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张之洞：63岁生了个儿子乐开花，长大后儿子却当了汉奸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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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1年，北京天桥刑场上，一声沉闷的枪响，结束了一个半百老人的生命。

围观的人群中或许有人知道，这个被作为汉奸处决的犯人，名叫张仁蠡。但更多人感到唏嘘的，是他显赫得吓人的身世，他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亲儿子。

可谁能想到，这位大清名臣在风烛残年视若珍宝的幼子，日后竟然会站在父亲穷尽一生心血打造的龙兴之地上，干出了令张家祖宗蒙羞的勾当，那他都干了些什么呢？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来聊聊～

庚子年的意外之喜

1900年，这时候的张之洞，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封疆大吏了。他在湖北深耕多年，开办汉阳铁厂，设立湖北织布局，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可以说，武汉之所以能成为近代中国的工业重镇，张之洞居功至伟。

根据胡钧编写的《张文襄公年谱》卷三十三记载，这一年局势极其危急，北方拳乱，列强入侵。张之洞在南方既要安抚洋人，又要弹压地方，还要顾着朝廷的脸面，心力交瘁。

张仁蠡就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出生了。

老年得子，通常只有两种结果：一是极度严厉，希望儿子继承衣钵，另一种就是极度溺爱，只求儿子平安富贵。

张之洞对次子张权是非常严厉的，曾因为张权在美国留学期间挥霍无度，气得张之洞大骂，甚至还要把他抓回来惩治。

但对张仁蠡这个老幺，张之洞没能硬起心肠。

张仁蠡出生时，张之洞已经63岁。等到张仁蠡刚满9岁（1909年），张之洞就撒手人寰了。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张仁蠡的成长过程中，严重缺失了父亲的管教。他懂事的时候，父亲已经是一张挂在墙上的遗像，是一个能让他享受特权的符号，而不是一个能拿着藤条教他做人的严父。

清官的遗产，是穷也是祸

很多人以为，张之洞当了那么多年封疆大吏，家里肯定富得流油。

恰恰相反，翻开《清史稿·张之洞传》，里面有这样一段评价：“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而家资由此亦渐乏。”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张之洞搞建设是个狂人，花钱如流水，只要对国家有利，几百万两银子他也敢扔进去。但他对自己非常抠门，公款一分不贪，死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

有多穷？《清史稿》里没细说，但根据当时张之洞门生故吏的回忆，张之洞去世后，家里竟然拿不出足够的钱办丧事。最后还是他的学生、亲信甚至一些被他提拔过的官员，大家凑份子，才勉强把这位晚清重臣安葬了。

父亲留下的物质遗产几乎为零，但张之洞这个名字的无形资产太大了。

张仁蠡虽然没分到多少真金白银，但他继承了父亲庞大的人脉网络。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他没有父亲的才干，没有父亲的风骨，却拥有父亲朋友圈的入场券。

张之洞死后，张仁蠡由兄长抚养长大。作为张家的老疙瘩，他在北平过着典型的遗少生活。凭借父荫，他读了大学，入了仕途。在抗战前，他甚至做到了河北省民政厅厅长。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他顶多也就是个平庸的官二代。

但是，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响了。

软骨头的抉择

抗战全面爆发，北平沦陷了。

这时候摆在张仁蠡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像很多有气节的文人那样，南下大后方，或者隐姓埋名，二是利用日本人的势力，维持自己优渥的生活。

张仁蠡选择了后者。

为什么？除了贪生怕死，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经济压力。他过惯了锦衣玉食的日子，据说还染上了烟瘾。父亲留下的清名不能当饭吃，但把这个名字卖给日本人，却能换来真金白银。

日本人也不傻。他们搞伪政权，最需要的就是这就种名门之后来装点门面。张之洞的名字在北方、在湖北，那是一块金字招牌。拉拢了张之洞的儿子，对日本人的宣抚工作大有裨益。

1939年，是张仁蠡人生的最低谷，也是他仕途的高峰。这一年，他接受了伪儒的任命，出任伪武汉特别市市长。

这不仅是叛国，更是诛心。

大家要知道，武汉是张之洞的基本盘。汉阳铁厂的高炉是他立的，长江上的码头是他修的，这里的百姓很多都念着张香帅的好。

结果，张香帅的亲儿子回来了。不是回来抗日，而是坐着日本人的汽车，在大批日军宪兵的护卫下，回来当了伪市长。

那一刻，张之洞如果在天有灵，估计能气得把棺材板掀了。

汉奸市长的政绩

在武汉当伪市长期间，张仁蠡干了什么？

根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的记录，张仁蠡在武汉任职期间，主要干了两件事：

第一，帮日本人搜刮物资，武汉作为九省通衢，是日军以战养战的重要基地。张仁蠡利用父亲的余威和自己的职权，极力配合日军征收粮食、金属和棉花。这些物资，最后都变成了打在中国军民身上的子弹。

第二，镇压抗日活动，为了向主子表忠心，他对武汉地下的抗日力量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最讽刺的是，他还经常要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大谈什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他站演讲的地方，离他父亲当年创办的学校、工厂可能只有几条街的距离。

他脚下踩着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父亲当年图强救国的汗水。而他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在出卖这个国家的未来。

后来，他又调任伪天津特别市市长，继续他的汉奸生涯，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迟到的审判

日本投降后，张仁蠡的好日子到头了，他很快被国民政府逮捕了。

有意思的是，当时因为局势混乱，加上张家确实还有些残存的人脉，张仁蠡在监狱里并没有立刻被处决，甚至一度还幻想能通过疏通关系保住一条命。毕竟，他是张之洞的儿子，这个身份以前无数次救过他。

但这一次，历史没有再给他特权。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政府接管了监狱。对于这些双手沾满同胞鲜血、出卖国家利益的巨奸，新政权的态度非常明确：严惩不贷。

1951年，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张仁蠡被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判处死刑。

宣判那天，没有冗长的辩护，只有冰冷的判决书。判决书上列举的罪状，每一条都是实锤。从武汉到天津，他为虎作伥的桩桩件件，白纸黑字，抵赖不得。

行刑的那一刻，51岁的张仁蠡跪在地上。不知道在那一瞬间，他有没有想起那个在庚子国难中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的父亲。

张之洞一生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他骨子里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写过著名的《劝学篇》，教导国人要知耻、要自强。

可惜，他的书被天下人读了，唯独没有教好自己的第十三个儿子。

老达子说

张之洞作为晚清名臣，为了挽救那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耗尽了最后一丝心血。他或许预见了大清的灭亡，但他绝对无法预见，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张仁蠡的堕落，固然有时代的裹挟，但归根结底，是个人信仰的崩塌。在民族大义面前，血统救不了你，父荫救不了你。

正如《左传》里那句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张之洞留给后世的是汉阳铁厂、是武汉大学，是一段洋务自强的佳话，而张仁蠡留下的，只有那一声枪响后的尘埃。

父子两代人，一个造就了城市的脊梁，一个抽掉了自己的脊梁。

历史有时候真的很幽默，只是这种幽默充满了黑色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