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从“告别革命”到“审判革命”，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编者按：2025年6月15日，全球大学举办戴锦华老师的专题演讲《20世纪的精神遗产：革命、债务与重写的记忆》，本文为第二部分。本部分从20世纪历史的记忆与遗忘政治谈起，以“革命”作为关键线索，讨论作者从“告别革命”到产生分裂的个人转向，以及全球历史叙述的范式变迁。通过对法国大革命、中国革命与阶级议题的反思，分享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当革命被审判为失败时，是否也抹除了20世纪对社会重组与平等的想象潜力？】

历史与记忆的辩证：遗忘的政治学

当我们今天谈20世纪的时候，毫无疑问它是过去，而且是越来越遥远的、陌生的、不可触及的，也被拒绝触及的这样一个时段。所以我们在讨论所谓历史、讨论过去、讨论20世纪的时候，似乎我们是在处理“历史和记忆”的问题。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们说记忆，有时候我们会联系着记忆谈历史，有时候我们会联系着历史谈记忆。但是历史是怎样的一种记忆？历史是谁的记忆？历史是谁在书写？它书写的是谁的记忆？这是另外一个大的问题。

非常有意思的是，正是联系着20世纪的历史，记忆的主题变得非常有趣：我们是否有关于20世纪历史的有效记忆？哪一种关于20世纪历史的记忆被视为是有效的，这种记忆是否可能与历史相互佐证，或者说这种记忆是否可能进入历史？但是非常有意思，是另外一个概念使得“记忆”变得有意义和有效，那就是“遗忘”。因为存在相对的“遗忘”，我们才会讨论“记忆”。

记忆，或者说记忆者是否记忆，始终是以某种参照为前提的：什么不曾被记忆？什么被投入了历史的忘怀洞？什么完全地成为了合理的遗忘？一个记忆的存在，是以非连续性为它的基本前提的，因为它被各种各样的遗忘所掏空。但是很好玩的是，如果我们把记忆联系着历史，我们就发现历史从不留白。在历史当中是没有缝隙的，是没有空白的，是没有断裂的。那么是不是这就是历史和记忆的区别？至少在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脉络或者向度当中，我大概不认同于这种说法。我认为，记忆或者是已获得共识、被公认为有效的历史，其实正是某一种“遗忘的政治学”的结果或效果。也就是说，我们在历史当中首先获得的也许不是记忆，我们首先获得的是某一个遗忘的政治实践的结果。

20世纪的创伤与禁忌：喧哗下的沉默

当我们一旦把题目涉及到20世纪的历史，当我们回望20世纪的历史的时候，我发现非常有意思：在20世纪的历史当中，遍布着因记忆之名的遗忘，这是一个被诸多的喋喋不休的语词、语言、言说和叙事所覆盖着的“无声处”或者“沉默处”。20世纪的历史遍布着创伤、伤痛和禁忌的历史时刻。而所有的这些伤痛、禁忌，本身它绝不显现为留白、无声或沉默。相反，它经常是所有的遗忘所在的地方，是记忆喧哗的地方。所有的禁止被书写或言说的地方，其实被诸多的多重叙述所覆盖。所以这是面对和言说20世纪历史的一个——至少对于我来说——颇为特殊的回忆、阅读与反思回观的体验。那么，在遗忘与记忆之间，在记忆的政治学和遗忘的政治学之间，在权力的书写和对权力的书写的共谋和默认之间。这大概是在我内心当中，这次分享主题的另外一个动力和由来。

为什么要在大约100年后的今天，在20世纪似乎越来越遥远和陌生的今天，要想跟大家分享所谓“20世纪的精神遗产”？很大原因是在于回观这个历史的时候，你会看到太多太多的被书写、被涂画、被言说、被叙事所秘密地连缀着的时间线。而在这样的密密匝匝遍布的书写、言说、符号与表意之下，那些遗忘、沉默与支离破碎又鲜血淋漓的记忆所在，对我来说是另外一个动力。

面对我们所置身现实中所有深重的危机和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所拥有的一个世界性的共识是“别无选择”和 “无能为力”，是“无助的、无力的”状态。因此，我们会尝试和大家去分享对于我不是那么无知和无力的20世纪历史的观察、思考和反思，以及一些我个人的心得。

关于“革命”：熟悉词语的斑驳色彩

那么再一次回到《乔纳2000年将25岁》的题词，关于革命的预言和革命失败的记忆，其中其实有一个当时似乎不需要被刻意强调，而今天变得非常的重要，而且其实可能是非常刺眼的一个关键词，那就是 “革命”。

革命这个词，在汉语、在中国文化、在当代中国人当中，或者至少在我这个代际以及往上的中国人当中，是一个太熟悉的词。因为太熟悉，以致变得有点无趣，或者有点官方色彩。即使到今天，革命这个词的色彩和意味都变得非常的斑驳的时候，我们仍然会不断地听到或者不断地讲出这样一种叙述：“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20世纪、21世纪之交的中国崛起，拜中国革命之所赐”。我们有时候会说，中国的崛起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作为后来者享有的中国革命的红利。那么用德国历史学家的说法叫作：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样式的革命，它被人类历史上所有样式的革命所贯穿。

从告别到审判：革命话语的全球转向

当我们在这样的意义上去言说革命之于20世纪中国的时候，其实我们忽略掉了20世纪的最后20年，一度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主旋律或者高声部是“告别革命”。而我必须坦率地告诉大家，我当年曾经是参与“告别革命”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文化潮流当中的一个年轻人，而且我尽我所能、不遗余力地介入到这样一个告别革命的文化实践或者叫文化政治当中去。

但是，我与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围绕“告别革命”这一选择所形成的介入、分享与共识，开始逐渐产生了距离，或者说发生了分裂与分歧，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是从“告别革命”开始转向为“审判革命”的时候。 “告别革命”从我原本理解中的、中国历史语境下的一种独特选择，伴随着冷战的终结，逐渐演变为某种全球性的文化生产，以及一种新的政治选择与政治趋向。此时，我开始产生了迷惑、怀疑、迟疑，并由此发生转向。

革命所带有的底色：古典自由主义与现代性的乌托邦面向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在自己的知识谱系之中，尤其是在我自身的情感结构[1]中逐渐意识到：革命在我们的感知结构与价值系统里，从来都带有某种现代主义的、西方历史人文主义传统的底色，这也构成了我们的感知基础。比如反抗奴役的自由旗帜；比如社会民主是为了达成社会平等；比如对“人类”共同的想象，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又比如对人的生命在平等意义上的尊重，以及由这种理解所衍生出的对尊严的理解，以及尊严政治的实践。

在此后很长久的反思当中，我才意识到这是所谓的古典自由主义，或者说这是所谓的现代性的核心概念的乌托邦面向。曾经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底色，而这种底色的获知来自于中国革命，也来自中国革命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中国文化现代化、西化的过程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的理念，使得法国大革命成为某一种我们去想象与理解世界历史的一个基本的起点或参数。

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为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而创作的《自由引导人民》

像我这样的人——以及与我有着相当多共同经验的同代人——更多是通过文学、电影、戏剧与艺术，并且通过文学理论，来认识欧洲的现代历史，以及法国自身对法国大革命的叙述。你们也许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叙述与想象之中，它既是浪漫的，也是血腥的，它既是残忍的，又是激动人心的。它是那样一个血雨腥风、金戈铁马的段落。我们一边会记得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那幅图画大概是一代人的核心记忆；但是另一边，我们当然知道昼夜不停的断头台，知道那句“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2]。我们是在这样的情感、记忆与想象当中去思考法国大革命。

玛莉-简·罗兰（1754-1793）

历史叙述的范式转向与审判革命

我说我曾经参与、认同于“告别革命”，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共识基础，建立在我们对于激进的社会变革在时间、在社会生活当中持续延续的疲惫和厌倦，我们对于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完全覆盖日常生活的疲惫和厌倦。但是，当我们以“告别革命”为名，以日常生活、和平、太平来作为自己的呼唤或者社会诉求的时候，在世界范围之内，对于现代历史的思考出现了重要的转向。而中国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多声部当中的一个声部。此时， “告别革命”开始演化成了某一种审判，某一种对于历史的重新描述。

在世纪之交，在知识的获得和思考的参数的改变当中，我渐次清晰地意识到，在世界范畴之内，对世界史的叙述开始出现了范式的改变：“美国革命”取代“法国革命”，成为了叙述和想象世界历史、建立新的价值系统和主导逻辑的方式。而“审判革命”，不仅仅是对所谓中国革命的审判，不只是对当代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历史审判，而直接推演到对法国大革命的审判。在法国历史学界，所谓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重新建立起一种对于现代历史的叙述、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叙述。

我曾一度以为，这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思考中特定的一种视觉偏差或误差，使得我们对中国革命的批判与反思，居然会迁怒乃至回溯为对法国大革命的否认，我曾经以为这是一种偏颇甚至荒谬。进而我意识到，这居然是某种意义上世界性的文化选择，或者说是一种世界性的由历史学家参与甚至主导的新的历史叙述。于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揭露”、否认或审判，形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线索：从法国大革命到俄国革命，再从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构成了一条被描述为拖曳着鲜血、尸体与罪行的历史路径；而在另一边，则是由美国革命所标识出的理性、逻辑、合法、平和与合理。

在这样的变迁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向度或领域逐渐褪色、消失、被抹除，那就是“阶级”。当然，这里所指的“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所引发的全球政治实践的关键与核心。当阶级的向度、参数，以及对阶级议题的考量在新的历史脉络中的悄然消失，恰恰伴随的是20世纪行将终结之际，社会所经历的一场全面的、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革命力度的社会重组。

关于革命的重新理解与定义

在反复思考之后，我逐渐意识到，革命在我心中不仅有着浪漫的、受难与激情的色彩，更重要的是，所谓革命，是一种对旧秩序的暴力的摧毁，以及对一个新秩序的构想，及其对这个构想的实践。其中关键的核心，一定包含着大规模的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这使得这种社会的变革程度显得分外的强大酷厉，因为它一定包含着“剥夺剥夺者”，一定包含着一个全面的社会的重组：一方面是对既有秩序的击毁，另一方面则是对社会秩序的全面重构、创造和再生。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毫无疑问，在20世纪即将终结、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我们经历了这样一种程度与力度的重建过程。而这个重建过程本身，对我来说成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重大的冲击，一个自己所亲历的过程。同时，它也成为一种催化剂，使我再度去思考20世纪，思考革命，并重新去理解和定义革命。

【待续，逢周二发布】

1. “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是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的概念，指一种社会总体中尚未完全显化但深刻影响人们体验的感受、意义与价值体系，是时代特定文化经验的生活面貌，与明确的制度化意识形态不同，它更接近于生活实践的整体性体验。该结构往往通过艺术、文学和日常实践体现，而不是直言不讳的理论陈述。 ↑
2. 1793年11月8日，断头台上的玛莉-简·罗兰（Marie-Jeanne Roland de la Platiere，又称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在临刑前对自由雕像留下了著名的遗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O Liberté, que de crimes on commet en ton n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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