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哭着喊着想来中国定居？是真的，但千万别高兴太早！

随着中国旅游、文化、商品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来华外国人数量迎来显著增长，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入境外国人达8203.5万人次，同比增长26.4%，其中免签入境占比高达73.1%，同比增幅近五成。免签政策的持续推进、中国社交媒体的国际化传播，无疑为外国人来华打开了便捷之门，但热潮之下，我们更需摒弃盲目乐观，理性看待这一现象背后的机遇与隐忧。

当前，来华外国人的构成日趋多元，核心可分为三类人群，其背后折射出不同的时代动因与现实需求。

第一类是深耕中国数十年的高端精英群体。这类人群并非新鲜面孔，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跨国企业纷纷布局中国这片蓝海市场，大批拥有高级管理经验和核心技术的人才随之涌入。他们多集中在金融、高端制造、科技研发等领域，是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长期参与者，其存在是中外经贸、技术交流深化的自然结果，见证了中国四十余年的发展变迁。

第二类是近十年快速涌入的普通外籍务工者。他们的职业集中在英语教师、健身教练、咖啡师、调酒师等领域，选择来华的核心驱动力的是薪资与生活性价比的巨大差距。正如一位美国籍英语教师的亲身经历：他在美从事社区工作时，月均到手3000美元，一顿像样的正餐需花费50美元，占月收入的六十分之一；而来华后，同等月薪可兑换约2万元人民币，即便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也能拥有舒适的生活，且工作强度大幅降低。更让他青睐的是中国的社会治安——深夜十二点独自街头漫步，无需有任何安全顾虑，这也是众多普通外籍务工者选择长期停留的关键原因。

第三类是近两年增速迅猛的海外“逃离式”移居者，其增长势头令人瞩目。他们多来自德、英、法等陷入社会混乱的欧洲发达国家，因本国治安恶化、罢工频发、社会治理失衡等问题，将中国视为宜居避风港。2025年以来，德英法接连陷入困境，德国政坛僵局难解、制造业外迁、移民问题凸显，罢工成为家常便饭；法国大规模罢工席卷全国，交通、教育、医疗全面停摆；英国则受地铁罢工、高通胀与脱欧后遗症困扰。正如一位移居深圳的德国同事所言，深圳的技术先进与生活便利远超他的预期，而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其儿子所在的德国学校出现移民子弟带刀上学、课程逐渐伊斯兰化的乱象，这也正是众多欧洲“逃离者”来华的核心诉求——寻求稳定与安宁。

来华外国人数量的增长，是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吸引力提升的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盲目乐观，其背后潜藏的问题已逐渐显现。长期以来，部分地区存在的“外国人超国民待遇”，虽初衷是展现包容，却催生了部分外籍人员的特权心态，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与法律问题。

近期就有典型案例：云南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查处一起跨国偷渡案，6名外籍女子无合法入境手续，被犯罪团伙以“跨国婚介”为诱饵偷渡入境，涉案网络覆盖10多个省份，背后总指挥因涉嫌婚姻诈骗被网上追逃，最终多名涉案人员被依法判刑。此外，个别外籍人员非法就业、扰乱公共秩序等行为也时有发生，而部分国内女性对外国人的盲目崇拜，还引发了非婚生育等问题，不仅困扰着当事人，也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值得警惕的是，“超国民待遇”并非个例，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曾给予苏联专家远超国内同级人员的待遇，虽有特定时代背景，但也为后续的管理埋下隐患，这一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我的核心观点是：来华外国人潮是中国开放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应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包容不等于无底线迁就，开放必须伴随规范管理。真正的大国自信，不在于对外国人的特殊优待，而在于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依法保护合法入境、尊重中国法律与文化的外籍人员的正当权益，也坚决打击非法入境、非法就业、违法犯罪等行为。

中国的吸引力，源于发展机遇、社会稳定与文明魅力，而非无原则的妥协。唯有摒弃“崇洋媚外”的陈旧心态，杜绝“超国民待遇”，完善入境管理与社会治理体系，才能让中外交流真正实现互利共赢，让来华外国人成为中外文明互鉴的桥梁，而非社会治理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