耙齿凌战斗，新四军白刃大战日军中队，粟裕传令嘉奖

1944年6月22日，午后。

如皋耙齿凌的河堤上，日头毒辣。

新四军7团教导队队长秦镜站在那儿，胸口剧烈起伏，像刚跑完一场马拉松。

他手里攥着一顶军帽，帽檐上血迹斑斑，里衬绣着四个刺眼的汉字：“加藤大尉”。

就在几个钟头前，这顶帽子的主人还神气活现，指挥着百十号日本兵和三百多伪军，在那儿耀武扬威。

可这会儿，那个叫加藤的鬼子中队长，已经在三十米开外的芦苇荡里挺了尸，脑门上多了个血窟窿。

送他上路的，就是秦镜。

这哪是什么精心策划的“斩首行动”，说白了，就是一场乱成一锅粥的意外。

可偏偏就是这场意外，把新四军“老虎团”的名头彻底打响了，还给后人留下个值得琢磨的战例：两路人马毫无防备地撞个满怀，到底谁能活下来？

这事儿不看谁人多，就看谁更狠，谁脑子转得快。

咱们把表往回拨，回到那天上午10点。

那时候苏中战场的形势，真叫一个邪门。

鬼子为了搞那个所谓的“清乡”，把苏中4分区当成了试验田，跟梳辫子似的，把这片平原梳了一遍又一遍，想把抗日队伍往绝路上逼。

为了把这局棋走活，新四军来了招“敌进我进”。

主力“老7团”接到命令，从外线杀回内线，打算拔掉几颗钉子。

那天，7团正赶路呢。

这可是大阵仗，团长彭德清、副团长张云龙都在。

队伍拉得老长，足足有六七里地。

按老规矩，3营打头阵，1营护着右边，2营断后。

最要命的是，团部机关、教导队还有重机枪连这些“宝贝疙瘩”，全都夹在队伍中间。

巧了，鬼子的加藤中队那天也没闲着。

他们本来不是冲着7团来的，是去偷袭如皋警卫团和地方政府。

结果扑了个空，抓了十几个人，抢了一堆家禽，正美滋滋地往回溜达。

就在耙齿凌——这个河道拐了九道弯、地形碎得像耙齿一样的河滩上，两拨人马那是真的“狭路相逢”了。

兵书上最忌讳啥？

就是这种“遭遇战”。

没侦察，没放哨，连个土坑都没挖。

刚转过一道弯，大眼瞪小眼，直接撞上了。

这会儿，7团前面的3营已经走远了，后面的2营还在两里地以外。

鬼子这一头撞上来的，正好是7团最软的肚子——团部。

双方距离也就是不到两百米。

这是头一个要命的关口。

换位思考一下，要是你是那个鬼子头目加藤，你会咋想？

加藤反应挺快，但他犯了个大概是这辈子最大的错：举起望远镜一瞅，对面连个像样的工事都没有，还有不少非战斗人员，脑子里立马蹦出一个念头——这肯定是他追了半天的土游击队。

于是，这老鬼子做了个让他肠子都悔青的决定：不防守，直接扑上去，两翼包抄，想一口吞了对方。

再看看团长彭德清，这时候该咋办？

团部机关就缩在一座孤零零的农房里，四周光秃秃的。

鬼子的机枪、掷弹筒劈头盖脸就砸过来了，河堤瞬间就被硝烟给淹了。

这时候要是想跑，团部一动，全团的魂就散了，队伍非得被拦腰切断不可，到时候就是一场大溃败。

彭德清心里的算盘打得飞快：这时候绝不能怂，必须比鬼子还凶。

手里没主力营，就剩个教导队和重机枪连。

教导队那是啥？

那是全团的命根子，全是等着提干的班排长，是打仗打成了精的老兵。

把这些人当大头兵用，那代价大得吓人。

但在那个节骨眼上，彭德清没得选。

“教导队就地散开！

重机枪连上房顶，给我狠狠地压！”

紧接着，第二个关口来了。

教导队队长秦镜接到的死命令就俩字：顶住。

可在战场上，“顶住”这活儿有一百种干法。

是趴在地上对射？

还是边打边撤？

秦镜扫了一眼地形。

南边有条干渠，连着一片乱坟岗，一直通向东南七八十米远的地方。

那是块高地，也是这片平原上唯一的掩体。

鬼子眼贼，也盯上了那块地，正哇啦哇啦叫着往坟堆那边冲。

要是让鬼子占了坟头，架起机枪往下扫，团部就真成了活靶子了。

秦镜把牙一咬，做了个胆大包天的决定：不守了，反冲锋！

“弟兄们，跟我上！”

秦镜带着一百多个“老兵油子”，顶着鬼子的子弹就冲了上去。

这一手完全把鬼子搞蒙了。

他们以为对手会像鸭子一样乱跑，哪想到对面疯了似的扑过来。

两拨人在干渠边上撞在了一起。

离得太近，枪都还要拉栓，根本来不及，手榴弹成了硬通货。

教导队的战士们缩在沟坎下面，甚至把鬼子扔下来没炸的手雷接住，反手又给扔回去。

借着爆炸的烟尘，秦镜带着2排，端着刺刀硬是冲上了那片乱坟岗。

同一时间，鬼子也爬上来了。

接下来的几分钟，战场变成了最原始、最血腥的屠宰场——拼刺刀。

这时候拼的就是谁骨头硬，谁手艺精。

7团为啥叫“老虎团”？

就是因为那股子“猛打、猛冲、猛追”的劲头。

坟地里枪声歇了，只剩下刺刀撞击的咔嚓声和喉咙里的嘶吼声。

另一边，彭德清的指挥也没闲着。

他可没把宝全押在教导队身上。

他立马干了三件事：

第一，让重机枪连占住高点，别管子弹贵不贵，死命压制鬼子的后续部队。

第二，让号手吹号，把后面的2营调上来，跑步行军，从侧面切进去。

第三，通知已经跑过头的3营，赶紧掉头，从鬼子屁股后面包抄。

这就是主力部队的底蕴。

在那个没有无线电、乱成一锅粥的战场上，就凭着号声和枪声，7团分散的三个部分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咔嚓一声合上了。

最先赶回来的是2营6连。

连长彭加兴、指导员袁俊带着一百多号人，脚底板都没停，直接扑向鬼子的指挥所。

这仗打得有多惨？

6连冲上去，连长没了，指导员重伤。

司号员王七杀红了眼，端着刺刀连捅两个鬼子，拼第三个的时候，胸口挨了一刀，倒下了。

3营副营长吴景安，那是走过长征的老红军，带着9连回援时冲在最前面，被机枪扫中，当场牺牲。

他带的那个班，为了把他的遗体抢回来，全班都没回来。

但也正是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彻底把鬼子打傻了。

加藤这时候才回过味来，他撞上的哪是什么县大队、区小队，这分明是新四军的王牌主力。

他想撤，可惜，晚了。

7团已经张开了一个巨大的钳子，把鬼子切成了三段。

那个跟着鬼子狐假虎威的伪军营，一看这阵势，大部分直接钻进村子里举手投降。

打了三个钟头，尘埃落定。

大部队正在收拾残局，秦镜去团部汇报工作，猛地发现有5个鬼子正往西北方向溜。

按规矩，作为指挥员，秦镜的任务算完了。

但这会儿，确实是杀红眼了。

秦镜把打空的驳壳枪插回枪套，从战友手里抢过一支步枪，揣上几颗手榴弹，单枪匹马就追了出去。

这笔账怎么算都亏：一个人，追五个人。

秦镜心里有数：先炸他丫的。

追近了，连甩几颗手榴弹，炸翻了三个。

这三个重伤的鬼子爬进一个茅草房，自己点火把自己烧了。

剩下两个还在跑。

秦镜追进芦苇荡，路过一棵大树，突然遭到暗算。

一个鬼子端着刺刀从树后闪出来，照着秦镜就刺。

秦镜本能地一挡。

这一搭手，他发现对面是个练家子，拼刺技术极高，好几次刀尖都贴着他的衣服皮划过去。

两个人在芦苇荡里转着圈拼了十几分钟。

慢慢地，秦镜发现这鬼子喘不上气了，脚底下开始往后退。

就在秦镜准备最后一下解决战斗时，这鬼子突然干了个极其不讲究的事：猛地后退一步，举枪就要射击。

生死就在那眨眼的一瞬间。

秦镜反应更快，几乎是下意识地举枪、扣扳机。

“砰！”

鬼子脑浆崩了一地，军帽飞出去老远。

秦镜走过去捡起帽子一看，好家伙，自己刚刚干掉的，竟然是这次鬼子行动的最高头目——加藤大尉。

回过头看这场遭遇战，双方其实都在赌命。

加藤赌的是新四军不敢正面对抗，赌的是他的火力猛。

彭德清赌的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赌的是教导队的单兵素质和全团的配合。

结果很残酷，也很真实。

这一仗，7团全歼鬼子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营，死伤俘虏敌人440多人。

但7团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伤亡近300人，其中牺牲93人。

连副营长、连长都搭进去了。

这种交换比，在抗战后期的主力对决中并不稀奇。

哪怕是全歼战，那也是拿血肉之躯硬堆出来的。

被俘的那个叫坂本清的日本兵后来感慨：“打完这一仗，我才知道新四军战术有多厉害。”

另一个俘虏井口政吉说得更直白：“在日本军队里老说新四军是土匪，我到了这儿才知道全是胡扯。”

耙齿凌战斗，被延安《解放日报》捧为“苏中第二次大捷”，地位仅次于车桥战役。

但这不光是一次胜利，更像是一堂关于“决断力”的现场教学课。

在乱成一锅粥的遭遇战里，没什么锦囊妙计。

唯一的活路，就是在看清形势的那一刹那，敢把手里最硬的牌（教导队）直接砸出去，然后用最狠的手段（白刃战）压垮敌人的心理防线。

这种狠劲，后来一直刻在7团的骨头缝里。

这支部队后来改编成解放军第23军69师205团。

从抗美援朝到珍宝岛，从大兴安岭扑火到东北抗洪，他们一直保留着那股“老虎团”的气质。

81年过去了。

如今再去耙齿凌烈士陵园，你会看到一座高耸的雕塑：7把刺刀直指天空。

当刺刀对上刺刀，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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