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第一次开科录取47人，赵光义第一次开科录取500人

建隆元年正月，赵匡胤代周建宋，定都开封，改元建隆。同年三月，太祖御讲武殿，亲自主持礼部贡举人的覆试，这是大宋王朝开国后的首次开科取士。

太祖面对近臣直言：“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

此次亲试，以诗赋为考题，由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兵部尚书张昭等人考校，最终录取进士十九人，诸科二十八人，正式宣告大宋科举制度拉开帷幕。

建隆元年进士科榜首为杨砺，字汝砺，京兆鄠人，是大宋开国后的首位科举榜首。

杨砺于建隆元年举进士甲科，初授凤州团练推官，步入仕途。他因父丧去官，守丧期间绝水浆数日，以孝行闻名；服丧期满后，又因俸禄不足供养母亲，一度闲居不愿出仕，经乡旧亲友书信劝谕，才重新赴任。

杨砺历任陇州推官、光禄寺丞、秘书丞、屯田员外郎，外任鄂州知州时，以善政闻名地方。

端拱初年，宋真宗在襄王府时，杨砺迁库部郎中，充任王府记室参军，获赐金紫官服；真宗被立为太子后，杨砺判吏部铨，负责官员选任事务。

真宗即位后，杨砺拜给事中，不久召入翰林院为学士，咸平初年充任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旋即拜枢密副使，成为执掌军国机要的宰辅重臣。

咸平二年，杨砺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宋真宗对其离世深为痛惜，对宰相说：“砺介直清慎，有名于时，方膺重用，遽尔沦谢，深可嗟惜。”

真宗为此辍朝，追赠杨砺为兵部尚书，派宦官护送其灵柩归葬，成为建隆元年首科士子中官阶最高、恩宠最厚的一人。

建隆元年录取的十九名进士，除杨砺外，其余士子皆以科举进身，历任地方幕职、州县官与中央曹官，恪守职责，成为宋初稳定政局、治理地方的重要力量。

翁处易为兴化军莆田县人，登科后历任地方州县官职，勤于民政，治绩平实。

程浩然登建隆元年进士第，历任州县佐官与中央寺监属官，熟谙吏事，处理政务稳妥有序。

谭桓为广州番禺县人，因上书陈述安南边务，切中时宜，经朝廷召试合格，特赐建隆元年进士第，后任职南方州县，熟悉边地民情，参与处理边疆民政与防务事务。

这些进士大多出身普通，无门阀靠山，全凭科举入仕，任职期间皆能遵守官箴，处理刑狱、财赋、民政等事务，契合太祖拔擢孤寒、整顿吏治的初衷。

他们虽无惊天动地的功业，却以踏实履职填补了宋初行政体系的人才空缺，让新朝的地方治理快速步入正轨。

建隆元年首科除进士科外，还录取诸科二十八人，诸科涵盖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明法等科目，取士标准侧重经史记诵与律法吏事。

这些士子不通诗赋辞章，却精熟儒家经典、历代史事与本朝律法，是宋初行政实务的核心执行者。

他们长期扎根基层，熟悉地方民情与行政流程，能快速处理各类民生与政务难题，有效衔接中央政令与地方执行。

尽管诸科士子的名望不及进士科，但其实干之功，为大宋开国之初的政权稳定、社会安定提供了坚实的行政支撑。

建隆元年太祖亲试贡举，首开帝王殿试之例，打破了五代以来礼部独掌贡举、势家垄断科名的积弊，自此以后，帝王亲试成为大宋科举的固定制度。

太祖定下规制：贡举每岁举行，礼部先试，皇帝覆试，取士唯才是举，严禁请托、贿通等弊政；凡登科士子，无论出身、地域，一律依才授官，孤寒士子与势家子弟一体同仁。

此后历朝，大宋科举取士规模逐步扩大，人才选拔机制日趋完善，而建隆元年首科的规制与取士原则，始终被奉为祖宗成法，贯穿两宋科举制度的始终。

但是整体难度仍然很大，录取人数也较少，比起赵光义首次开科取士500人来说，可算是个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