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革命，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讲讲课本不会告诉你的真相

文｜老达子

本文共3023字，阅读时长大约6分钟

前言

翻开任何一本中国现代史的教科书，讲到1921年到1935年这段时间，很多人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晕车感。

这十几年的历史，就像是一个喝醉了的司机在开车。一会说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方向盘死命往右打，结果车毁人亡，没过几年，又说李立三、王明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油门踩到底往左冲，结果撞得头破血流。

很多人在背诵这些历史名词时，往往只记住了左和右的标签，却忽略了这背后真正残酷的逻辑：为什么一群当时中国最聪明、最热血的精英，会在短短几年内像钟摆一样剧烈摇摆？

难道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还是因为他们天生喜欢折腾？

都不是。

如果我们把视线从陕北的窑洞或者上海的租界拉长，一直拉到几千公里外的莫斯科，去翻阅那些尘封的共产国际档案，你就会发现一个令人背脊发凉的真相：

所谓的左和右，表面上是中国革命的路线之争，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断奶的生死博弈。

这是一部关于如何摆脱“远程微操”，夺回方向盘的血泪史。

被按住的刹车片

关于大革命的失败，教科书里通常会提到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给人的印象是：蒋介石都要杀人了，陈独秀还软弱退让，把刀递给了对手。

但如果你去翻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或者当时共产国际的来往电报，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陈独秀，一个焦急、愤怒却又无奈的执行者。

早在1926年，当国民党右派开始在各地限制工农运动时，陈独秀就已经嗅到了危险。他不止一次向共产国际提议：中共应该退出国民党，独立发展，自己搞武装，哪怕去当反对党也好过当童养媳。

但是，来自莫斯科的命令冷冰冰地拒绝了。

当时的苏联老大哥，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完全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考量。斯大林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柠檬理论（虽然后来有些争议，但这代表了当时的核心逻辑）：国民党就是一只柠檬，我们要利用它，挤干它的汁水，然后再把它扔掉。

在莫斯科看来，那时的中共太弱小，必须寄生在国民党这个躯壳里。

于是，我们看到了荒诞的一幕：

当前线的革命者被屠杀时，陈独秀拿着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带来的最高指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勒令中共：不准退出国民党，要在大海里学会游泳，要去驯服国民党。

这就好比你明知道那艘船要沉了，想跳船求生，结果岸上的指挥官拿着喇叭喊：“不许跳！你要控制住这艘船！”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屠刀落下，人头滚滚。

陈独秀成了那个背锅的人。但实事求是地讲，那一次的右，不是因为我们想投降，而是因为我们太听话。那是中国革命交的第一笔昂贵学费：

当你的大脑长在几千公里外的人身上时，你的身体只能是任人宰割的炮灰。

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既然太听国民党的话是错的，既然右是死路一条，那么幸存下来的人痛定思痛，很容易产生一种报复性的心理反弹：

那我就跟你反着来！只要我不右，越激进、越强硬，我就越革命！

于是，钟摆猛地甩向了最左边。

1930年之后，随着那批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留苏学生掌权，一种更可怕的教条主义笼罩了红军。

这帮年轻人的逻辑很简单，苏联是老大哥，苏联的十月革命是先在城市暴动，然后夺取政权的。既然苏联这么干成功了，我们中国照抄作业还能错吗？

谁敢说中国情况特殊，谁就是狭隘经验主义，就是山沟沟里的土包子。

这里不得不提那个拿着地图搞微操的德国顾问李德。

在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里，他依然觉得自己很委屈。但他可能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他在欧洲军事学院里学的正规战，到了中国江西的山沟里会变成灾难。

李德来了之后，红军不打游击了。他要求红军搞正规化，要挖碉堡，要打阵地战，提出了所谓的短促突击。

想象一下这个画面：装备极差、子弹都金贵的红军战士，被命令去和全副美式、德式装备的国民党中央军拼消耗、拼阵地。

这就是第五次反围剿。

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下，红军不再穿插迂回，而是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呢？《中国共产党历史》里记载的数据触目惊心：红军主力从8万6千人，一路打，一路死，长征出发没多久，湘江一战，血染江水，队伍锐减到3万多人。

那不是数字，那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当时在中央苏区，连盐都吃不上了，可上海的临时中央还在发文件，指责山里的同志右倾，命令他们去攻打长沙、攻打武汉这些中心城市。

这就是左倾的真相：它不是激进，它是傲慢。 它是用脑子里的教条，去强奸眼前血淋淋的现实。它以为只要把俄语教材翻译成中文，就能指导中国革命。

那个切断电话线的夜晚

中国革命最惊心动魄的时刻，可能不是千军万马的厮杀，而是在贵州遵义的一座小楼里。

1935年1月，遵义会议。

这次会议之所以伟大，不仅仅是因为它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更重要的是，它在事实上完成了一次断奶。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细节：在长征初期，红军的大功率电台因为战斗损坏（也有说法是密码本和联络问题），导致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中断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莫斯科的指示发不过来，我们也汇报不上去。

这在当时看起来是天大的灾难，但事后看，这简直是天佑中华。

没有了那个喋喋不休的远程指挥，没有了那些脱离实际的最高指示，此时此刻，这支只剩下3万人的残兵败将，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了。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

博古当时很痛苦，他在最后交权的时候，看着满地的伤兵，不得不承认：李德的那一套洋战法，在中国的山沟里行不通。

重新掌握指挥权的毛泽东，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军事术语。他的战法土得掉渣，但实用得可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于是有了四渡赤水。

这在正规军校毕业生李德看来，简直是瞎胡闹，部队在赤水河两岸来回穿插，看似毫无章法，今天东明天西。但就是这种走出来的战机，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拖得晕头转向，硬生生地从死局里盘活了一条生路。

这一刻，中国革命才真正成年了。

我们不再是谁的支部，不再是谁的棋子。我们开始用中国人的脑子，思考中国的问题。

实事求是，是血写出来的四个字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为什么中国革命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这根本不是简单的路线摇摆，这是本土经验与外来教条的剧烈排异反应。

所谓的右，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自信，迷信权威，不敢违抗那个不切实际的父命。

所谓的左，是因为我们急于求成，迷信书本，以为把苏联的成功经验通过Ctrl+C和Ctrl+V就能复制到中国。

每一次摇摆，都是以成千上万烈士的牺牲为代价的。

《明实录》里记载，朱元璋打天下时讲究“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那是基于当时农民起义的现实。

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写下《反对本本主义》，大声疾呼“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其实是同一种智慧的回归。

这种智慧不讲高大上的理论，不讲那些云山雾绕的名词，它只讲一个死理：管你黑猫白猫，抓不住老鼠（打不赢仗、活不下去），就是废猫一个。

从陈独秀的痛，到李立三的狂，再到王明的傲，最后回归到遵义会议那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中国共产党人用了整整14年，流干了血，才换来了这四个字：

实事求是。

这四个字，现在挂在许多地方的墙上，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如果你读懂了那段历史，你会发现，每一个笔画里，都渗透着湘江的血和草地的泪。

老达子说

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它是一条在黑暗中摸索的曲线，充满了试错、碰壁和回头。

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更没有能包治百病的洋药方。

真正的觉醒，不仅是推翻了身上的大山，更是推翻了脑子里的神像。只有当我们不再仰视别人，不再迷信教条，敢于直面脚下这片粗糙、贫瘠但真实的土地时，路，才真正开始在脚下延伸。

那些打不倒你的弯路，终将成为你登顶的台阶；而一切真理，最终都必须讲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