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狼群》的伦理争议与共生理想

王燕灵（武汉轻工大学）

作为以野生狼救助与放归为核心的纪实作品，2017年上映的《重返狼群》凭借跨物种羁绊、荒野生存纪实与生态保护议题，九年后突然杀回大众视野。影片以画家李微漪与导演亦风历时多年救助孤狼格林、完成野化训练并助其重返若尔盖草原狼群的完整历程为叙事主线，用大量一手野外素材，构建出一段极具情感冲击力的生命故事。但伴随作品持续传播，围绕“为拍摄刻意安排情节”“干预自然违背伦理”“人与动物关系理想化”的争议从未平息。这些争议并非简单的“真假之争”，而是叩问野生动物纪录片的创作底线、纪实真实的定义、人类介入野生动物生命的尺度，更指向当代社会对“理想人与动物关系”的本质想象。

《重返狼群》纪录片海报

“摆拍”质疑的本质：

真实认知的错位

网络上最集中的争议，直指影片“为拍纪录片刻意设计情节”，核心指控集中在这两个方面：一是核心事件的人为启动，认为救助格林并非纯粹的善意，而是从一开始就带有拍摄目的，整个叙事链条是为纪实创作量身打造；二是人狼互动的刻意捕捉与戏剧化解读，关键镜头的补拍与场景还原，被解读为“摆拍造假”。这些指控裹挟着公众对“绝对真实”的期待，将作品推到“虚构叙事”与“纪实欺骗”的批判对立面。

在历经一百多年的探索和快速发展中，野生动物纪录片的“惯例”并没有被太多观众所了解。野生动物纪录片的拍摄目的虽然是再现真实的图景，但从来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动物活动的记录，而是主要依靠经典的纪录片技术进行的人工建构。事实上，许多野生动物纪录片在宣传中强调了制作过程中花费了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为了一帧画面在野外耐心地等待了多久，然而，创作者们在摄影棚和剪辑室里花费的时间要比在拍摄现场多得多。

还原创作背景与现场条件，争议的本质并非“虚构事实”，而是观众对纪录片真实的认知偏差与创作现实的错位。首先，作品的核心事实具备不可动摇的真实性：格林的孤狼身份、人工救助的全过程、草原野化的艰难尝试、放归后的监测追踪，均有现场素材、生态记录与后续保护站数据佐证，并非无中生有的剧本创作。李微漪与亦风并非专业影视团队，初期并非商业导向的纪录片制作，设备简陋、环境恶劣、资金匮乏，决定了拍摄无法遵循工业化纪实的完备流程。其次，所谓“补拍”并未篡改核心情节，仅用于填补叙事空白的空镜、特写、环境镜头，未对格林的行为、人狼互动的关键事件进行重演或诱导，与刻意摆拍、虚构剧情有本质区别。

《重返狼群》剧照

但争议的存在并非毫无价值，它撕开了非专业纪实创作的普遍困境：私人记录的随性与公共纪实的严谨必然产生冲突。观众以BBC、国家地理等工业化自然纪录片的“无干预、全记录”标准，要求一部私人纪实作品，本身就是标准错配；而作品在后期传播中，弱化拍摄局限、强化戏剧冲突的叙事策略，也进一步放大了公众的质疑。这场争议的核心，从来不是“格林的故事是真是假”，而是“野生动物纪实该以何种方式呈现真实”。

干预边界的伦理拷问：

“凝视”动物何以可能

若抛开“摆拍”的表层争议，《重返狼群》真正触及的，是野生动物纪录片的核心伦理——人类干预的边界，这也是传统自然纪录片与本片最根本的分歧所在。主流自然纪录片行业遵循“最小干预原则”，以《地球脉动》《王朝》为代表的经典作品，要求拍摄者保持远距离观测、不投喂、不救治、不改变动物行为与生存轨迹，让自然法则完整呈现，即便面对动物被捕食、陷入险境的场景，也坚守“不介入”底线，仅做客观记录。这一原则的底层逻辑，是尊重野生动物的自然属性、生态位与生存规律，避免人类行为造成不可逆的生存异化。

《重返狼群》从源头打破了这一原则，其整个创作过程就是一次深度的主动干预：从将野生幼狼带离原生环境、人工喂养与医疗救治，到模拟狼群行为开展野化训练、驱赶天敌保护格林，再到长期陪伴引导其适应野外、寻找狼群接纳，人类的身影贯穿格林的成长全周期。这种“拯救式干预”源于朴素的善意，初衷是挽救濒临死亡的生命，却在客观上模糊了自然选择与人工介入的边界，引发专业领域的伦理批判。从野生动物保护规范来看，非专业人员私自捕捉、饲养、野化国家保护动物，不符合正规救助流程，缺乏科学的野化训练体系、物种行为学支撑与后续监测保障，极易导致动物形成人类印痕、丧失野外生存能力、降低对人类的警惕性，最终引发人兽冲突或生存失败。

部分批判者指出，格林被人工抚养后，已形成不可逆的行为改变：它熟悉人类气味、接受人类投喂、具备与人互动的亲昵行为，既无法完全融入野生狼群的社会结构，也难以彻底摆脱对人类的依赖，成为“既非家犬、也非野狼”的异化个体。这种观点并非否定救助的善意，而是强调善意不等于正确，情感不能替代科学。野生动物的生存能力是族群传承、自然历练的结果，非专业的个人野化，本质上是用人类的主观判断替代自然法则，即便偶然成功，也不具备可复制性，更可能误导公众模仿私人救助行为，引发更多生态与安全问题。

但伦理批判不能走向绝对化，《重返狼群》的干预行为，也折射出“最小干预原则”的现实局限。传统无干预原则建立在生态完整、盗猎绝迹、动物生存不受人类极端威胁的前提之下，而格林的困境，源于人类活动扩张、草原生态退化、盗猎频发导致的原生环境破碎化——它的孤狼身份，本身就是人类破坏生态的结果。当野生动物的生存危机直接由人类造成时，绝对的“不干预”是否等同于漠视生命？虽然创作者们一般不会干涉野生动物的生活，遵守丛林法则，允许它们杀戮、繁衍、出现和灭亡。但是，例外出现在了BBC的纪录片《王朝》中，片尾的花絮中有这样一幕，当摄影师看到很多企鹅母亲受困于风暴中雪山凹之中，他们拿着铁锹铲出一条生路。这一次的“干预”受到观众的赞赏，《每日电讯》称“这是庄严的电视时刻”（a stately hour of TV）。野生动物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创作者躬身自省，扪心自问，为求心安与释然，创作者们从观察者转变为了行动者。问题不在于“干预”本身，而在于干预的非专业性、过度性与缺乏后续闭环，这是善意与伦理之间的核心矛盾。

《王朝》剧照

此外，作品的纪实伦理还体现在叙事真实的取舍上。由于时长的限制和叙事的需求，影片适当简化了格林野外生存的真实困境、狼群接纳的复杂过程、草原生态的残酷现状。这种取舍是纪录片创作的普遍手段，而非《重返狼群》的独有问题，关键在于是否隐瞒核心事实、误导观众对野生动物与生态的认知。影片未篡改格林的放归结果、未美化野化难度，反而呈现了盗猎的残酷、野化的失败风险，具备了纪实伦理自觉。

创作立场的伦理区隔：

“说明”与“参与”的分野

理解《重返狼群》的伦理争议，需要将其放置在全球野生动物纪录片的发展脉络中，厘清行业伦理的演变与边界。自然纪录片领域早已形成系统的伦理准则：一是动物福祉优先，所有拍摄行为不得造成动物应激、伤害、栖息地破坏，禁止投喂、诱拍、囚禁拍摄；二是真实透明原则，对重演、棚拍镜头需明确标注，不得将人工环境镜头伪装成野外实景；三是生态保护导向，作品需传递科学的物种认知，避免美化危险的人兽互动、误导公众行为。

虽然《重返狼群》中的干预行为超出“最小限度”，部分情感化表达弱化了生态科普，但作品的价值也不容忽视，它打破了传统自然纪录片的“上帝视角”，以“参与者记录”的私人视角，构建出有温度、有共情的故事，让野生动物保护议题走进大众。传统自然纪录片冷静客观却与观众有距离，而《重返狼群》用跨物种羁绊唤醒公众的生态意识，实现了纪实作品的社会价值落地。

这种差异，本质是“观察型纪实”与“参与型纪实”的分野。前者追求客观还原自然，适合科普传播；后者以创作者的介入推动事件发生，唤醒公众共情。两者无绝对优劣，却有明确的伦理边界：观察型纪实坚守无干预底线与真实伦理；参与型纪实需明确标注介入行为、科普科学规范，避免公众盲目模仿。

共生伦理的价值旨归：

生命共同体的守望

《重返狼群》剧照

《重返狼群》的终极价值，不在于解答争议，而在于引发全社会对“理想人与动物关系”的思考。影片中李微漪与格林的羁绊，呈现出一种理想化的跨物种情感：尊重、陪伴、成全、放手，最终将自由归还给野生动物本身。这是影片最珍贵的精神内核，也是超越争议的价值所在。它提醒观众，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最高善意，不是将其带入人类世界呵护，而是守护它们的荒野家园，让它们以自己的方式活下去。野生动物的野性是其生存根基，人类的过度亲近、投喂、抚摸，本质上是剥夺其生存能力，所谓“网红狼”摇尾乞食的现象，正是边界模糊的恶果——看似温情，实则让动物丧失警惕、依赖人类，最终面临饥饿、冲突、捕杀的风险。

《重返狼群》的情感焦点是格林这一只狼，而理想的人与动物关系，更应着眼于整个物种与生态系统。不可否认的是，影片通过讲述保护一只狼的意义，扩展到了对于保护草原生态链、恢复狼群栖息地、遏制盗猎、协调人兽冲突的思考。真正的尊重，不只是对单个动物的情感投射，最终的目的是让所有野生动物都能在原生环境中自由繁衍，实现人与自然的整体共生。

《重返狼群》唤醒了大众的生态保护意识，也留下了干预自然的争议；它呈现了理想化的跨物种情感，也暴露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隐性边界。评判这部作品，既不能因情感共鸣忽视伦理缺陷，也不能因伦理批判否定其创作初心与社会意义。对于行业而言，它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坚守动物福祉优先、最小干预、真实透明的伦理底线；对于公众而言，一只狼的回家之路，也是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觉醒之路。当我们以理性与敬畏看待荒野与生命，才能真正读懂《重返狼群》的意义——所有的记录与救助，最终都是为了让人类学会退场，让生灵回归自然。

《凝视与反身：野生动物纪录片伦理探索》，王燕灵 著，上海三联书店，2026年1月

本 期 编 辑 邹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