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45年9月的一天夜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一处司令部灯火通明，作战地图摊满了桌子。刘伯承盯着上党一带的地形，沉声对身边的参谋说了一句：“阎锡山这一步，走得太急了。”这句话，说的是山西上党地区的局势，却也折射出抗战结束后中国局面的微妙变化。战争刚刚从对日作战转向政治与军事的双重较量，前线的每一步部署，都会在重庆那间谈判会场上产生回响。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之前不久，一架美制运输机刚刚从延安东关机场悄然起飞，机舱里坐着的，是中共中央派往各大战略方向的一批高级将领。那一次转移，既是战后新局势的开端，也为后来的两场关键战役埋下伏笔。其中，最受瞩目的人之一，就是被后人称作“战神”的刘伯承。
一、从延安东关到上党战场：战神登场的时机
1945年8月25日凌晨，延安东关机场上，一架道格拉斯运输机发动引擎，准备起飞。机舱中，陈毅、林彪、刘伯承、邓小平等二十位将领按预定计划，飞往山西长宁，再分别向华东、东北、晋冀鲁豫等方向展开行动。为避免消息泄露，这些人直到临行前一天才得到通知，匆忙整装登机。
那时抗日战争虽然已经迎来胜利，但新一轮斗争刚刚开始。蒋介石一方面借助美军运输力量，抢占东北、华北和沿海要地，一方面在重庆邀请中共进行谈判，试图在政治上掌握主动。毛泽东在送别这些将领时，很明确地强调了一点——前线战事打得越好，重庆谈判就越有底气。
飞机落地之后，林彪等人奔赴东北，陈毅等人南下华东。而刘伯承和时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则火速返回晋冀鲁豫根据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看似边缘、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区：山西上党。
就在刘邓回到前线的同一天，阎锡山就指挥第二战区部队，占领了屯留、长子、潞城、壶关、襄垣等上党地区的要点。对于刘伯承而言，这不仅是地图上的几个点位，而是直插晋冀鲁豫心脏的一把楔子。这块楔子如果不拔掉，不仅会影响根据地安全，更会直接关系到华北交通线的归属。
与此同时，重庆的蒋介石正在打另一盘棋。他一面在会场上与中共代表谈论“和平建国”，一面秘密命令胡宗南、孙连仲等部队沿华北方向快速前进，准备接收日伪武装和铁路枢纽。在蒋介石的计划中，打通华北铁路，是北上东北、控制全局的关键一步。
晋冀鲁豫地区当时仍有十万左右的日伪武装尚未放下武器，蒋介石要求他们只向国民政府投降，不得向八路军投降。这样一来，刘伯承和邓小平面临的处境，就变成了典型的腹背受敌：一边是阎锡山抢占要地，一边是国民党重兵北上。
在这种压力下，刘伯承没有选择后退，而是做出一个略显冒险、却极具远见的决定——先对阎锡山控制的上党地区下手，抓住先机，打出战略上的第一拳。
二、上党一战：以少胜多，重庆谈判的无形筹码
上党地区的重要性，很难用几句话说清。简单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