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死人了！314房间死人了！”
鸿运宾馆服务员握着手机，声音止不住发颤，慌乱地站在客房门口不敢动弹。
曾是知名周刊主编助理的徐小媚，因职场纠葛与私情败露，与主编周建新矛盾激化，多次争执不休、相互要挟。
没人能想到，这个外表标致、曾怀揣记者梦的女人，竟会手持杀猪刀，在宾馆内将周建新残忍杀害，还精心伪造了自己远赴日本的假象。
01
2003年12月18日清晨6时40分，北京卢沟桥刑场的铁门被缓缓推开，寒风裹着枯草碎屑，刮过空旷的场地。
徐小媚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囚服，袖口磨出了细细的毛边，头发用一根黑色皮筋简单束在脑后，露出光洁却毫无血色的额头。
她的双手被手铐锁住，金属冰凉的触感顺着指尖蔓延至手臂，每走一步，手铐便发出“哗啦、哗啦”的轻响，在寂静的刑场上格外刺耳。
刑场的天空难得放晴，阳光毫无遮挡地洒下来，落在地面的碎石上，反射出细碎的光，却照不进徐小媚眼底的灰暗。
押送她的法警步伐沉稳，每一步都踩得坚实。
徐小媚的脚步有些虚浮，却没有丝毫挣扎，只是微微低着头，目光落在自己的鞋尖上——那是一双黑色的胶鞋，鞋尖沾着一点未清理干净的泥渍，是从看守所到刑场的路上蹭到的。
“站好。”法警的声音低沉而平静，没有多余的情绪。
徐小媚停下脚步，缓缓抬起头，目光越过刑场的围墙，望向远处隐约可见的房屋轮廓。
她的嘴唇动了动，喉咙里发出一声细微的哽咽，没人听清她在说什么，只看见她的眼眶瞬间红了，泪水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顺着脸颊滑落，滴在囚服的前襟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旁边的法警轻声提醒：“还有最后十分钟，有什么遗言，可以说。”
徐小媚猛地吸了吸鼻子，抬手用袖口擦了擦眼泪，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
她张了张嘴，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我想我妈，想我女儿……”
话说到一半，便再也说不下去，肩膀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压抑的哭声冲破喉咙，变成一声撕心裂肺的呜咽。
没人上前安慰她，刑场上只有寒风的呼啸声和她的哭声交织在一起。
没人忘记，这个此刻哭得狼狈不堪的女人，十天前刚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她曾是《中国青年报大教育时代周刊》的主编助理兼办公室主任，凭着标致的容貌和伶牙俐齿，在媒体圈小有名气，走到哪里都能收获旁人羡慕的目光。
“我不后悔。”徐小媚突然止住哭声，抬起头，眼底的泪水还未干，眼神却变得异常坚定，甚至带着一丝狠厉。
她一字一顿地说，“是他逼我的，我没办法，我只能杀了他。”她的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仿佛在诉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往事。
法警看了她一眼，没有接话，只是抬腕看了看手表。
阳光渐渐升高，驱散了些许寒意，却没能温暖徐小媚早已冰冷的心。
她再次望向远方，目光变得涣散，像是在回忆那些早已逝去的日子——那些她曾引以为傲的荣光，那些小心翼翼维系的光鲜，那些藏在虚荣背后的挣扎，还有那个被她亲手毁掉的生命，以及她自己本该拥有的、却最终化为泡影的人生。
风又起了，吹乱了她的头发，也吹散了她最后的呜咽。
刑场上的寂静被再次打破，这一次，没有哭声，只有手铐轻响，和远处隐约传来的鸟鸣，预示着一场落幕，也无声诉说着一个由虚荣引发的，无法挽回的悲剧。
02
徐小媚原名徐小妹，1973年10月生于宜昌葛洲坝家属院，父亲是铁路干部，母亲是家庭主妇，家里四个女儿，她排行最小。
家属院的平房连成一片，每到傍晚，家家户户的炊烟和饭菜香混在一起，徐小妹却总不爱和邻里的孩子疯跑，常常坐在自家门槛上，翻看父亲藏在抽屉里的报纸，嘴里念叨着报纸上的文字。
15岁那年，她拿着自己的作文本找到语文老师，语气坚定：“老师，我以后要当作家，要去北京，再也不待在这小地方。”
也是这一年，她自作主张把户口本上的“徐小妹”改成“徐小媚”，回家后被父亲骂了一顿：“好好的名字改什么，净整些虚头巴脑的。”
徐小媚梗着脖子反驳：“这名字土气，配不上我以后要过的日子。”
1988年，徐小媚考上当地水电学院，出落得亭亭玉立，身高一米六五，眉眼清秀，最出众的是一张嘴，见人就笑，说话句句贴心。
她常常把自己写的诗歌散文投给当地小报，每发表一篇，就会买两块水果糖，分给同宿舍的同学，脸上满是藏不住的得意。
课余时间，她报名参加电台客串主持人，每次录制前，都会提前半小时对着镜子练习语气，连站姿都反复调整。
1992年毕业后，徐小媚被分配到宜昌市西陵区幼儿园当老师，每月工资一百二十八元。
前来提亲的人踏破门槛，她却一概拒绝，偷偷和在葛洲坝工地工作的英俊青年李伟相恋。
1994年底，两人结婚，婚房是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平房，墙上贴着廉价的壁纸，摆着一套二手家具。
婚后第二年，女儿出生，徐小媚的日子变得琐碎而枯燥，每天围着孩子和家务转，昔日的作家梦被柴米油盐淹没。
她开始频繁外出，要么去报社投稿，要么去电台客串，常常深夜才回家。
李伟对此颇有怨言：“你能不能安分点？家里有老人有孩子，你整天在外瞎折腾，像话吗？”
徐小媚听后火气十足：“我不想一辈子当家庭妇女，我有我的梦想，你不懂就别瞎逼逼！”
两人争吵不断，最凶的一次，徐小媚摔碎了桌上的搪瓷碗，嘶吼着：“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1995年底，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女儿判给李伟抚养，徐小媚收拾了简单的行李，揣着攒下的八百块钱，登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
初到北京的徐小媚，住在海淀区的一间地下室，月租一百五十元，阴暗潮湿，一到下雨天就漏雨。
她四处找工作，屡屡碰壁，直到1998年5月，通过同乡介绍，加上她伶牙俐齿，如愿进入《人民日报海外版》当记者。
可她没经过专业培训，不会采访，不会写深度报道，每次交上去的稿子都被编辑打回重写。
半年后，她实在混不下去，主动辞职，先后跳槽到三家小报，每份工作都做不过三个月。
同事背后议论她“只会耍嘴皮子，没真本事”，徐小媚听到后，表面不在意，夜里却躲在出租屋里偷偷掉眼泪。
她不肯放弃“记者”这个身份，哪怕工资微薄，哪怕受尽委屈，因为这是她在这座大城市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光鲜。
1998年夏天，徐小媚去北京展览馆采访，急匆匆进门时，撞到了正在值班的武保卫。
武保卫身高一米八三，留着小平头，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手里拿着对讲机，看到徐小媚摔倒在地，连忙伸手去扶。
“对不起，对不起，我太着急了。”徐小媚连忙起身道歉，抬头看到武保卫的大眼睛，又补充道，“我是记者徐小媚，河南人，听你口音，咱们是同乡？”
武保卫腼腆地点点头，脸上泛起红晕：“我是河南周口的，来北京打工，在这当保安。”
徐小媚立刻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以后有什么事，可找我帮忙。”
那天之后，武保卫常常给她打电话，语气恭敬又羞涩，徐小媚渐渐对这个单纯真诚的年轻人动了心，两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
而她不知道，这场始于同乡情谊的爱恋，终将和权力纠缠在一起，成为她悲剧的伏笔。
03
徐小媚与武保卫确定恋爱关系后，两人租住在海淀区一间十余平米的出租屋，日子虽清贫，武保卫却始终对她体贴入微，下班就买菜做饭，从不舍得让她受累。
可徐小媚骨子里的虚荣从未消散，她依旧频繁跳槽，直到2001年8月，成功应聘到《中国青年报大教育时代周刊》，见到主编周建新的那一刻，她再次看到了“捷径”。
徐小媚故意夸大自己的从业经历，谎称自己曾策划过多个有影响力的新闻选题，周建新被她的伶牙俐齿和标致容貌吸引，加之周刊确实缺人，便当场约她第二天面试。
面试时，周建新的暧昧意味愈发明显，暗示她“只要跟着我干，保证你有前途”。
徐小媚心领神会，刻意迎合，没过多久便被提拔为主编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职位提升后，徐小媚愈发张扬，见人就以“主编助理”自居，渐渐看不起依旧是保安的武保卫，两人争吵越来越多。
“你能不能有点上进心？总当保安能有什么出息？”徐小媚常常对着武保卫抱怨，武保卫却只是沉默，他知道两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却始终不肯放手。
与此同时，徐小媚与周建新的关系愈发亲密，频繁私下见面，周建新给她买名牌衣服、送首饰，满足她的虚荣心，而徐小媚也顺势依附于他，希望能借助他的权力，实现自己“知名记者”的梦想。
可她没想到，周建新只是将她当作消遣，从未真心想帮她，甚至在她提出升职要求时，屡屡推诿。
2001年11月，徐小媚与周建新的私情被武保卫撞破，武保卫气得当场与周建新争执，却被周建新的手下赶了出去。
回家后，武保卫与徐小媚大吵一架，提出分手，徐小媚又急又怕，一边哭着挽留武保卫，一边谎称自己是被周建新逼迫的。
可转头，她又找到周建新，要求他给自己一个说法，却被周建新无情斥责“别不知好歹”。
徐小媚的虚荣心被狠狠挫伤，她不甘心自己依附已久的权力化为泡影，更不甘心被周建新玩弄后弃之如敝履。
不久后，她被报社辞退，失去了光鲜的职位，武保卫也对她日渐冷淡，双重打击之下，徐小媚的恨意彻底滋生。
她找到周建新对峙，要求周建新赔偿她的损失，可周建新不仅拒绝，还出言羞辱她，甚至威胁要曝光两人的私情，让她在京城无立足之地。
走投无路的徐小媚，终于动了杀心，开始盘算着一场致命的报复。
