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今天是正月初一，祝福长期以来阅读和支持《静说日本》公众号的各位伙伴们，马年福到，阖家欢乐！
昨天，我请我们的中国员工，在东京赤坂见附车站的二楼“香港物语”餐厅吃了一顿年夜饭，老板张林新先生非常客气，特地送了一条清蒸石斑鱼，说：“年夜饭不能没有鱼，要年年有鱼（余）才对”。
这一顿饭吃得很开心。走出餐厅，看到东京街头悠然自得的人们，没有张灯结彩，甚至看不到一副对联，这年三十，根本就看不到一点年味。
也罢，日本人过年过得是元旦新年，压根儿就不知道今天是中国的正月。我还是给我们的中国员工放了一天的假——大年初一不上班，回家给孩子们做一顿好吃的。
年三十的晚上，我给我母亲打了一个电话，老母亲已近90岁，父亲前几年走了。电话打过去时，母亲正一个人守着电视机看春晚。我说：“让您一个人过年，真是过意不去。”母亲回话说：“你们好，就好。”
深夜，收到许多贺年的微信，来不及看。我很讨厌那些群发的贺年的东西，简直就是骚扰，不点看的话，它一直红着。点开的话，知道不是专送给你的。如果有诚意，只需六个字：“徐先生新年好”就足够——因为我知道你在想我。
闹心的事，还有一件。每年的春节，日本首相都会发表一份祝词。去年，石破茂当首相时，他写了388个字。这一次，高市首相只写了270个字，少了三分之一。石破茂的春节贺词的开头，是这么写的：“欢度春节的所有各位、在日本活跃的华侨·华人们”，而高市只写了“欢度春节的所有各位”，“ 在日本活跃的华侨·华人们”这几个字不见了。
不愿意发，就不要勉强！
夜里经过东京塔，发现从2019年开始的除夕夜“中国红”，也没了。
突然有一份伤感——怎么会变成这样？
小时候，过年是一年中最开心的日子。吃完年夜饭，眼巴巴地看着爸妈，爸妈心领神会，从口袋里掏出5毛钱。我赶紧拿着放到枕头底下压着。睡觉前，母亲从木头箱子里拿出新做的一套衣服，还有一副袖套，嘱咐我穿新衣服一定要戴袖套，防止袖口弄脏。
没睡几个小时，被爆竹声惊醒，于是赶紧起床，抖抖索索地把新衣服穿上。然后按照母亲的嘱咐，戴好袖套，用尽力气把家里的木头大门打开，喊一句：“大门敞天开，元宝滚滚来”。然后叫上比我大一岁的堂哥，去叔叔伯伯家敲门拜年，讨糖果和压岁钱。
那时候，有期盼，有仪式感，把一整年的幸福压缩到几天里爆发的，期待值拉满。
小时候过年为什么最开心？因为无忧无虑，只管收红包、吃好吃的、放鞭炮。现在长大了，日子富裕了，过年反而成了“压力高峰期”：高铁票抢不到、红包预算爆表、父母催婚催生、亲戚问东问西、工作群里还叮叮咚咚。很多人感慨：“小时候盼过年，长大后怕过年。”
也许，童年的年是纯快乐，成年的年掺杂了太多现实的东西，甚至还莫名其妙地为东京塔没有变红而忧心。
年味越来越淡了，无论是在故乡，还是东京。
或许，真正的年味，从来不在鞭炮声里，而在心里那份对家、对亲人、对新一年最朴实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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