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一力促成中共一大召开的功臣，为何在两年后选择退党？

1949年冬天的北京香山，寒风凛冽，屋子里的气氛却有些微妙。

毛泽东对着一份入党申请书，做出了一个让周围人都摸不着头脑的举动。

申请人是个离队整整26年的“老资格”，想重新归队。

照理说，这种半道离开、历史成分复杂的人，怎么也得把底细查个底朝天，再经过漫长的考验期，哪怕写断几根笔杆子的检讨书都不为过。

可偏偏毛泽东不按常理出牌，大笔一挥，不仅自己还要当这个介绍人，更直接拍板：什么候补期都免了，立马转正。

这位主角，名字叫李达。

这事儿要是光看表面，很容易被人嚼舌根，觉得是毛泽东在念旧情，给老熟人开绿灯。

毕竟，想当年中共一大，李达是牵头人，和毛泽东那是同吃一锅饭的交情。

谁知道，要是把发黄的档案翻出来细看，你就会明白，毛泽东这神来一笔，压根不是为了叙旧，而是给一位有着极高“政治洁癖”的斗士，行的最高注目礼。

因为李达当年的出走，跟后来那些软骨头的变节，压根就不是一路货色。

他没当叛徒，他只是在那个黑白难辨的乱世里，算了一笔当时没人愿意听的糊涂账。

把时针拨回到1923年6月，广州，中共三大的会场里，吵得不可开交。

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大伙儿争得面红耳赤，焦点就卡在一件事上：咱们的人，到底该不该用私人名义，去国民党那边挂个号？

这是共产国际那位叫马林的代表，硬塞下来的“死命令”。

马林的算盘打得很精：苏联刚开张，被西方列强堵在家门口，急需在中国找个靠谱的帮手。

瞅瞅当时的共产党，满打满算才几十号人，兜里没钱，手里没枪。

反观孙中山的国民党，虽说组织松松垮垮，但好歹手里有地盘、有兵马、有名望。

在马林眼里，这招叫“借鸡生蛋”。

陈独秀点头了，绝大多数代表也捏着鼻子认了。

在那个拳头大才是硬道理的年月，这似乎是唯一的活路。

可李达是个死脑筋，他就是不答应。

李达心里的账是另一套算法：国民党玩的是资产阶级那套把戏，咱们干的是无产阶级革命。

原本就是两条道上跑的车，非要拿绳子捆在一块儿，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信仰被兑了水，党性变得不伦不类。

“尿不到一个壶里，还怎么搭伙过日子？”

这真不是李达耍性子，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骨子里的本能排斥。

在会场上，他甚至遭到了不少白眼，有人笑话他脑子不转弯，有人讥讽他只会抱着书本死读。

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李达撂下了一句狠话：“早晚有一天，你们得把肠子悔青了！”

话音一落，起身走人，脱离组织。

这一转身，就是漫长的26年。

在当时那帮聪明人看来，李达这就是典型的“捡了芝麻丢西瓜”，为了一个理论上的死理儿，连组织都不要了。

但这历史啊，有时候挺爱开玩笑，总喜欢在多年后给你来个回马枪。

后来的事儿，某种程度上还真让李达给说中了：大革命到了后半段，国民党右派突然翻脸，一大批同志倒在了血泊里。

虽说国共合作在战略大局上确实有必要，但李达当初预警的“信仰大杂烩”和“独立性丧失”的隐患，实实在在地变成了血淋淋的教训。

这时候估计有人得问了：既然李达这么硬气，这么在乎队伍纯不纯，那最开始建党的时候，他是咋干的？

这就要聊聊李达身上的另一股劲儿：他来这世上不是为了凑热闹的，他是那个年代极少见的“职业操盘手”。

1920年夏天，陈独秀在上海张罗着建党的事儿。

那会儿搞革命，大伙儿基本都是兼职。

陈独秀还得忙着赶稿子，李汉俊有学校的课要上，早期的党员们大部分都得操心柴米油盐，养家糊口。

唯独李达，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全职干这个。

回国前，他在日本是学理科的。

回国后，工作也不找，一头扎进上海法租界，没日没夜地苦干。

他主要就忙活三件事：编杂志、印书、办学校。

那个秘密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是他当主编；《人民出版社》是他一手搞起来的；为了培养女干部，他又张罗了上海平民女校。

等到1921年6月，共产国际的人来了，提议开个全国大会。

说句大实话，当时大伙儿的反应冷淡得很。

像陈潭秋、刘仁静这些后来的一大代表回忆过，当时谁也没觉得这事儿有多惊天动地，甚至觉得“开不开两可”。

所以，名头最响的“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都没露面。

只有李达，把这事儿当成了天大的任务。

他一边写信摇人，一边还得管吃管住。

为了保险起见，他和新婚媳妇王会悟一合计，干脆把会场定在了自家望志路106号的客厅里。

开会那几天，王会悟负责在门口望风。

最后一天，也多亏了王会悟眼尖，发现了租界巡捕鬼鬼祟祟的影子，提议大伙儿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这才把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会给圆满画上了句号。

可以说，要是没有李达两口子这种“管家式”的操持，中共一大能不能顺顺当当开完，还真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一个把建党看得比命还重的人，两年后却选择了出走。

这看着挺矛盾，其实理儿是一个：

正因为眼里容不得沙子，太在乎这个党的纯度，所以才受不了半点杂质。

1923年那一走，李达干嘛去了？

这26年，简直就是对一个人信仰成色的极限施压。

既然脱了党，凭他的资历和名气，去国民党那边混个高官厚禄，那简直是探囊取物。

毕竟他是留日的大学问家，又是名声在外的学者。

可他偏不。

他窝在武汉大学当教授，在国统区的讲台上，嘴里讲的依然是马克思主义那一套。

抗日战争那会儿，他甚至利用教授这层身份，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把一批又一批的热血后生偷偷送往延安。

国民党想拉拢他，他摆臭脸；特务盯着他，他当空气。

他活像个被赶出家门的守夜人，虽然进不了营地，但依然提着灯笼，在营地外围转悠。

这笔良心账，毛泽东心里跟明镜似的。

1949年，当李达受邀一路北上，在北京见到毛泽东时，两人的身份早就天差地别。

一个是新中国的掌舵人，一个是落魄的教书匠。

李达也没藏着掖着，见面就检讨：“主席，我后悔了。

当年是我年轻气盛，离开了大部队。”

毛泽东是咋回应的？

他没摆半点架子，反倒给了李达一个顶天的评价：“你就是理论界的鲁迅。”

这话分量太重了。

鲁迅是谁？

那是没有党证的布尔什维克，是骨头最硬的硬汉。

毛泽东还把李达写的书比作“黑旋风李逵手里的两把板斧”。

意思就是说，虽说你李达不在花名册上，但你的笔杆子、你的理论，照样是在为革命砍杀敌人。

在毛泽东看来，组织形式上的脱离，固然是个岔子；但思想防线上的死守，才是最金贵的品质。

这也就是为啥，毛泽东愿意亲自做这个介绍人，甚至打破规矩免了他的考察期。

因为这26年“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日子，就是最漫长、最过硬的考察期。

回过头来看李达这一辈子，全是些“不合时宜”的选择。

家里指望他教书挣钱养家，他非要借钱去日本学革命；

别人把革命当业余爱好，他非要当全职干；

组织需要搞策略妥协，他非要死磕理论纯洁性；

别人退党是为了保命升官发财，他退了党却继续干着掉脑袋的宣传活儿。

在精明人眼里，李达简直笨到了家，总是在做赔本买卖。

但恰恰是这种“笨”，让他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一座丰碑。

他不需要那种左右逢源的政治手腕，他只需要对信仰近乎偏执的一根筋。

1949年12月，当李达再次举起右手宣誓的时候，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他用了半辈子的弯路，把一个道理讲透了：

真正的同志，不在于你的名字是不是写在那张纸上，而在于你的脚是不是踩在同一条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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