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怀德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一、回望历史：行政法学研究会四十年发展历程

回顾走过的四十年发展历程，行政法学研究会始终站在国家法治建设的前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探索，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按照阶段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1996年）立足行政立法研究，推动行政法学和行政法治建设在改革开放中奠定基础。

1985年8月16日，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江苏常州召开。时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王叔文提出，当前我国行政法学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行政立法”。

1986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在人民大会堂成立。这标志着“以立法为先导”的行政法治发展模式全面开启，行政法学者成为其主要力量。在“行政立法研究组”中，王名扬、龚祥瑞担任顾问，江平任组长，罗豪才、应松年任副组长，成员有张焕光、皮纯协、朱维究、姜明安等。

1987年8月，“行政立法研究组”完成了行政诉讼法（试拟稿），并于1988年8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1989年4月，行政诉讼法经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于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推动了“以行政诉讼制度促进政府依法行政”的行政立法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此后相继出台了行政复议条例、国家赔偿法等。至此，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救济制度基本确立。1996年，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行为的行政处罚法出台。大批行政法律规范相继制定，为行政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这一阶段，行政法学研究也取得了迅速发展。

第一，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更加系统深入。1987年起，王名扬的《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相继问世。1989年，由罗豪才任主编、应松年任副主编的“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行政法学》和应松年、朱维究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出版，对行政法学学科范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关系进行的系统阐释逐渐成为通说。这一时期，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由“管理论”“控权论”发展至王连昌提出的“兼顾论”、罗豪才提出的“平衡论”、杨海坤提出的“政府法治论”等，学界热烈争鸣为行政法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重视人才培养，行政法师资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效。1985年，被誉为“黄埔一期”的全国行政法学师资进修班在中国政法大学成功举办，拉开了中国行政法学科队伍建设的序幕。研修班培养了杨海坤、关保英、吉雅、傅士成、沈开举、王周户、邢鸿飞、叶必丰、金国坤、孟鸿志等一批深耕行政法教学与研究的知名学者，形成了中国行政法学者的集群效应。

这一时期，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相继获得行政法专业或方向的硕士学位授予权。1986年，刘莘、张树义、杨文忠、徐鹤林获得首届行政法专业硕士学位。1993年，袁曙宏、冯军、马怀德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专业的博士。1995年，胡建淼荣获首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

第二阶段（1997年—2012年）围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快速发展。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1999年，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并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并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成为这一阶段行政法治建设的主旋律。行政法学界积极回应实践、开展理论研究，取得瞩目成绩。

第一，理论研究层面，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这一阶段，我国行政法学研究依托“行政行为”等核心概念体系，在行政法总论框架下构建起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救济（监督）法三大系统。紧扣“规范行政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主线，逐步形成以“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监督救济”为基本框架的知识体系，实现了从部门法知识零散聚合到较为成熟理论体系的跨越。

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大背景下，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关注中国行政的现实运作过程，为构建行政法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作出了贡献。例如，姜明安在系统阐释行政程序法理论框架基础上，提出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构想。胡建淼的行政强制理论成果被立法机关吸纳，体现在立法文本中。方世荣以具体行政行为为全新视角，探索行政相对人理论。于安提出发展行政法，推动行政给付法治化进程。董皞关于行政解释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体系化研究，为行政诉讼法的修订提供了智力支持。莫于川深耕行政指导，促进非权力行政方式的法治化实践。杨小军围绕行政契约与行政裁量的关系展开研究，推动行政协议的体系化发展。这期间，行政法学学者出版发表一系列论著，初步建构起行政法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

第二，发挥智库作用服务立法，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初步实现对行政权的有效规范。这一时期，理论成果加速落地，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撑。2004年生效的行政许可法深入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政府职能的边界进行了划分，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2012年生效的行政强制法规范了行政强制的设定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行政强制不规范的问题。以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三部法律为依托，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行为法体系。

2005年出台的公务员法推动了公务员管理的法治化。2008年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提高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同年，全国首部地方行政程序立法《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出台，系统规定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等内容，开启了我国地方行政程序立法的序幕。

第三，行政法学研究会组织建设和对外交流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时期，行政法学研究会加强制度建设，积极拓展对外交流合作，推动海峡两岸行政法学学术研讨会、东亚行政法研讨会常态化举办，并聚焦行政法重点热点问题，不定期组织中美、中欧等各类国际学术研讨活动，显著提升了中国行政法学的国际影响力。这一时期，江必新、袁曙宏、马怀德、薛刚凌、王锡锌、周佑勇先后荣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

第三阶段（2012年以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法治政府建设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率先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政府建设在新时代进一步提速增效，进入了系统部署、全面推进的新阶段。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法治国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而能不能做到依法治国，关键在于党能不能坚持依法执政，各级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这一时期，以服务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战略为重点，行政法学界立足国家和社会需求，围绕法治政府建设新要求新情况，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理论研究，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突破。

第一，持续做好服务立法保障工作。立法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行政复议法、国务院组织法等重要法律相继完成修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一批重要的行政法规陆续出台，完善了新时代依法行政的制度体系，法治政府建设呈现出新气象。

第二，行政法学研究会品牌项目影响力持续扩大。设立“法治政府奖”，发布“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发展报告》和《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通过以评促建，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在重点领域实现率先突破。密集组织法治政府论坛、各专业委员会年会暨青年论坛和各主题研讨会，不断扩大行政法学研究会的社会影响。

第三，建立有组织科研长效机制，全方位支撑改革决策。围绕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数百份建议被中央机关或省级党政机关采纳，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研究会会员以“法律顾问”“咨询专家”身份，通过授课宣讲等方式，引导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为各级党政机关提供常态化法律咨询和论证工作。

这一时期，行政法治人才队伍加速聚集。王万华、李洪雷、梁凤云、宋华琳荣获“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叶必丰、周佑勇、王锡锌、江国华、解志勇、何海波、周汉华、王万华、石佑启、罗智敏、余凌云、章志远等入选国家级重大人才支持计划；王贵松、宋华琳、蒋红珍、熊樟林、赵鹏、卢超、苏宇、曹鎏、林华、刘启川、彭錞等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支持计划；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20余项，百余部（篇）行政法学学术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二、行政法学研究会的时代机遇与使命

我国行政法学是在与行政法治建设的良性互动中发展壮大的。这一进程中，我们构建起立足中国国情、回应时代命题、解决中国问题的行政法学研究范式。我们要传承运用这一宝贵财富，主动应对时代机遇与挑战，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征程上肩负起新时代行政法学研究的历史使命。

第一，持续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理论的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2025年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五周年，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全面总结法治政府建设取得的新成效新经验，深入研究法治政府理论，推进法治政府理论的社会普及和域外传播。团结和带领行政法学界，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不断推出更多有分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第二，加快构建中国行政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行政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对于坚定法治自信，加快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顺应经济全球化、数字化的时代潮流，回应新的技术、新的社会交互方式对行政法治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立足中国国情和行政法治实践开展研究，对行政法学的理念、命题进行理论回应和知识更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结合新的时代需求，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合理借鉴国外行政法学有益成果，进行“以我为主”的转化性吸收，打造出融通中外的行政法学理论。

第三，聚焦政府治理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新问题开展持续深入研究。当前，执法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理论研究。如个别执法人员不作为乱作为、逐利执法、违规异地执法问题，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和从业管理问题，食品药品安全执法问题，网络时代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公务人员的避责问题，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形式主义问题等，都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入研究。构建行政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有直面复杂疑难问题的勇气和信心。我们要着眼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实际需求，充分调研、深入研究，形成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三、展望未来，加快构建中国行政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法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重要致信，为行政法学研究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行政法学研究会要提高政治站位，按照中国法学会党组的要求和《中国法学会2025—2029年工作规划》部署，扎实工作，积极进取，不断开创行政法学研究新局面。

第一，强化自身建设，在坚持政治引领中不断提升组织凝聚力。切实履行引领和把握行政法学研究正确政治方向的职责，不断完善政治引领的工作机制。健全党组织引领、理事会决策、秘书处执行、分支机构协同的治理体系，建设有温度、可信赖的行政法学法律工作者之家。

第二，繁荣理论研究，在构建中国行政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中不断提升学术引领力。建立健全有组织科研长效机制，指导并支持研究会下设的政府规制专业委员会、行政复议专业委员会、行政诉讼专业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围绕“构建中国行政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题积极开展学术研讨。协调研究会指导的学术刊物《行政法学研究》围绕“构建中国行政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题开展学术征文、评奖评优、组稿刊发等工作。

第三，加强智库建设，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不断提升社会贡献力。发挥智库作用，积极参与行政立法，推动行政基本法典和各部门法典编纂等立法工作；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开展对策研究，向中央有关部门报送对策信息，积极参与立法咨询和执法、司法论证，不断提高咨政建言、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不断提升“法治政府奖”“法治政府蓝皮书”等品牌活动传播力与影响力。

第四，服务人才培养，在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中不断提升发展源动力。立足时代需求，积极参与法学教育改革，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着力推进行政法学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建设。立足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团结人才、服务人才的职责使命，团结带领广大行政法学法律工作者再创辉煌。

铭记来时路，不负今朝志，奋进新征程。我们要以行政法学研究会成立四十年为新的起点，加强研究会自身建设，传承优良作风，深化理论研究，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基固本、开拓创新，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EDN ——

内容来自《民主与法制》周刊2026年第1期，本文章仅限学习交流使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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