,既要忍受思乡之苦,又要在等级森严的契丹贵族府邸中苟延残喘,稍有不慎便会引来杀身之祸。
在权力游戏的漩涡中,女性甚至成为拉拢势力、巩固关系的“工具”,遭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羞辱。后蜀宰相张业为了拉拢边境将领、稳固自己的地位,竟做出了荒唐至极的举动——将自己的嫡女同时许配给父子三人,让女儿周旋于父子之间,用亲情与伦理换取政治利益。而敦煌文书P.2942号残卷中,记载着更令人发指的案例:某县令的夫人,在十年间被当作礼物反复转赠七次,每次更换主人,新主人都会在她的左肩烙下自己的族徽,以此宣告“所有权”。这种制度化的羞辱,让女性彻底失去了人格与尊严,连出使中原的契丹使臣都在日记中写道:“中原贵妇,贱于牧奴”,可见当时女性地位的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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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明倒车的刺青:法律与伦理崩塌下的绝望
对比同时期拜占庭帝国皇后佐伊颁布的《妇女财产保护法》——该法律明确规定女性拥有独立的财产继承权、婚姻自主权,五代十国女性的处境更显荒诞与悲惨,整个社会陷入了严重的文明倒车,法律与伦理彻底崩塌,对女性的压迫被合法化、合理化。洛阳出土的大量五代刑徒砖上,记载着当时的犯罪判决,女性囚犯罪名多是“拒烹子”“藏夫”等,仅仅因为拒绝残害亲子、藏匿丈夫,就被判定为有罪;而男性罪犯的判词则清一色写着“违节度”,即违背将领命令。这种巨大的差异,清晰地展现了当时法律天平的严重倾斜——法律只保护武力持有者的利益,女性的生命与权利,一文不值。
河北曲阳出土的王氏墓志,透露了乱世女性深入骨髓的绝望。这位王氏夫人,一生生育了五位将领,为家族立下了“功劳”,可即便如此,她的晚年依旧凄惨,被家族当作拉拢势力的工具,反复摆布。临终前,她用金簪在棺椁内壁刻满了“来世不为妇”的字样,一笔一划都饱含着无尽的痛苦与绝望,是对这个时代最沉痛的控诉。当文明退化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女性总是最先被剥夺人性的群体,她们承受着战争、压迫、羞辱,却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
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墓出土的一面铜镜,背面刻着的铭文“乱世佳人,无非刍狗”,更是道尽了五代女性的宿命。“刍狗”本是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祭祀完毕后便被丢弃,象征着无用的祭品。在那个时代,无论容貌出众的佳人,还是普通的民间女子,都如同刍狗一般,被随意利用、丢弃、屠戮,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她们的生命,在权力与武力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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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遗忘的代价:无名骸骨中的无声控诉
现代人很难想象,那些出现在《资治通鉴》《旧五代史》边角处的女性数字,背后藏着多少鲜活的生命与悲惨的故事。广顺元年(951年),郭威率军攻破兖州,随军文书中简单记录着“获妇人四百,充犒军资”,这短短九个字,意味着四百名女性被强掳,沦为犒劳士兵的“物资”。她们没有留下姓名,没有留下事迹,甚至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最终化作军功簿上的一笔墨痕,被历史彻底遗忘。
在开封州桥遗址的下层,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令人窒息的遗迹:十余具女性遗骸呈跪拜姿态,环绕着一个空石座,每具骸骨的耻骨都被铁钉贯穿,骨骼扭曲,尽显死前的痛苦。结合史料记载,这或许就是《旧五代史》中“以妇守城”的真实写照——当城池即将被攻破时,守军在绝望之下,将女性钉在城墙垛口上,作为最后的“防线”,试图用女性的肉体阻挡敌军的进攻。这些风化千年的骨殖,无声地诉说着她们死前遭受的折磨,也在控诉着文明崩坏时,最先被牺牲的永远是女性。
五代十国的乱世,如同一场巨大的灾难,吞噬了无数生命,而女性则承受着双倍的痛苦。她们既是战争的受害者,也是制度的牺牲品,被物化、被交易、被屠戮,尊严与生命被肆意践踏。那些被碾碎的花钿、被烙印的躯体、被钉穿的骨骼,都是这个时代最黑暗的印记。如今,我们透过考古发现的蛛丝马迹,回望那段历史,不仅是为了还原五代女性的生存真相,更是为了铭记:当文明的底线被打破,最脆弱的群体往往承受着最沉重的代价,而守护每一个人的尊严与权利,才是文明存续的根基。那些无名女性的痛苦与绝望,不该被历史遗忘,她们的故事,也为后世敲响了永恒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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