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定祥收藏记（7）——嗜“钱”如命不为钱

在时下很多人眼里,玩收藏,好比一种投资手段,今天买下来,明天见行情看涨,就设法高价卖出去,品位高低和真假是非倒在其次,深入研究更谈不上,关键是要谋求获利。

但是三四十年代那一批真正的收藏家,他们“玩”收藏绝不是以谋利为主要目的,他们的学识和境界甚至超出了收藏的本身,解放后他们中有不少人对国家都有重要的捐献就是证明。马定祥大概是他们中的最后一个典型。

马定祥有一枚闲章:“如命”。他的确是嗜“钱”如命,为了钱币,不知受了多少磨难和困苦;但他嗜钱又不刻意为赚钱,他一生向国家和地方文物部门捐献了大量珍贵钱币和资料。

政府部门向他颁发过的巨额奖金,被他转过手来马上又是捐献。有的文物部门原先设想,若能从他那儿获购某一枚珍币已经是求之不得、喜出望外了,然而老先生一板一眼地告诉人家:“我不卖,我捐献!”…他大大小小多次捐献,很能说明他那“铜钱眼里翻跟斗”的真正情怀。

马定祥先生一向认为,钱币一方面是钱,也是一种文献,它既有流通的使命,也承载着历史文献的使命,往往是当地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甚至外交的信息载体,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记录了一个民族某个时代的金融演进过程。

因此从根本上说,这些珍贵的钱币是属于全社会的财富,应当由文物部门当作国家家底的一部分,妥善保存,传之永远。所以,尽管很多珍币是他全家省吃俭用收集的,是他亲自走南闯北,甚至借高利贷辛辛苦苦“淘”来的,而当他捐献给国家时,却毫无吝啬,全是一份物归原主的深情。

早在解放初的1956年,马定祥就开始捐献了。那时国家正在筹建上海中山故居纪念馆,他知道后,就将自己收藏的一批辛亥革命时期的钱币和纪念章共十余枚,通过该馆捐献给了宋庆龄女士,其中有同盟会早期在海外发行的金币券和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时的纪念章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

1963年,他向上海博物馆捐献了海内外存世极稀的日本早期印制的钱谱善本《昭和泉谱》。

1983年,他的《太平天国钱币》一书出版后,鉴于南京曾是太平天国的首府,也是国内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重镇,就毅然把自己多年珍藏的太平天国钱币以及天地会的钱币共105枚,全部捐献给了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其中有他非常喜欢的收藏了几十年的稀世之珍: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后最早发行的货币—天国通宝3枚、存世孤品天国圣宝铅质雕母钱,还有成套平靖胜宝、金钱义记、嗣统通宝、皇帝重宝当十大钱等各种天地会时期的钱币。

天地会当时处于秘密状态,铸行的钱币很少,有的甚至不仅是钱币,还是天地会会员身份或是某项活动的凭证,所以极其罕见。第二年,马定祥又向南京市的洪秀全文物陈列馆捐献了一批太平天国的珍贵钱币。

1988年冬天,马定祥夫妇回家乡杭州小住。这时他的健康情况已经大不如前,自觉可能来日无多,于是萌发了向故乡捐献历代珍币的打算。

1990年5月,马定祥偕夫人和长子马咏春再去杭州,正式向浙江省博物馆捐献了1500余件珍藏,其中包括从钱范到纸币的各种钱币以及金、银、铜、铁、锡各类质地的钱币,还有一批珍贵的钱币拓片和钱币专著。浙江省博物馆获得了这批捐献后,特别举办了马定祥捐献钱币文物展览会。

在这次文物捐献的仪式上,浙江省博物馆向马先生颁发了巨额奖金,可是马先生当场表示,把这些奖金全部作为浙江省的钱币研究基金,在场的文物界人士无不为之动容。人们从马先生身上,再次看到了中国老一代收藏家的高风亮节。

1991年1月7日,浙江省博物馆的副馆长杨陆建带人来上海办理接收事宜,此时的马定祥已经病卧在床,行动不便。在他的指点下,众人从他家的大橱里、阁楼上、衣箱里、饭桌下…搬出来一捆又一捆的钱币资料,有文稿、手稿、拓集、照片,也有大宗钱币拓片和成套的钱币杂志,让该馆全部装箱运走。细细一数,居然满满74箱!其中还有五六本《中国泉币学社例会记录》原件。

那可是半个世纪之前的泉友们的活动记录,不仅记录了当时的学术研究,也记录了泉友之间的深情厚意。他本人就是这个学社的创办人之一,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眼下,已成了尚在人世的唯一一个人了。这本珍贵的学会例会记录原稿,原存罗伯昭处,解放初罗先生亲手交到他手上,嘱他好好保存。他精心保存了40年,现在由他交给国家,怎能不感慨万分呢?

他在病床上伸出颤抖的手说:“拿过来再给我看一看!”那情景,就像是跟一个相处50多年的老朋友永别…

该馆视这批资料为至宝,连夜运回杭州,同时组织力量进行分类和整理,发现这批资料竟达10余万件。其中有大量的钱币名家的集拓原件,如:中国古钱大王张叔驯八开本的《齐斋集拓》;王荫嘉的《双长生树屋泉觯》集拓和泉学笔记,共有20余册;陈恕斋的藏泉拓集50多册;丁福保的《历代古钱图说》原稿本;施嘉干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图版;王鹏霄在故宫里拓下的大量故宫珍藏清钱的拓集;奥籍中国金银币大王耿爱德收藏的中国近代金银机铸币的六寸照片数百张;方药雨的《古化杂咏》等泉学名著的原刊本;以及马老穷毕生精力搜集来的中国历代珍钱拓片汇编《泉币大观》巨轶等等,占了浙江省博物馆两排书橱,另外还有日文版线装大型资料《昭和钱谱》《古泉大全》《东亚钱志》原版等。浙江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历时半年才整理结束。博物馆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马定祥中国钱币研究中心,在杭州举行了隆重的仪式,马老的夫人率儿孙出席。

1990年春,天津市义和团纪念馆的王锡荣馆长从报刊上得知,马定祥藏有义和团铸造的团钱,就通过天津的钱币学家唐石父先生介绍与之联系,希望他能够提供团钱拓片,不久马定祥就将三张拓片寄去了。王馆长看了认为这简直太珍贵了,因为义和团运动在近代史上仅仅存在了三年光景。于是王馆长禁不住“得寸进尺”,又提出了借原件复制的要求,最后把心里话倒了出来,他们实在是想请马老割爱,把那三枚珍币出让给馆里,任凭开多少价钱!当馆里收到了马老的回信时,大家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因为信上写着:“我不卖,我决定无偿捐献给贵馆。”

事隔不久,王锡荣馆长获悉马定祥向浙江博物馆捐献了大批珍贵钱币,顿时紧张起来,生怕他意中的那三枚义和团钱被浙江省博“抢”跑了,匆匆从天津赶到上海,说是登门拜访,实为刺探虚实。

马定祥认真地对他说:“这三枚团钱,是40多年前从北京、天津和山东分别收集到的,经过多年的反复研究,现确定为义和团钱绝对无误。这几枚钱,送给你们比留在我这儿更能教育后人,所以我决定捐献给你们,不会反悔,敬请放心。”听了这话,王馆长这才放下心来。便说:“等到明年春暖花开时,我们来上海接您!”

谁知天有不测之风云,1991年1月9日,马定祥因支气管扩张咳血复发住进了医院。在住院期间他仍然筹备“马氏万拓楼丛书”出版的事宜,并和来探望的朋友谈论钱币的收藏,他对于中国钱币收藏实在太投入了。但是谁也没有料到,3月15日,马定祥因操劳过度导致心力衰竭不幸逝世,享年75岁。

有其父必有其子。半年之后,马定祥的两个儿子马咏春和马传德,为了却老父的遗愿,特地北上郑重地向天津市义和团纪念馆捐献了这三枚团钱。

马家人对国家的捐献并没有到此结束。2001年9月,在马定祥生前遗稿《辛亥革命时期货币》经马传德等整理完毕即将出版问世时,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他们就将书中提及的122种辛亥革命时期货币捐献给了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这批珍币共分三类:一类是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海外发行的革命筹饷债券、1906年孙中山在东南亚地区发行的中华革命政府债券,和1911年在美洲等地区发行的中华民国金币券等;第二类是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南、江西、山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山东等各地军政府发行的军用钞票和筹饷债券;第三类是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成立后发行的南京军用钞票、陆军部军事用票和军需公债,以及各地区发行的货币,包括银币和铜币。这些捐赠品中,中华民国金币、澳门回收券、安徽军政府临时军用钞票等12件,是仅见品,文物价值尤高。

这批辛亥革命时期的货币,当年马定祥收集起来极为不易。因为这种军用货币是政局未稳时的临时性货币,由于使用时间短,发行量少,流通区域有限,加之1934年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后,对这类货币采取兑现收回的措施,因此留存民间的数量极少,精品更是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况下,能收集到如此数量已经是海内之冠,可知马定祥数十年间的甘苦。

2001年是马定祥逝世10周年纪念,他的家属一方面将他的著作整理出版,一方面履行着马老那将精品归公的一贯做法,可谓功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