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这口音，出去丢的是整个中心的脸。」
新主任把调令拍在我桌上，让我下周一去仓库报到。
我在邺城市政务服务中心干了九年，接待群众上万人次，零投诉。
可他上任第一个月，就把我从窗口撵走了。
我没吵没闹，默默收拾了工位。
只是在走之前，我做了一件谁都不知道的事。
01
我在邺城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干了整整九年。
说是综合窗口，其实什么都办。
医保、社保、低保、残疾人补贴、高龄津贴、临时救助，老百姓搞不清该去哪个口的，最后都会被引到我这儿来。
我这个窗口有个特点——老年人特别多。
邺城是个三线城市，下面带着好几个县，进城办事的老人大多讲方言，普通话听不利索，更说不利索。
你跟他说「请提供您的社会保障卡」，他瞪着眼睛看你，不懂。
你换成本地话说「爷爷，把你那个绿色的卡拿出来」，他立马笑了，从贴身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来。
就这么简单的事。
我在这个窗口坐了九年，接待过的群众上万人次，系统里的零投诉记录从第一年一直保持到现在。
意见簿上隔三差五就有人留几个字，字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老人写的，什么「态度好」「讲话听得懂」「下次还找她」。
我不是没意识到自己普通话带口音。
有时候录个语音发给朋友，回放一听，自己都觉得那个翘舌音不太对劲。
但九年来从没人因为这个找过我的麻烦，领导没说过，群众更没提过。
我以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以为我会一直这么干下去。
我的工位抽屉里有一个旧文件夹，牛皮纸封面，很厚，边角都磨毛了。
同事小陈有一次帮我拿东西看到了，问我是什么。
我说是自己瞎整理的一些东西，没什么。
她也没再问。
那个文件夹在抽屉里躺了快两年，每隔一段时间我会拿出来翻一翻，改几个字，再放回去。
没人知道里面是什么，我也没跟任何人提过。
02
新主任是第九年年初来的。
钱嘉铭，三十二岁，从市局机关调下来的，据说是来基层锻炼镀金的。
他第一天到中心就开了全员大会，穿了一身笔挺的深蓝色西装，站在会议室前面环视一圈，先不说工作，说形象。
「政务服务中心是政府的脸面，窗口是脸面上的眼睛。老百姓进了这个门，看的就是我们的精气神。我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窗口形象。」
他说话很快，很有气势，每句话都像在念文件。
说完形象说纪律，说完纪律说考核，足足讲了一个小时。
散会的时候同事们交头接耳，说「这个新主任不简单」「年轻，有想法」。
我没太在意。
换主任这种事我经历过三次了，每一任来了都要烧几把火，烧完了也就该怎样怎样了。
但这次，火烧到了我头上。
上任第一周的周四下午，我窗口来了一个老大爷。
七十多岁，耳朵背，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是儿子替他写的，上面写着「办高龄津贴」。
我接过纸条，开始跟他核对信息。
我用普通话问了一遍，他没听懂，歪着脑袋看我。
我换成方言重新说了一遍，他「哦」了一声，开始从口袋里掏身份证。
就这个时候，我余光扫到一个人影停在我窗口侧面。
是钱嘉铭。
他背着手站在那儿，不知道已经站了多久，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手上没停，继续帮老大爷办。
方言和普通话来回切着用，把流程走完，老人签了字，我把回执单递给他，嘱咐他收好。
老大爷接过单子，冲我点点头：「谢谢你嘞，姑娘。」
他走了以后，钱嘉铭也走了。
一句话没说。
但我注意到他走的时候皱着眉。
第二天一早，还没到上班时间，内部通知群里弹出一条消息，是办公室发的：「请林若竹同志上午十点到主任办公室。」
我准时去了。
钱嘉铭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捏着一支笔在转。
他示意我坐，然后开门见山。
「若竹，昨天下午我在你窗口听了一会儿。」
我说：「嗯，我看到您了。」
他把笔放下：「你的业务我没意见，流程很熟。但有个问题——你的普通话不过关。」
我解释说：「钱主任，那个老人家耳朵不好，方言又重，我用普通话说了他听不懂，所以——」
他抬手打断了我：「那是他们的问题，不是你的理由。政务窗口服务用语有标准，普通话是基本功。你在这个岗位九年了，这个问题应该早就解决了。」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他的语气不算凶，但很硬，像是一个上级在跟你宣布一个已经定了的结论。
最后他说：「先注意一下，后面会有安排。」
我从他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走廊上正好碰到一个陌生的年轻姑娘。
二十五六岁，扎着马尾辫，穿得利利索索的，手里拿着一份报到材料。
她冲我礼貌地笑了一下，侧身让我先过。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孙晓曼，新入职，岗位待定。
当天下午，老同事赵姐上厕所回来经过我工位，压低声音跟我说了一句：「你注意那个新来的小孙，我中午看到主任带她在食堂吃饭，两个人坐一桌，说说笑笑的，不太像普通同事。」
我问什么意思。
赵姐说：「说不好，就是感觉态度不一样。她又不姓钱，看不出来什么，但你留个心眼。」
我没往深了想。
可能真的只是主任关照新人吧。
03
第二周的周一，全员周会。
钱嘉铭做了一个二十分钟的工作点评，大部分内容是夸。
说哪个窗口效率提升了，哪个科室材料报得及时。
但在最后，他话锋一转。
「不过也有个别问题需要注意。有同志在窗口服务中用语不够规范，口音重，群众反映听不清楚。这个事看着小，影响的是整个中心的形象。希望相关同志引起重视。」
他没点名。
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说谁。
那一瞬间，我感觉有十几双眼睛刷地扫过来，又迅速移开。
会议室里安静了两秒。
我低着头，盯着桌上的笔记本，握笔的手指关节发白。
散会后没人来找我说话，大家各忙各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只有赵姐路过我工位的时候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
那一整天我接待群众的时候格外小心，每句话都尽量用普通话说，说慢一点，咬字清楚一点。
可到了下午，又来了一个老太太，拄着拐，耳朵上别着助听器，一开口全是方言。
我用普通话说了三遍她都摇头。
最后还是切回方言才把事情办完。
老太太走的时候握着我的手不放，说「姑娘你人真好」。
我笑着说不客气。
可抬头的一瞬间，我看到大厅尽头的玻璃门后面有个人影晃了一下。
不确定是不是他，但心里还是沉了一下。
第三周，主任找我签了一份培训通知。
「市里组织的政务窗口人员普通话规范培训，三天，脱产。你去。」
我说好。
培训地点在市区另一头，来回要两个小时公交。
三天培训，内容是播音腔式的发音练习和标准话术朗读。
班上三十多个人，大多是各区县政务中心的年轻人，三十岁以下的占了大半。
我坐在最后一排，跟着念，有些音发不准，舌头怎么卷都不对。
旁边的小姑娘侧头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三天培训结束，我拿着结业证回到中心。
还没进大厅，远远就看到我的窗口台牌换了。
蓝底白字，打印得整整齐齐——「孙晓曼」。
我站在大厅门口愣了好几秒。
走进去一看，孙晓曼已经坐在我的位子上了。
她冲我笑了笑：「若竹姐，主任说你培训这几天窗口不能空着，让我先顶一下。」
我说好。
然后我去找主任问什么时候换回来。
他正在办公室看文件，头都没怎么抬：「先这样吧，晓曼在窗口也得锻炼锻炼。你先到后台帮忙整理一下材料归档。」
「那我什么时候——」
「到时候再说。」
他翻了一页文件。
我站在他办公桌前，看着他低头写字的样子，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那个窗口，不会换回来了。
04
第四周，正式的调令下来了。
一张A4纸，盖着中心的公章，关键那行字我反复看了三遍：「因工作需要，经研究决定，将林若竹同志由综合窗口调整至档案管理岗位（仓库），即日起执行。」
岗位调整的理由写的是「优化岗位配置」。
我拿着这张纸去找钱嘉铭。
「钱主任，我在综合窗口干了九年，考核年年合格，群众满意度一直在前面。调我去仓库的依据是什么？」
他靠在椅背上看着我，语气平淡：「中心有权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岗位配置，这不需要特别的依据。仓库工作也是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
「那窗口上的考核记录——」
「若竹同志，我理解你的情绪。但组织安排，希望你能服从。」
他的语气客气但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我站在那儿，手里攥着那张纸，指甲几乎掐进掌心里。
想说的话很多，涌到嗓子眼又全堵住了。
最后我说了一句：「好，我签。」
他递过笔来。
我签了名字，日期，放下笔，转身出去。
走廊上空荡荡的，下午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地砖晒得白亮白亮的。
我一步一步走回工位，开始收拾抽屉。
九年的东西不算多，也不算少。
几个旧水杯，一盒没用完的签字笔芯，一小盆养了三年的绿萝，一面折叠的小镜子，还有那个旧文件夹。
小陈坐在隔壁工位，一直偷偷看我，几次张了张嘴想说什么，都没说出来。
赵姐经过的时候停了一下，低声说：「若竹，你别太——」
我笑了笑：「没事，赵姐。仓库也挺好的，清静。」
赵姐叹了口气，拍拍我的手背，走了。
那天下班后，整个中心的人陆陆续续都走了。
我没走。
我一个人坐在已经清空的工位前，面前摆着那个旧文件夹。
我把它打开，一页一页地翻。
里面是我花了将近两年时间写的一份东西。
说不上什么大材料，就是我在窗口这些年攒下来的经验和想法，一点一点整理出来的。
我原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就是觉得应该写下来。
白天上班，晚上回家有时候会翻出来改改。
老公问我在忙什么，我说单位的事。
他也就没再问了。
那天晚上我把文件夹里的东西重新整理了一遍，又改了几处措辞，然后打开电脑打印出来，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
封口，写地址。
写地址的时候我的手有点抖。
不是害怕，是那种把一个憋了很久的东西推出去的感觉。
像是攥了很久的拳头终于松开了。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出门，路过邮局的时候拐了进去。
把信封递过窗口，交了邮费，拿了回执。
走出邮局的时候天很蓝，我站了一会儿，深呼了一口气。
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至少我做了。
05
仓库在中心后院，一栋两层旧楼的一楼。
推开门进去的时候，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地上摞着几十个纸箱，有些已经发黄发软，箱子上用马克笔潦草地写着年份——2016、2017、2018——最早的几箱还是2012年的。
角落里有一张旧铁桌，一把折叠椅，桌上落了一层灰。
一盏日光灯管挂在天花板上，开关拉了两下才亮，发出嗡嗡的响声。
这就是我的新工位了。
搬过来的那天上午，我抱着自己的纸箱从大厅穿过去。
那条走廊我走了九年，闭着眼睛都知道哪块地砖有个缺角。
经过综合窗口的时候，我忍不住侧头看了一眼。
孙晓曼坐在那儿，面前站着一个老人。
老人在说方言，说得很急，手指不停地戳着桌上的一张表。
孙晓曼一脸为难，身体往后靠了靠，说了一句：「大爷，请您说普通话好吗？我听不太清楚。」
老人更急了，声音大起来，嘴里呜噜呜噜全是方言，搓着两只手，额头上全是汗。
孙晓曼扭头看旁边的同事，同事正忙着，没空管。
我的脚步慢了。
停了大概半秒。
然后我抱紧纸箱，继续往前走了。
那不是我的窗口了。
仓库的工作很简单——整理过期档案，分类编号，登记造册，该销毁的打包，该保留的上架。
没有人来找我，没有群众，没有叫号机的提示音，没有「请到三号窗口」的广播。
只有日光灯的嗡嗡声和翻纸的沙沙声。头三天我还有点烦躁。不是因为工作累，是那种突然被抽离出去的感觉。九年了，我习惯了大厅的嘈杂，习惯了叫号机响个不停，习惯了抬头就是一张张焦虑的、茫然的、带着期待的脸。
忽然之间全没了。像是有人把声音关掉了。到了第五天，烦躁变成了一种空。到了第十天，空变成了麻木。每天早上我骑电动车来上班，不走前门，从后院侧门进去直接钻进仓库，整理到中午去食堂打饭，打完回来继续整理，下午五点准时锁门回家。不跟前面大厅的人来往。不是赌气，是没什么好往来的了。有一次赵姐中午来后院找我，拎了两个苹果。她看了看仓库，皱着眉说：「这地方连个窗户都没有，你在这儿待着像坐牢。」
我说习惯了。
赵姐坐了一会儿，欲言又止了好几次。最后她说：「前面窗口那个小孙，上周被群众投诉了一次。」我没问细节。赵姐自己说了：「一个老太太来办低保续期，小孙让人家填表，老太太不识字看不懂表格，小孙说了句'您不认字让家里人陪您来啊'。老太太当场就急了，在大厅里哭。」我抿了抿嘴，没吭声。赵姐看着我，轻声说：「你在那个窗口的时候，九年，一次都没有过。」我低头继续整理手里的档案：「那是以前的事了。」赵姐走了以后，仓库又安静下来。我蹲在纸箱堆里，手上在分拣，脑子里一片空白。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到了那个信封。寄出去快三周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可能石沉大海了吧。也正常。一个基层窗口的小职员往上面寄东西，谁会看呢。我把这个念头按下去了，继续搬箱子。
06
仓库第十五天。
那天早上我照常从侧门进来，刚打开仓库的灯，手机群里「叮叮叮」地响了一连串。点开一看，是中心的全员群，办公室主任连发了好几条通知——「紧急通知：省政务服务标准化检查组定于明日上午到我中心进行例行督查，请各科室窗口做好迎检准备。」「今日下午全员加班，打扫卫生、整理台账、准备汇报材料。」
「各窗口人员务必着正装，统一佩戴工牌，服务用语严格按照标准话术执行。」群里立刻炸了，一堆人回复「收到」。我也回了一个「收到」，然后锁上手机继续整理档案。没人来通知我做什么准备。仓库不在迎检范围内。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我听到前面大厅传来搬桌子的声音和急促的脚步声，嗡嗡嗡地闹腾了一整个下午。偶尔有人经过后院，透过仓库半开的门看我一眼，又匆匆走了。一直到傍晚六点多，前面的声音才慢慢安静下来。
我关了仓库的灯，从侧门回家。第二天一早，我到中心的时候就感觉气氛不一样了。大厅里被擦得锃亮，绿植重新摆过，窗口上的标识牌都换了新的。每个窗口的工作人员都穿着正装，坐得笔直。钱嘉铭站在大厅中央，西装笔挺，领带系得一丝不苟，手里捏着一份汇报稿，正低头过最后一遍。我从他身后绕过去，他连余光都没分给我。
九点整，三辆黑色轿车停在中心门口。省厅来了三个人。带队的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身材不高，戴着一副金框眼镜，头发往后梳着，步伐稳而慢。我站在后院门口远远地看了一眼——钱嘉铭迎上去，弯腰握手，满脸笑容。听他叫「周处长」。我转身回了仓库。仓库的门没有完全关上，虚掩着，能隐约听到大厅那边的动静。
检查组先听了钱嘉铭的工作汇报，然后开始实地巡查。隔着走廊，我能听到一群人的脚步声，走走停停的。偶尔传来钱嘉铭的声音，语调又快又亮，像是在解说一个精心准备好的展览。我蹲下来继续搬箱子，没太在意。大概过了四十分钟，脚步声越来越远，好像在往大厅那头走。又过了一会儿，声音变得断断续续，听不清了。我以为检查组快结束了。直到我听到一段不太正常的安静。大厅那边忽然没声了。
不是那种自然的安静，是那种所有人同时停下来的安静。持续了大概十几秒。然后我听到一个不太熟悉的男声说了一句什么，听不清内容，但语气很沉。紧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是好几个人的。而且越来越近。往后院方向来的。
07
我正蹲在地上分拣一箱2017年的旧档案，手上全是灰。脚步声在仓库门口停了。门被推开了。逆光里站着一个人——西装，金框眼镜，头发往后梳着。
是那个周处长。他站在门口扫了一眼仓库，目光停留在角落里堆到天花板的纸箱、落满灰的铁桌、那盏嗡嗡响的日光灯管上，然后落在了我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