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旅行，那杯酒差点毁掉我……给所有女孩提个醒！

二月的上海，外滩的灯火璀璨，但在奥雷莉·克罗齐耶的记忆里，2009年的那个跨年夜却是一个永远无法拼凑完整的黑洞。那是她来到上海担任一家中企纺织品采购经理的第六个月。

那晚，在市中心著名的明天广场万豪酒店，派对气氛正浓。奥雷莉记得自己喝了两杯香槟，正和朋友们举杯欢庆。然而，在那之后，她的记忆消失了。

当她再次睁开眼时，天已经亮了。她发现自己躺在一家离酒店很远的推拿店里，浑身冰冷。伸手摸了摸脸，额头有个血肉模糊的肿包，眉骨裂开了，脸上全是擦伤。

外套不见了，手提包也消失了。奥雷莉像个“丧尸”一样回到家，大脑仿佛还处在麻醉后的混沌中，剧烈的头疼和腿部肌肉的酸痛让她几乎无法站立。

她的同伴不仅没有安慰她，反而怀疑她在那几个失踪的小时里对他不忠。

视频监控显示，奥雷莉曾跟着一个陌生男人走出酒店，并排队打了一辆出租车。她看着屏幕上的自己，完全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跟一个陌生人走？

直到三天后，在公司主管的催促下，奥雷莉才去看了医生。那位在上海执业的法国医生只听了描述就淡定地给出了结论：“你肯定是被下药了，症状很典型，大概率是‘约会强奸药’（GHB）。”面对奥雷莉的惊恐，医生似乎见怪不怪：“在上海，像你这样被下药的法国女性，我一个月至少能见到一个。”

医生没有进行任何妇科检查，理由是：“既然你醒来时连裤袜都穿得好好的，那应该没被侵犯，否则裤袜肯定会被脱掉。”

这种逻辑在多年后奥雷莉出版的自传《打破盔甲》中被她反复质疑：施暴者完全可以重新帮她穿上，或者她自己在混沌中穿回去了。然而，当年的她只能带着这个模糊的结论，独自吞下那晚的恐惧。

奥雷莉的故事曾发生在很多人身上。随着女性独自旅行的比例在全球范围内激增，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从2014年的5400万人次增长到2017年的1.38亿人次，在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隐藏着无数个在异国他乡失声的噩梦。

在那些拥有十几万成员的女性旅行者小组里，这类求助和警告随处可见：在印尼被当地导游下药，在哥斯达黎加海滩被路人投毒，在比利时被同行的背包客偷袭……

2020年，19岁的玛歌在智利进行大学交换。在一次酒吧聚会中，她只喝了一瓶啤酒就彻底失去了意识。第二天醒来，她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地躺在旅馆的一名德国小伙身边。

那个男生是她前几天才认识的“驴友”，他笑着解释说，昨晚玛歌在舞池里表现得像个“疯子”，一直疯狂地亲吻他。玛歌感到极其荒诞，因为她性格内向，甚至从来没有过性行为，更不可能亲吻那个毫无吸引力的男人。

对方坚称他们没发生关系，但两天后，玛歌从自己的阴道深处取出了一个由于暴力塞入而变形的卫生棉条。那是她遭遇性侵的“垃圾证据”，却也是她唯一的铁证。

这些故事中，最让人感到无力的是那种“意识清醒却身体瘫痪”的状态。

2016年，24岁的阿曼丁在悉尼的一家青年旅舍工作挣旅费。一天晚上，一个五十多岁的陌生男人在酒吧请她喝了一品脱啤酒。几乎是瞬间，阿曼丁感到一种异常的兴奋，平日里内敛的她突然叫嚷着要去蹦迪跳舞。

那个男人提议送她回酒店，她像个“自动木偶”一样乖乖跟着上车。在酒店房间里，最恐怖的一幕发生了：阿曼丁的意识是清醒的，她能感觉到对方在对她实施侵犯，但她的身体仿佛被水泥封住了，动弹不得，连尖叫都发不出来。

施暴结束后，男人轻蔑地往她头上扔了一叠钞票，当作她打车回去的费用。阿曼丁在深夜踉踉跄跄地走回旅舍，那种被剥夺身体控制权的耻辱感，比暴力本身更让她窒息。

这种生理上的反应，在药理学上有着明确的解释。蒙彼利埃大学医院的药理学家塞西尔·艾登指出，苯二氮卓类药物、GHB甚至大麻，都会导致肌肉松弛、极度嗜睡和失忆。

而阿曼丁所经历的那种动弹不得，则是典型的“创伤性心理僵死”机制，是身体在面临极度恐惧时的应激反应。

然而，对于这些受害者来说，肉体上的伤痛和毒素的代谢只是开始，异国他乡的制度冷漠才是二次伤害。

在智利遭遇侵犯的玛歌，因为财力有限且人生地不熟，甚至没敢踏进医院的大门。而在马德里因被下药而昏迷入院的埃洛迪，醒来时发现自己身上插满了管子，周围是一群完全无法沟通的外国医生，他们仅仅检测了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根本没有去搜寻那些化学合成药物的痕迹。

事实上，现代毒理学已经非常发达。斯特拉斯堡法医学院的专家帕斯卡·金茨表示，血液中的药物痕迹通常可以保留五天，而头发检测则更为神奇——头发每个月长一厘米，它会像录音带一样记录下血液中的化学变化。

只要取下一小撮头发，就能精准地测出几个月前甚至一年前被害者到底摄入了什么。

可惜，这种昂贵的检测技术在大多数国家的急诊室里并非常规选项。在被采访的受害者中，只有在印度遭遇长达十天非法拘禁和下药的露西，通过血液检测查出了LSD、大麻和苯二氮卓类的混合成分。

更令人寒心的是执法部门的态度。在法国国内报案的塞琳也遭遇了警察的冷嘲热讽：“既然你选择一个人去秘鲁旅行，那就意味着你自找麻烦。”最终，由于“证人散布在全球各地”，案件被不了了之。

在这些女性的叙述中，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始终笼罩着她们。许多人选择在回国后对家人和朋友保持沉默，因为她们害怕听到那句质问：“你为什么非要一个人去那种地方？”

更具误导性的是那些旅行论坛上盛行的“直觉理论”。

人们总在说：相信你的第六感，如果不舒服就赶紧走。

但受害者阿曼丁所反驳道：“这种建议非常危险，它在暗示你可以闻到性犯罪者的气味，或者能探测出杯子里有没有药。事实是，当陷阱布置好的那一刻，单靠本能根本无济于事。”

这场“化学降服”的噩梦，剥夺了受害者的记忆，也剥夺了她们对正义的确定性。

在旅行界，真正的#MeToo运动从未真正发生过。

Ref：

https://www.lemonde.fr/m-perso/article/2026/02/14/victimes-de-soumission-chimique-a-l-etranger-j-etais-consciente-de-tout-mais-je-ne-pouvais-pas-bouger-rien-faire-mon-corps-etait-bloque_6666803_4497916.html

文｜Tu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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