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春节，当年还差点儿有夏节、秋节、冬节

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一，首先祝大家过年好！今天咱们说点应景的，跟大家聊聊过年的故事。

说起过年这件事，在中国的历史上是非常悠久的，根据各种历史文献的记载，已经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但是，说到现在的春节，把它作为一个“节”来过，时间并不长。“春节”这个词儿，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过年就是跟农业生产相关的一个节日。在辛亥革命之前，农历大年初一叫做“元旦”，也就是一年开始的日子。

到了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采用民国纪年，而月、日则采用公历来记日期，与国际接轨。

这样一来，公历1月1日就被称为“元旦”。但人们已经使用了几千年的农历纪年，不是说改就能改过来的。所以，很多人对孙先生这种激进的西化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最终，接地气的还是袁世凯。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采取了一种两边都不得罪的做法，那就是，他批准公历和农历两套纪年方式同时使用，搞了个“双轨制”。国家部门、政府机关采用公历，民间继续使用农历，因为当时中国9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这跟农业生产、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密切相关，所以不能废除农历新年，大家继续使用，1914年正式生效。

但是，新问题又出来了，就是争“元旦”这两个字。以前，农历大年初一叫“元旦”；现在，公历1月1日叫“元旦”。那以后我们这大年初一叫什么啊？你把这俩字给我们抢跑了，总得起个新名吧？

袁世凯就找下面的人提建议、出主意。当时的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先生，向袁世凯写了一个报告。这里顺便差几句，这位朱启钤先生，可不是个一般人物。朱启钤是清光绪年间举人。民国初年，连任陆徵祥、赵秉钧、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并曾经暂代国务总理两天。1913年至1916年又任熊希龄、徐世昌内阁内务总长。其间因参与袁世凯复辟，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受到通缉，逃匿天津租界。1930年，朱启钤利用中英庚款组织中国营造学社，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所在的那个大名鼎鼎的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自任社长，从事古建筑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推举为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1964年病逝，享年92岁。朱启钤还有一位著名的外孙，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任过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美大使的著名外交家章文晋先生。朱启钤的亲家更有名，叫张作霖。朱启钤先生跨越清朝、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历史时代，并在这四个历史时代中均为知名的贤达名流。

朱启钤在给袁世凯的报告中建议：能不能把过去的农历元旦改名为“春节”？同时把端午定为“夏节”，把中秋定为“秋节”，把冬至定为“冬节”。这样，春夏秋冬这四个标志性的日子，都作为法定节日来过。凡是我国国民都应休息，公职人员也应放假一天。今天我们中国人每年能过两个新年，要感谢这位朱启钤先生。

这朱总长给定了这么四个节日，袁大总统一看：这个好啊！但是考虑到天下初定、百废待兴，一年突然放这么多天假，不利于经济建设。再加上这些节日都是汉人的风俗文化，不符合民国初年倡导的“五族共和”的氛围。所以，就只批准了一个春节，夏秋冬三节暂时搁置，慢慢待议。

没想到，过了不久，袁世凯就走火入魔，折腾上了称帝这件事儿，成了全国人民千夫所指，自己窝里窝囊地就去世了。于是，夏秋冬三节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因为这时袁世凯的名声已经臭大街了，所以很多人连春节都一起仇恨，呼吁抵制春节。当然，这主要是那些文化人在抵制了。但是，以农民为主的老百姓仍然要过春节，因为这与农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所以，说起过年这件事儿，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但真正把它作为一个法定节假日来过，是从1914年才开始的，到现在不过100多年的历史。春节，从一个民俗变成一个国家节日，是民国建立之后才有的事，改变了“有年无节”的状况。所以，春节这是一个年轻的节日。

在袁世凯时期，很可惜的一件事，就是只确立了春节的法定地位，而夏秋冬三节最后没了下文。所以，我特别希望把当年落下的夏秋冬三节给补上。因为中国人太不容易了，太辛苦了，需要有更多的节日来庆祝，来欢乐，来放松，来休息，来享受，来吃吃喝喝。

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现在的法定节假日越来越多了。比如，现在的端午节，已经成为了法定节假日，正好弥补了当年落下的“夏节”。现在的中秋节，也已经成了法定节假日，正好弥补了当年落下的“秋节”。冬至并不是法定节假日，但公历的1月1日元旦节是法定节假日，这等于变相地弥补了当年落下的“冬节”。如果能像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圣诞节也放假，把圣诞节和元旦连在一起，过一个超长版的“冬节”，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