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刘思齐寻特工李云问毛岸英情况，中央首长同意公开

她身材并不高挑，说话也不多，却有个不一般的身份——中央特科老成员，后来又长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更隐秘的一层，是她和毛岸英兄弟有关的一段任务。因为严格的保密制度，这件事在她心里埋了几十年，直到2002年，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敲响她家门：刘思齐。

那一年，刘思齐已经是白发斑斑的老人。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距离那场战火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作为遗孀，她对丈夫早年在上海流落的那一段生活，总觉得有许多空白。她通过北京有关部门，几经辗转找到当年参与秘密工作的李云，希望把那段历史拼完整一些。也就是在这次问询后，中央首长一句“保密期限已过，可以公开了”，让一桩尘封数十年的往事，慢慢浮出水面。

一、从开封到上海：一个女特工的起点

时间回到1932年。那时的中国，正被军阀混战和国共对立撕扯得千疮百孔。就在这一年，李云被正式吸收入中央特科，开始从事情报工作。特科，是中共中央在白色恐怖下专门负责情报、保卫和秘密斗争的机构，成员多在暗处行走，经常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经陈云批准后不久，李云与徐强以假夫妻身份，前往河南开封开展情报工作。他们的一个关键联络人，是国民党第八十师的少将副旅长兼师学兵营营长惠东升。这个名字不算响亮，却颇为特殊：身在国民党军中，却对内部腐败深恶痛绝，对共产党反而有几分认同。

在那几年里，惠东升向中共方面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其中就包括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的部分计划。这类情报的价值，在今天不好具体量化，但在当时，极可能关系到一支部队的生死，甚至影响整个战略布局。不得不说，那是把命直接按在桌面上的选择。

情报战向来好景不长。李云和徐强的身份最终还是暴露，不得不紧急撤离开封，转回上海。可一回到上海，他们就发现中共中央机关已经转移到中央苏区，组织结构大调整，旧的联络体系也被打散。组织很快给他们重新安排了任务，仍然假扮夫妻，在上海继续从事情报工作。长期并肩作战，几乎昼夜不离，感情自然发生了变化。在征得组织同意后，两人“假戏真做”，正式结为夫妻。

与他们相比，惠东升的命运就残酷得多。他被人告发，与共产党勾结的罪名坐实后，被国民党高层视为“奸细”。虽然当时与他交好的刘峙一直出面营救，却始终无力回天。军政部长何应钦下达了“就地枪决”的电令，这在当时等于一锤定音。刘峙最终只能求医生给他打一针，让他少受一点痛苦，再拉出去执行。那一年，他的妻子已经怀有身孕，被放回家后生下一子，这个孩子后来也将背负一个复杂又微妙的家族记忆。

历史在明处是一条线，在暗处却是无数人的命运交织。李云从开封撤回上海，只是千万个节点中的一个，谁也不会想到，几年后，她会和另一对“特殊的孩子”发生交集。

二、老西门附近的两个孩子

1935年前后，中央红军已结束长征抵达陕北，中央领导和大批干部转移到延安，形势虽有转机，但此时的上海地下党组织仍被白色恐怖笼罩。中央特科大部分成员陆续撤离，留在上海的只是极少数身份尚未暴露的同志。李云夫妇正是这一小撮人。

一天，徐强突然严肃地对李云说，需要她去找两个男孩。一个大约十三四岁，一个十一二岁，被形容成“烈士的后代”。不久前，两人从收养他们的人家离开，可能已经流落街头。大致的位置，圈在老西门附近。除了这些信息，别的都没有。

特科的纪律极严，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任务只讲结果，不鼓励多问。李云清楚，这对兄弟绝非一般人家的孩子，背后肯定牵涉重要人物。更值得注意的是，给她划定范围，说明其他小组也在不同区域同步寻找，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救助流浪儿”，更像是一项特殊保卫任务。

那么，去哪里找这种年龄的流浪男孩最容易？李云想到的是八仙桥小菜场。那里人流密集，讨饭的、打短工的、推车的少年很多，有时候还会有人给他们一口饭吃。她必须控制距离，既要看清人的相貌举止，又不能被特务盯上。她常常在一旁一站就是半天，看孩子们抢馒头、帮人拉车、在污水边洗破衣服。

任务持续了一段时间并无结果。期间，也有人猜测那两个孩子是不是被巡捕抓走，或者被人拐带，但徐强通过各种关系了解后，给出了明确判断：孩子没有进看守所，也没有登记在案，很大可能还在街头苟活。

被寻找的这两个男孩，就是毛泽东的长子和次子：毛岸英、毛岸青。在更早的几年里，他们随家人辗转，后来被安置在上海。由于战乱和政治环境的剧烈变化，这两个孩子和负责照看他们的家庭之间产生了矛盾，一度离家外出。一段时间里，他们像普通流浪儿一样，在城市边缘徘徊。

这段流浪生活，后来在不少回忆材料里都有简略提及。两兄弟先是在烧饼铺里当学徒，因为年龄小又没有直系长辈在身边，老板脾气又冲，动不动就打骂，时间一久受不了，两人便偷偷逃离。之后，他们做过不少零工：卖报，捡破烂，在街头给人推人力车、黄包车。有一年冬天，老三毛岸龙在颠沛迁徙中病死，兄弟俩亲眼看着弟弟离去，只能更紧地抱着残余的生活希望。

试想一下，那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两个脏兮兮、穿着破衣服的小男孩，竟然是将来共和国领袖的儿子。对于街上的行人而言，他们和其他流浪儿没有任何区别，这也是地下工作艰难之处——既要在人群中找到他们，又不能暴露身份，更不能惊动敌人。

1936年春末夏初，徐强对李云说，孩子已经找到了，并且被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至于是哪位同志找到，在哪里找到，又如何确认身份，他并未对李云多说。夫妻虽亲，特科却有铁规矩，知情范围越小越安全。这些细节，甚至连李云本人，也是解放以后才一点点知道的。

三、从上海到延安：被秘密转移的“烈士之子”

1936年，上海的局势依然紧张。就在这一年，冯雪峰奉命来到上海，参与领导特科工作。他是党的早期领导干部之一，也是在这件事情上起关键作用的人。

毛岸英兄弟出走后，负责照看他们的董健吾立即把情况向特科负责人汇报。当时，只有极少数人清楚这对兄弟的真实身份，知道他们是毛泽东的儿子。组织内部很快形成共识：必须尽快找到孩子，不能让他们永远消失在街头。

孩子被寻回的场景，后来在相关记述中被简单提过。兄弟二人见到来人，有一种终于找到依靠的感觉，一时委屈全涌出来，抱着大人说起这段时间受的苦。“我们不想再回原来那家了。”类似这样的话，据说孩子当时反复提及。以前的生活虽然吃穿不愁，却总有种寄人篱下的压抑，更别说一些冷眼和责打。对刚刚失去亲人的孩子来说，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伤害。

特科方面本来打算把他们再送回董健吾家继续寄养，毕竟那里条件相对稳定，身份也容易掩饰。但兄弟俩态度很坚决，就是不愿意再回到那所住处。这个细节很值得玩味：对成人来说，安全最重要；对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有尊严地活着，同样重要。

冯雪峰到上海履职后，迅速接手处理此事。他考虑到毛泽东此时已经在陕北从事领导工作，而国内形势复杂，国共关系仍处在对抗中，孩子留在上海既危险，又难免受到各种势力的关注。经过多方权衡，他决定另择去处。

这时，一个特殊的人物出现了——国民党爱国将领李杜。李杜曾任东北军将领，对日本侵略一向态度强硬，与共产党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和互信。冯雪峰通过地下渠道与李杜取得联系，商量将两个孩子秘密送到他那里暂时安置。这种安排，既利用了国民党体系内部的掩护，又为后续转移创造条件，颇具策略眼光。

兄弟俩被悄悄送去后，在李杜的保护下度过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之后，借着李杜出国考察西欧的机会，组织又做出进一步决定：将他们转送苏联。此举背后有多重考量。一方面，苏联在当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革命后代在那边相对安全；另一方面，也能接受系统教育，不至于永久被战争耽误。

关于他们具体何时、从哪条路线赴苏，公开资料多有记载，这里不再赘述。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次秘密转移过程中，上海特科和若干交通线上的同志付出了极大心力，也承担了不小的风险。李云虽然没有亲自参与后续送往苏联的环节，却始终知道自己曾经在“寻找”阶段做过一段工作，这件事也就在她心中扎根。

解放之后，李云逐步了解到整件事情的全貌：毛岸英、毛岸青的“失踪”与“再现”，与特科的秘密行动紧密相连。很多细节，既有个人命运的无奈，也体现出党在极端环境下对革命后代的保护。遗憾的是，毛岸龙早逝，终究没能与兄弟团聚，这是那一代人共同的痛点。

这一段秘闻，李云埋在心里整整67年。不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还是后来社会环境不断变化，她都没有对外多说一句。这种“守口如瓶”的习惯，几乎刻在那一代特工的骨子里。

四、走进宋庆龄身边的“隐形人”

李云的故事并不只停留在上海街头。1936年4月，中共中央从延安派冯雪峰来沪，对地下工作进行整合。就在这一阶段，发生了另一件看似平常、其实意义重大的事情。

宋庆龄当时居住在上海，是公认的孙中山先生的继承者之一，也是国内外极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她长期支持进步力量，对抗日、反法西斯有坚定立场。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她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并不顺畅，很多时候，想传递一些重要意见，却找不到稳定的渠道。

冯雪峰与宋庆龄会面时，宋庆龄明确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共产党能派一位可靠党员，固定负责与她联系，有事情可以迅速沟通。她考虑这个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也知道秘密联络风险很大，但如果没有这样一座“桥”，很多事情就会滞后甚至错失机会。

冯雪峰反复权衡，最终决定派李云前往。原因很简单：李云出身工人家庭，长期从事情报工作，性格沉稳细致，懂得保密纪律，又能够处理细腻的人际交流。对于一位地位特殊的民主人士，既要尊重，又要有原则，这并不是谁都能胜任的工作。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引发全国关注。这是抗日救亡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之一。消息传到上海时，各方的观察、试探与评估交织在一起。李云第一时间向宋庆龄报告了这个突发事件，宋庆龄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改变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第二天，李云在宋家信箱里发现一封恐吓信，里面还放着两颗子弹，意思再明确不过：有人不希望她继续与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李云把信拿给宋庆龄看，用现在的话说，属于典型的“政治威胁”。宋庆龄看完，淡淡一笑，说了一句大意是：“这种东西，我收到不少了，不用太在意。”这种从容态度，不难想象当时给李云留下了多深的印象。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很快，上海、无锡、苏州等地相继陷落。宋庆龄处境愈发危险。中共中央曾两次致电敦促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以免落入日伪势力之手。李云则成为护送行动中的关键一环。

在她的陪同下，宋庆龄搭乘邮轮前往香港。海上航程并不轻松，沿途充满不确定因素，但最终还是平安抵达。到香港后，宋庆龄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发声，组织、参与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与中共之间的联系也未中断。

1938年4月，李云的孩子在上海病重，她不得不暂时离开宋庆龄，赶回家中。经过宋庆龄同意，她返回上海照看家庭。但不久，她又接到丈夫病重的消息，只得再次启程前往延安。这一路的辗转离合，本身就是那个年代许多革命家庭的缩影。

在各方帮助下，李云终于抵达延安，与徐强团聚。随后，她又在宋庆龄等人的关照下，继续在相关岗位工作，承担联络和情报任务。延安时期，她的身份依旧相对低调，不在公开场合露面，却一直参与党内重要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李云和宋庆龄之间的情谊并未中断。她们以一种低调的方式保持着联络，既有工作上的接触，也有私人层面的关怀。用李云晚年的话说，这段关系是“革命友情”，也是“彼此信任”的结果。

五、67年的沉默与一句“可以公开了”

时间快进到2002年。那时，李云已经88岁，在上海安享晚年，身体虽不如从前硬朗，记忆却依然清晰。她这一生经历了地下斗争、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多重历史阶段，在很多重大事件边上都悄悄出现过身影，但名字极少出现在公开报道里。

这年秋天，一通电话打破她平日的清静。北京方面有人联系她，说刘思齐想就毛岸英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情况进行一些核实，希望她协助回忆。面对这个请求，她心里难免起伏：那段历史，与个人工作纪律紧密相关，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作绝对机密。

在相关部门的安排下，刘思齐与李云得以当面交流。两位相差不多一代人的女性，一个是毛岸英的遗孀，一个是当年参与寻找“烈士之子”的特工，因一段旧事坐到了一起。据部分回忆者描述，当时的气氛并不激烈，更多是平静，却又不乏沉重。

“那时候，他在上海，是不是很苦？”类似这样的问题，刘思齐轻声问起。她想知道丈夫少年时代究竟经历了什么，尤其对那段流浪生活的细节格外在意。李云沉默了片刻，只能从自己记忆中还原当年的任务：老西门、八仙桥、街头的流浪儿、模糊的年龄描述，还有那句“烈士的后代”。

在正式记录这段说法之前，一位中央首长向李云明确表示：关于当年的特科工作，涉及毛岸英兄弟的部分，保密期限已经过去，可以适当整理和公开。也正是这句“可以公开了”，打破了她坚持多年的沉默原则。

于是，那段埋藏了67年的故事，终于被写进档案和口述史中——当然，仍然是高度节制、严格核实后的版本。李云不是那种愿意夸大自己作用的人，那一代人普遍有个特点：把功劳让给别人，把危险留在心里。她只是平静地讲出自己知道的部分，至于更高层的决策和更复杂的细节，仍旧留给历史研究者去慢慢爬梳。

晚年的某次采访中，李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这辈子没有虚度，为国家尽了小小的力量。”这话听上去很朴素，却恰好概括她的一生。1930年代，她在上海寻找两个未知身份的男孩；抗战时期，她伴在宋庆龄身边，在恐吓与威胁中维系联络；新中国成立后，她再次退到幕后，安静地生活。2013年8月16日，98岁的李云在上海去世。

她走得很安静，甚至没有引起太多舆论关注。却不得不承认，那些曾经发生在暗处的故事，随着她这样的人慢慢离世，也在一点点远去。好在，有一小部分被及时记录下来，其中就包括那次关于毛岸英少年经历的追问和回答。

从1932年加入特科，到2002年打开话匣，再到2013年撒手人寰，李云的一生横跨了近一个世纪。她见证过战争、饥荒与新政权的建立，也参与过许多不为人知的隐秘战线。如果说这段历史有何特别之处，也许就在于：很多关键转折，并不是在大会会场上发生，而是在灯光昏暗的弄堂、在悄无声息的联络点、在一张旧桌子旁的短短对话里完成。

毛岸英兄弟的命运、宋庆龄的抉择、地下特工的沉默，都镶嵌在这样的细节中。多年以后，人们再回头翻看那些零散记录，才慢慢意识到，这些“不起眼”的人物和动作，在历史的大框架里，恰恰构成了不可替代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